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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豐子愷舊居日月樓） 豐子愷（1898—1975）以樸實卻蘊含哲理的漫畫及散文著稱，李叔同（弘一法師）是他年輕時的導師。豐子愷17歲時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做預科生，李叔同擔任音樂教師。在豐子愷的記憶里，李先生高高瘦瘦，身穿整潔的黑布馬褂，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表情威嚴，“溫而厲”。 豐子愷受李叔同最深的影響就是“認真”兩個字，他在《懷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寫道：“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于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后來豐子愷連一些小習慣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說寫信時先寫信封，邊寫邊說：“弘一法師就是這樣子的。“ （豐子愷畫弘一法師李叔同） 豐子愷喜歡吃素，一點兒豬肉也不吃，但是吃些海鮮，酷愛吃蟹。別人問他，煮蟹不是很殘忍嗎？他說：“口腹之欲，無可奈何啊！單憑這一點，我就和弘一大師有天壤之別。”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門前，把一些書物贈與豐子愷，其中有一包照片，是李叔同過去生活中的舊照，豐子愷把它們珍藏在老家浙江省桐鄉縣石門鎮的“緣緣堂“。 抗戰爆發后，豐子愷帶著一家老小顛沛流離，一路跋山涉水，又是乘船，又是長途汽車，又是火車，一路把頭發都逃白了，逃到遵義，住了好幾年，隨后去了重慶。弘一法師的那包照片沒來得及帶走。豐子愷萬分遺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記述”緣緣堂“被毀經過，懷念那些弘一法師的遺物。 （豐子愷畫女兒豐一吟） 數年后，豐子愷接到“天津某居士”的信，內附弘一法師給豐子愷的那套照片。原來，這位居士叫張伯麟，當年曾寫信給豐子愷，請求復制弘一法師早年的照片，豐子愷慷慨地將照片寄往天津，張伯麟翻印后將原件寄還。張伯麟在報紙上看到豐子愷的文章，專門重印了一套，設法找到豐子愷的地址寄了過來。照片失而復得，豐子愷萬分驚喜。 豐子愷喜歡江南，抗戰勝利后，一家人從重慶坐長途汽車回到上海，路上走了好多天。到上海后，住在廣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庫門，一家人擠在一間房子里。上海的中國畫院請豐子愷去當領導，他再三推辭，后來“三顧茅廬”，才同意。就是在這段時間，豐子愷頂下了長樂邨聯排別墅里的一套房子，取名為“日月樓”，在這里一直住到去世。 （豐子愷女兒豐一吟現在的書桌） （豐子愷上海舊居日月樓的書桌） 在李叔同那里，豐子愷學會了寫生畫法，打定主意專心學畫，把一生奉獻給藝術。豐子愷畫畫很簡陋，隨便趴在一張小課桌上就畫起來。墨不講究，硯臺也不講究，人家送給他一個端硯，他隨手送給別人，毛筆只有狼毫沒有羊毫，好壞也不計較，用完后也不清洗懸掛，而是飽蘸墨汁，再套上銅筆套。畫畫之前他會拿木炭條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后來有人看見他的畫上有木炭條的痕跡，就說是贗品，哪有這么有名的畫家畫畫還用木炭條的？他的女兒豐一吟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解釋這個事，但后來有人再造假畫的時候，反而會用木炭條。 60年代，豐子愷每天早上4點多就起來，偷偷畫畫。《護生畫集》第六集100幅畫就是偷著畫完的。他親手糊制了牛皮紙大袋子，說要“交愛我者藏之”，分別送給了他最喜歡的弟子胡治均、兒子、孫女、外孫女各一套。 （豐子愷女兒豐一吟） （豐子愷） 李叔同不僅教豐子愷音樂、繪畫，還教他做人。豐子愷家的信箱中經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信，熱心讀者希望豐子愷能夠贈畫給他們。在今天看來，這屬于“無理要求“，但豐子愷一般收到這樣的信件，都會在一個星期內就畫好，回寄給人家。50年代以后豐子愷就不賣畫了，他生前沒有人買過他的畫。 豐子愷在教育子女方面十分獨特，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他從不要求孩子們做什么，而是任由他們根據興趣自由發展，永遠不使其失卻童心。他只喜歡孩子，孩子長大就“不喜歡”了。 （豐子愷和女兒豐一吟） 如果碰到螞蟻搬家，豐子愷教育孩子不能傷害它們，還要用小凳子放在螞蟻搬家的路上請行人繞行。這叫“護生”，他的《護生畫集》就是這個意思。他在《護生畫三集自序》中說：“護生者，護心也。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后拿此心來待人處世。”他的很多畫都是來源于兒女的嬉戲，看到哪個孩子有個有趣的舉動，就馬上畫下來。 當年他在桐鄉設計建造“緣緣堂”，也是處處為孩子著想。“緣緣堂“空地上有滑梯、蹺蹺板、沙坑、跳高用的架子，院內還有竹子、大樹，親友的孩子們都來玩，把這里當做公園。 （豐子愷畫作） 50年代末，豐子愷的幼子豐新枚考入天津大學精密儀器系，豐子愷經常給兒子寫信，其中一封寫道：“明年4月，全家都去北京，回來時去游天津。天津確是個好地方，我向往已久，因為李叔同先生在天津出生。” 上海淮海中路與陜西南路交口處不遠，有幾幢西班牙式聯排別墅，正是豐子愷當年住過的長樂邨，這里有七排洋房，129個單元，每個單元都是兩到三層的坡屋頂房子，豐家的“日月樓“在39弄93號。前些年，豐子愷的后人多方設法購回”日月樓“的二、三兩層，經整修復原為“豐子愷故居”，曾一度對公眾開放，后來因為鄰居有意見而關閉。（文：何玉新）
（豐子愷上海舊居日月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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