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日，北京大學研究生院主辦，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北京大學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聯合承辦的第三十九期“黌門對話”在北京大學舉行。 “黌門對話”是北京大學研究生院組織的系列高端學術論壇活動，通過邀請知名專家學者，圍繞特定的議題，進行對話與研討，以引導學界與社會對跨學科與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從而推動思想的碰撞、對話、交融與創新。對話主題是“宗教文化與經濟發展：以中古時期的佛教熱、寺院經濟為中心”，對話內容包括“中古時期的佛教熱與社會經濟發展”、“人間佛教”與“多元宗教與社會經濟”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謝重光、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數據中心和空間數據中心教授鮑曙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侯旭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游彪、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李四龍、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付海晏、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建波等，在宗教文化與經濟發展方面具有創新性見解或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知名專家學者，應邀參與本次對話。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雷鳴、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王華春、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熊金武、西北大學外語學院教授胡竹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副主編陳鳳玲、知識產權出版社編輯楊曉紅也應邀出席。本次對話活動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亞光主持。來自校內外的60余名師生參與了本次對話活動。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輝教授受邀出席并致辭。張輝簡要回顧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這兩個學科的發展情況，既談到了近些年來這兩個學科所取得的成果，同時也點出了這兩個學科當前面臨的困境。此外，他指出，當前的中國應該要有自己的經濟學理論，而本次關于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問題的對話正是一次重要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 游彪：當前佛教社會史研究須重視佛教文化的傳承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 游彪認為，當前從事佛教研究工作的學者主要集中于哲學界與宗教界，而真正將佛教寺院經濟與社會史聯系到一起則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迄今為止，元、明、清時期的宗教社會史研究相對有限，特別是佛教在民間的影響與發展仍有待進一步探究。鑒此，今后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應當嘗試拓展新視野，形成新的探究風氣。針對當前寺廟文化底蘊相對匱乏的現狀，他認為應當加強研讀佛教經典著作，逐步形成佛教經典探究的風氣，增強寺廟的文化厚重感。對于學者而言，應該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佛教思想的精妙之處，以新的思路與視角理解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宗教的發展。 謝重光：佛教的世俗化進程導致中國古代寺院經濟發展形態的變遷 謝重光認為，佛教研究應該將寺廟視為一個組織，將寺廟里的僧人視為一個人群。佛教的興起首先應歸功于其精深、精密的哲學體系，其次應歸功于其有效的組織形式。正是通過信仰和各種文化活動的形式，佛教寺廟逐漸形成當時的社會文化中心。憑借寺廟的這一角色，佛教的世俗化日益加速，并成為民間文化的重要成分，進而反過來削弱了寺廟社會文化中心的功能。在中古時期，大量世俗的土地和勞動力被施舍給寺院；而到了明、清時期，寺院的土地反而被世俗土豪所侵吞。寺院經濟前后變化現象的背后，正是佛教的世俗化進程。 侯旭東：佛教研究需要自上而下的觀察與自下而上的信仰理解相結合 侯旭東認為，佛教作為一個外來文化，對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古時期佛教寺院確實是當時的文化中心。從精英文化的層面看，《高僧傳》中有不少佛教寺院講經的活動記載，佛教思想屬于當時思想界的重要辯論議題范疇，對當時精英文化產生重要影響；從民俗方面看，佛教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慈善事業、救濟事業、中醫學、風俗習慣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福報觀念、功德觀念深入人心，以致于人們容易將之視為簡單的迷信行為。因此，佛教研究應當將社會自上而下的觀察與老百姓自下而上的信仰理解相結合，以更廣闊的視野去分析與理解佛教對于中國歷史社會的影響。 