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在天一閣看范欽的藏書

      天一閣和范欽，對喜歡藏書的人來說并不是陌生的，甚至可以這么說，天一閣是藏書人向往的圣地，而其主人范欽則是藏書人十分敬佩的大家。我喜歡藏書，也敬佩那些為買書和藏書節衣縮食的藏書家，更喜歡去各地的書院和藏書閣看看，使自己開開眼界，豐富自己的藏書知識，提高自身的收藏水平。那年的一個初秋，我去寧波走親訪友，趁此機會，到天一閣走一走，了解數百年前范欽這位大藏書家的藏書情況，看看他那豐盛的藏品，享受一場精神大宴。

       天一閣位于浙江寧波市海曙區，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也是亞洲現有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天一閣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是當時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的私家藏書樓。范欽喜好讀書和藏書，平生所藏各類圖書典籍達7萬余卷。到范欽80歲去世時，天一閣已藏書7萬多卷。其中以明代地方志和登科錄最為稀珍。盡管范欽為了保護藏書而訂立了嚴格的族規，世代的子孫嚴格遵循“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教，但終因年代過于久遠，藏書還是有很多的失散。及至四十年代藏書只存1.3萬多卷，僅及原藏書的五分之一左右。天一閣現在的圖書陳列，按照時代分四個部分，分別是”明代藏書樓“、”清代藏書樓“、”民國時期藏書樓“、”新建紀念性藏書樓“。

       現在的天一閣，己經演變成博物館了。這是一個以藏書文化為特色，融社會歷史、藝術于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天一閣博物館環境幽雅，園林精美、建筑古樸，富有濃郁的地方特色。除了藏書豐富，天一閣在防火、通風、防潮方面也獨具特色。藏書閣明為二層，實為三層，其中的暗層為藏書庫，光線幽暗，陽光不能直射入室內，這點充分體現了設計者的藏書構想。樓下共分六間，以應"地六分成"之義。此外，西偏間，東偏一進，直邁墻壁，不儲藏書籍，以免外面的潮氣侵襲，二來透風。后列的中櫥之中，又有二小柜，再西一間排列這十二個中櫥，櫥柜之下各放置有英石一塊，以達到吸濕的作用。同時，采用各種防蛀、驅蟲措施保護書籍。

       天一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知識寶庫，其藏品涉及到天文、地學、理工、醫藥、農業、水利、印刷術、陶瓷器、古跡建筑、手工業、港口史、邊界劃定、民族發展、農民起義、地方文化、政治制度、科舉沿革、人物傳記等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我在天一閣逗留了半天時間，雖然只看到極少量的范欽藏書，但對他的藏書壯舉欽佩不已。范欽是我國歷史上杰出的、最有成就的藏書家之一，范欽所收藏圖書以方志、政書、科舉錄、詩文集為特色。由于一度位高權重，范欽的一部分藏書為官署的內部資料，這也是普通藏書家難以獲得的。在他解職歸田后，便建造藏書樓來保管這些藏書。范欽最早的藏書樓名為“東明草堂”。辭官歸家之后，隨著藏書的增多，亟需興建新的藏書樓。

       范欽根據鄭玄所著《易經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語，因為火是藏書樓最大的禍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 所以取名“天一閣”。將新藏書樓命名為“天一閣”，并在建筑格局中采納“天一地六”的格局，樓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書閣是硬山頂重樓式，面闊、進深各有六間，前后有長廊相互溝通。樓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康熙四年（1665年），范欽的曾孫范光文又繞池疊砌假山、修亭建橋、種花植草。樓上一大間，樓下成六間，并名為天一閣。園林以“福、祿、壽”作總體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獅一象等景點。風物清麗，格調高雅，使整個的樓閣及其周圍呈現出別具一格的江南私家園林風貌。范欽建筑了天一閣，他對自己的杰作是十分滿意的。當時閣內儲有藏書七萬多卷，多數系宋明的木刻本和手抄本，有的是稀有珍本和孤本，在當時文士學子中頗有影響。范欽也常常邀集當地的名士到天一閣飲酒談詩。他在《上元諸彥集天一閣即事》詩中寫道：“闐城花月擁笙歌，仙客何當結軫過。吟倚鰲峰夸白雪，笑看星駕度銀河。苑風應即舒梅柳，徑霧含香散綺羅。接席呼盧堪一醉，何來心賞屢蹉跎。”

