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與文物研究 | 輻輳與輻射：嵩山地區早期文明發展模式探索

嵩山地區既是一個地理概念，同時又是一個包含諸多文化共性的文化圈。它并非指狹義的登封一地，而是指包括登封在內，以登封為中心，以太室山、少室山為主體，包括伊川、偃師、鞏義、滎陽、新密、新鄭、禹州、汝州等地的廣大地區。這一區域是古人心目中的“天地之中”，在中國古文明的發展進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并最終形成輻輳與輻射的文明發展模式。

嵩山地區文化的中心性，早在舊石器時代已初露端倪。最近10多年來，經過系統調查，僅在嵩山東麓就有300多處舊石器遺址或地點發現，其中在屬于淮河水系的賈魯河、潩水河、洧水河等河流上游河谷地帶的發現尤為豐富。調查與發掘資料顯示，在距今5萬年前后至2萬多年的嵩山東麓地區，經歷了一個古人類發展的繁榮時期。以鄭州老奶奶廟為代表的嵩山東南麓地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正處于現代人類及其行為出現與發展的關鍵時期段，同時這一地區作為中國與東亞大陸的核心地區，也是晚更新世人類與文化向南北與東西方向遷徙與交流的中心。

進入新石器時代，嵩山地區作為文化的中心地位日趨明顯。目前這一地區有關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資料較少，見諸報道的有新密李家溝、許昌靈井遺址發現有新舊石器時代過渡的文化遺存。

河南境內的新石器中期文化以裴李崗文化為代表，也是這一時期我國最早發現的一支考古學文化。自1970年代發現以來，共發現遺址160多處，分布于河南省大部分地區，其中以嵩山周圍最為密集。

從大的區域分布上來看，它說明這一時期在環嵩山地區的低山丘陵地帶和沙河中游為中心的平原地帶形成了兩個中心，其中嵩山地區分布范圍更廣、密度更大。與裴李崗文化基本同時，與之毗鄰分布的考古學文化，有位于豫北晉南的磁山文化，渭河和漢水上游地區的白家文化，以及海岱地區的后李文化 （后發展為北辛文化），而且這幾種文化之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緊密相聯的。彼此之間存在著許多共性，是年代相近、互相影響的。

分布于嵩山及其周圍地區的仰韶文化，以大河村類型（或稱為秦王寨類型）、閻村類型為代表。這一時期古文化的發展仍保持著其中心的位置。其表現為：一是與它的源頭文化即裴李崗文化分布范圍高度重合，重點分布在嵩山周圍及伊、洛、潁、汝河流域。二是存續時間上前后相繼，可以說和整個仰韶時代相始終。尤其是大河村遺址，仰韶文化延續2400年左右，包含了仰韶文化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全過程。三是與周邊的文化有著密切的交往和聯系。其與東部的大汶口文化，南部的屈家嶺文化均有文化的交流。

龍山文化時期，嵩山地區以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禹州瓦店古城址的發現而彰顯其中心的地位。這些龍山文化城址有三個重要的特點，一是集中出現于嵩山東、南麓的潁河、雙洎河流域。二是在所有龍山文化城址中，規模相對較為宏大，有不等的中小聚落拱衛，凸顯大型聚落中心的地位。三是均出現在我國第一個王朝夏的重點活動區域，且與文獻記載的夏禹、夏啟相關聯。

二里頭文化的分布區，與文獻記載的夏人活動的區域相一致，主要分布在豫西嵩山周圍和伊洛平原一帶，以及晉西南汾水下游等地區。其大型的核心聚落仍處在嵩山及其周圍。夏代之后，商代的都城在早期也是環嵩山而分布的。盤庚遷殷，以至商代后期都朝歌，雖然都城偏離嵩山，但中岳嵩山一直被殷人崇奉為岳神。據對殷卜辭的整理，關于“岳”的貞問有 566條，其中46條是作為人名而用的，其他皆用來指稱殷人祝禱的對象——岳神，可見嵩山在殷人心目中的地位。

西周初年，武王在定都鎬京的同時，為了便于控制東方，便考慮在今洛陽市區一帶營建洛邑。周人認為自己是夏族的后人，因而嵩山也是周人的祖山。武王時已有了在靠近“天室”建都洛邑的計劃。東周時期，隨著平王遷都洛邑，現今的洛陽一帶成為名符其實的王室所在地。周人以嵩山為其政權核心，使嵩山地區“天地之中”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確立。

嵩山地區之所以成為華夏文明的核心，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獨自生成的。其中，對四周文化精華的匯聚與吸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這種交流與融合，一開始就是雙向的，既有對外來文化精華的吸收，同時又以其核心的地位影響四周。可以說，這種文化與文明的互動，貫穿于社會發展的全過程。

早在舊石器時代，嵩山地區就成為南北的通道和東西方遷徒的中心，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吸收了南方礫石工業、華北小石器工業、石葉工業和細石葉工業的因素，形成了交流融合明顯又自成一體的特點。新石器時代，從裴李崗文化文化到仰韶、龍山文化，均有周邊文化的進入和影響。仰韶文化晚期，在嵩山地區大約同時有來自于長江中游地區的屈家嶺文化和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融入。

興起于嵩山周圍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是在當地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和新砦期遺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考古發現它的來源并不單純，而是包含了相當多的非本地文化傳統的外來文化因素，以至于有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并非直接來源于本地。比較典型的如源于晉南說，源于山東說，源于東南說。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學者們從局部、從某一個特定的范圍和領域關注到了二里頭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周邊地區的重要影響。二里頭文化的興起與發展，既以本地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和新砦期遺存為基礎，同時又受到了周邊地區文化的強烈影響，吸納了周邊地區諸多的文化因素，這也正體現了嵩山地區文化發展的“輻輳”現象。

二里頭文化對四周文化精華的匯聚與吸收，是多方面、多方位、多層次的，既有表層所體現的直接吸引，同時又有文化交流中深層次的融合，從而不斷豐富其文化內涵。嵩山地區特殊的地位優勢和文化傳統，在兼容并蓄的基礎上，促進了中原王朝文明的誕生。

逮至商周，文明中心地位的確立，使得嵩山地區具有更加廣闊的視域，獲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和文明成果，最終在“三代之居”的河洛之間，形成璀璨的中國早期文明。

嵩山地區在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除了表現為廣納百川，融匯四方，吸收周邊地區先進的文化因素以外，同時又以文明核心的地位影響著周邊地區，將文明的光芒輻射至四面八方。

夏商周三代，是王國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時期。以嵩山地區為中心，王國文明一旦形成，勢必會將文明的種子以強大的力量灑播至更為廣闊的疆域。夏文化以嵩山地區為核心，影響到了更為廣闊的區域。考古學資料表明，二里頭文化除了在以嵩山為中心的豫西地區、晉南地區和豫東有密集的分布之外，在冀南、晉中、內蒙古、陜西、甘肅、山東以及江淮地區、江浙地區、江漢及峽江地區等均有文化的交流。

商湯滅夏，商人初據有夏之居，四出征伐，拓地開疆，邦畿千里。尤其是隨著五次大規模的遷都，經略之地，此消彼長，構成了以商都為軸心、控制“四方”“四土”、波及“四至”的廣闊疆域。

及至兩周時期，以封藩建邦為主要手段，中原王朝的勢力和文化影響遠播至東北至遼河流域，西至渭河上游，西北至汾河流域，東至山東半島，南抵江漢流域，東南至長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等更加廣闊的區域。

嵩山地區早期文明以其發展的源頭性、連續性、中心性和融合性而獨樹一幟，從而成為“天地之中”觀念的歷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