周建波：佛教盛行為中古時期的中國帶來經濟發展與思想觀念領域的新變革 周建波認為，佛教對中國古代經濟形態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古代的社會經濟活動更多地依賴于血緣關系開展；而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中國古代社會在血緣關系配置資源、國家強制力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又加入了信仰的紐帶，從而在組織形式上改變了中國。而中古時期的佛教熱，與當時佛教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密不可分。中國的信仰并非單一的儒釋道，而是多元的儒釋道三教合一，佛教在中古時期對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重塑、對中國傳統經濟的演化與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李四龍：北宋之后“人間佛教”重塑佛教在中國社會的話語權 李四龍指出，從哲學的角度看，北宋之后佛教思想創新歸于沉寂；然而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看，佛教在北宋以后并不能算衰落，反而是真正地觸及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宋代之后，佛教形象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是中國社會對佛教的關注中心發生了變化，即從早期的高僧逐漸過渡到寺院；其次是佛教在中國社會的話語權逐漸旁落，僧人在中國精英階層的影響逐步降低，佛教與僧人形象被精英階層逐步黑化。然而，佛教在民間的影響力卻逐步深化，對民俗活動、底層群眾的思想觀念產生重大影響。從這一角度看，“人間佛教”重塑了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話語權。 鮑曙明：多元化、規范化和高端化是當前宗教發展的三個基本趨勢 不同于前幾位對話嘉賓，鮑曙明從當前宗教發展的視角闡述其觀點。他指出，宗教世俗化問題不僅僅是宗教問題，同時也是國家需要關注的重要話題。宗教世俗化將會影響一個社會的政治穩定與經濟分化情況。而當前全球范圍內的宗教發展主要呈現以下三個基本趨勢——多元化、規范化與高端化。我們在研究未來宗教市場、宗教社會乃至宗教發展趨勢時，需要著重關注這三個基本趨勢背后可能潛在的風險，即多元化促成多樣化的減少，規范化的結果導致非規范化風險的增加，行業高端化直接導致很多低端宗教的小事，動搖高端宗教的基礎。 李伯重：歷史上佛教思想在中國宋明時期的儒家改造過程中曾發揮重要作用 李伯重首先指出，宗教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今天的經濟發展并不僅僅是一個現實情況，還應當被視為一個長期發展的結果。具體到中國古代的社會發展而言，宋代以后佛教對中國社會確實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佛教最重要的價值觀念與組織方式均被融合進宋明理學的相關范疇中，眾生平等、突破血緣關系等佛教核心觀念逐漸成為儒家文化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如同近代西方基督教在近代化社會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樣，佛教思想中最精華的部分滲入主流價值觀，進而對后世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關于佛教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與影響機制解釋問題，仍有待學術界作進一步的思考與探究。 付海晏：近代中國的寺院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付海晏認為，不同于中古時期佛教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近代中國的寺院經濟影響表面看似乎不大，其具體影響有待進一步探究。以田產與房產為例，盡管中古時期與近代時期的寺院經濟均涵蓋田產與房產，但是具體的經濟收益與管理效益呈現顯著的差異性與不確定性，難以深入追究。因此，寺院經濟在近代社會形態中所發揮的作用有待于我們通過近代宗教調查統計材料、以傳統探究方法與新方法相結合的方式作出進一步探究。此外，不同宗教間的比較視野、縱向歷史發展視野與全球化視野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寺院經濟發展的問題。  此外，與會師生就宗教的財富觀、佛教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趨勢、宗教世俗化進程與影響、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社會之間的博弈機制、宗教與經濟活動之間的互動性、宗教在新時期中國鄉村文化建設中的角色等方面的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暢談了彼此的認識與理解。最后，周建波對本次對話活動作簡短總結，談了三個方面的收獲：第一，中古時期的佛教發展史啟示我們，基本價值觀念在社會上被廣泛貫徹之后，將通過另一種正式制度加以體現；第二，宗教是人類的重要組成部分，教義、教規、組織和活動組成一個網絡，其中教義的改變將引起宗教其他方面的改變，以致于影響宗教與社會的后續發展；第三，社會發展需要各種文化的融合，和而不同對于中華文化的崛起具有重要意義。 （周建波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社會經濟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副會長、教授；沈博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黌門對話”：以中古時期的佛教熱、寺院經濟為中心探討宗教文化與經濟發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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