       范欽曾任兵部右侍郎，雖然是一個官吏，他卻是一個有著文化良知和健全人格的人，他曾經頂撞過擁有巨大權勢的皇親國戚，為此他遭受到了丈打的重刑，還曾進過監獄，但他沒有絲毫的畏懼，剛正不阿，始終毫不顧惜地堅持自己的信念，他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是一個真正稱職的藏書家所具有的超越常人的堅定與無畏，是一種對正義的堅守與捍衛，更是一種對自身信仰的矢志不渝。范欽他生平好學，性喜藏書，為搜集圖書，遍訪藏書名家和各地坊肆。他每到一地，都特別留心搜訪當地的文獻。與其他偏重於版本的藏書家不同的是，范欽重視當代人的著作，故其藏書以明刻本為主，尤其是明代地方志、明代政書、明代實錄、明代詩文集特別多，頗有些"厚今薄古"之意。如《軍令》、《營規》、《大閱覽》、《國子監監規》、《武定侯郭勛招供》等官書，屬當時的"內部資料"，一般藏書家即便有意收藏，也決非輕易可以覓得。 范欽平生還喜歡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縣李氏萬卷樓的殘存藏書，存書達到了七萬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錄最為珍稀。范欽收藏日富，范欽同邑另有位藏書家豐坊，范欽與之交往甚善，并常去豐坊的萬卷樓借閱抄錄。后萬卷樓不幸遭受火災，豐家無意續藏，劫余之書多讓歸范欽。范欽臨終前，把家產分為兩份，一份是"天一閣"及其藏書；一份是一萬兩銀子，讓兩個兒子挑選。長子范大沖挑選了"天一閣"及藏書，并遵照父親"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訓，立有許多規矩。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詔開始修撰《四庫全書》，范欽的八世孫范懋柱進獻所藏之書638種，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測繪天一閣的房屋、書櫥的款式，興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閣”，用來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庫全書》，天一閣也從此名聞全國。

       范欽超越前人的藏書思想，具有高度的事業性、科學性、預見性和可行性，在歷代藏書家中是極為少見的。他不像歷代多數藏書家那樣醉心于珍本秘籍，卻鐘情于當代的文獻資料，包括明朝的實錄、邸抄、揭貼、招供、地方志、進士登科錄、名人傳記及詩文集等，其中許多是一般藏書家不屑一顧的所謂“時人之集”、“三式之書”、“下邑陋志”，而范欽卻不遺余力，盡心搜集，每有所得，如獲至寶。為此，藏書獨具特色，他的藏品即使是國內各大圖書館也難以見到。比較有特色的有兩大類：一是明嘉靖年間刻印的全國各地方志二百七十四種；二是明朝鄉試、會試登科錄四百十一冊。這些古籍都是研究古代尤其是明朝歷史、勝地、人物，風俗以及各地氣象、水文、地質、礦產等寶貴資料。范氏原藏中，明代地方志和科舉錄占了特殊重要的地位，這也是與范欽所堅持的“人棄我取”的方針是分不開的地方志是一種記載翔實包羅萬象的“地方性百科全書”，其中許多史實是正史中無法查到的，尤其是那些統治階級鞭長莫及的偏鄉僻壤，所編的方志更能反映一個地方的歷史。現存的明代地方志中，纂于明嘉靖年間的約占總數百分之七十，這與范欽所處的時代有極大關系。其間有少數明代棉紙抄本，如嘉靖《翁源縣志》卷末題記記載，此志由纂修《廣東通志》的需要而纂輯，當時尚未刊行，僅“一樣二本，一本附學立案，一本附縣立案”，這樣罕見的底本，亦被范欽搜覓到了。此外，還有陜西、貴州、云南、廣西等邊遠地區的一些地方志，除天一閣收藏外，別處無跡可覓。例如北京大學歷史系從弘治《趙州志》中，發現了有關石橋建筑的資料；河南省水利局在嘉靖《太康縣志》等十六部方志中，輯錄了四百多條歷史上的旱澇記錄；著名古琴學專家查阜西先生為了訪求古代琴史、琴譜，曾帶領一批中青年古琴工作者遍游全國，結果在天一閣發現了兩部從未見過的明刻古琴譜：《浙音釋字琴譜》和《三教同聲》；同東中醫學院從《玉機微義》、《明醫雜著》等明刻醫書中采集了有關古代中醫學資料。

       天一閣原藏中亦不乏其它方面的珍版善本，如至正刻本《古樂府》十卷，元左克明編，卷一左下方有“四明東明子參校”題記，正文有范欽朱墨批校和抄補。其中現在流傳的《焦中卿詩》無“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兩句；“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句下，無“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兩句；“寡婦赴彷徨”句，“赴”不作“起”；是書乃左氏原本未經后人竄改者。此外，還有不少名貴的手抄本，如明代正德年間吳氏撰輯的大型類書《三才廣志》手抄本，據說從未刻印過，至今也沒有發現第二部手抄本，被譽為“稀世之珍”。

       除藏書外，范欽還收藏了許多很價值的碑貼，其中有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漢《西岳華山廟碑》，明《萬卷樓貼》和《義瑞堂貼》等，是研究我國明及明代以前書法篆刻藝術的寶貴資料。可惜在清中期以后，這些珍貴的碑貼絕大部分已散佚。天一閣所刻的書，經范欽親自校訂并流傳至今的有《范氏奇書》，計二十種。至今閣中尚存明刻版片數百塊，是研究我國明代雕版印刷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范欽不但是一個大藏書家，也是一個文學家。他不僅深諳文韜武略，而文采亦不輸當時文人。他的詩歌樂府，人稱有漢魏之風，且頗具處世哲理，例如《有車篇》日：“有車不畏太行山，有舟且上翟唐灘，何況人心險惡不可測，戈矛只在談笑間。昔為猛虎步，今為羝羊藩，使我不得舒心顏，擊我缶酣，且歌嵯嵯、戈矛將奈。范欽豐盛的藏品，也為其創作文學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時，衡量一個人的學問多寡的標準，一是要看資質的賢愚，二是要看讀到書的多少，歷史上的大學問家，很多都有著讀過大量藏書的經歷。范欽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范欽著述有《天一閣集》、《四明范氏書目》、《煙霞小說》、《撫掌錄》、《奏議》、《草朝遺忠錄》、《明文臣爵謚》、《古今諺》等。清代藏書家張金吾就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人有愚智賢不肖之異，學不學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學者，必先讀書，欲讀書者，必先藏書，藏書者誦讀之資，而學問之本也。”藏書對于做學問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古人藏書，還有著增長學問等實際功用。根據我的實際經驗，古代人是這樣，現代人也是這樣的。

       藏書是為了使更多的人有機會閱讀先賢的著作，傳承歷史，傳承文化。讀書使人增長知識，更能使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所謂“學可濟人，學可正人”。藏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要花費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范欽為了保護藏書而訂立了嚴格的族規，世代的子孫嚴格遵循“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教。范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這個族規還明確了處罰規則，即：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如此嚴格的族規，使天一閣藏書樓成為許多范氏后代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么。

       范欽這位大藏書家，秉承著傳統的“以獨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藏書思想，將藏書束之高閣。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數以萬卷的藏品，被人閱讀和研究的還不多。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征存在著。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天一閣藏書的歷史，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圣。盡管如此，中華的藏書文化，應當在我們手中能得以保存，并傳承下去。余秋雨先生說得好，“只有書籍，才能讓這么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么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么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

       從天一閣走出來之后，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略顯沉重，一方面，我為天一閣幾百年來能夠保存數以萬卷的珍貴書籍和文獻資料，堅守中華文化陣地而高興，另一方面，又為那些流失的珍貴文獻而痛心疾首，盡管當時也是出于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不過，最讓我欣慰的是，通過天一閣，這個數百年前古人智慧的結晶，折射出中華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我被范欽老先生的書癡精神所折服，敬佩他的偉大舉措。也為我們國家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