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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 紀念翻譯家傅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小小的庭院，滿是各種各樣的玫瑰花，在春日的陽光下，盡情綻放。微風吹過，花朵輕輕搖曳，似在傾訴著什么。不僅僅是花香，雅致精巧的兩層花園洋房內，充滿了濃濃的書香氣。可以想象居住在這里的一家子，生活應是平靜安適、充滿意趣的。 這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和文藝評論家傅雷的居所。就在安定坊5號內，和家人度過了十七個年頭。直至1966年，政治風暴襲來，一夜之間，院內的玫瑰摧殘凋零，傅雷和他的夫人雙雙含恨棄世。  繁華喧鬧的江蘇路向南，隨處可見一些花園洋房和新式里弄，中二小區、忠和坊走過去，就是月村。月村北側正是安定坊。安定坊也是一條花園弄堂，如它的名稱一樣顯得清凈整潔。現在的大門像極了高檔小區的入口，西式的柱頭高聳，裝飾派的花紋里一點都看不出這是個老住宅區。弄內一幢幢西班牙式假三層的花園洋房，共5幢18個單元聯列式分組建筑，其中23號是獨立的一幢。建造時每戶都有一個小花園，建成后分單元出售或頂租，由竹籬圈隔，呈現出20世紀30年代上海居住建筑的風貌。建筑外墻面用干粘鵝卵石作面層，斜屋頂，門窗略帶弧形，從外觀上看顯然也是當時滬上白領和中上層知識分子居住的地方。 如同其他老房子的命運一樣，安定坊也已成為各色人等的混居之所。傅雷舊居5號就在弄堂門口，是一個獨家小院，院內一幢米黃色的三層洋房掩映在春日的綠蔭里，院子里鋪著灰白色的地磚，有點清冷，沒有想象中的滿院玫瑰。是啊，什么樣的玫瑰即使經過摧殘也可以經久不衰呢？傅雷喜歡玫瑰，精心栽種了五十多種純種玫瑰，每到盛開時節，應是姹紫嫣紅，芬芳四溢。住在附近愚園路上岐山村的好友施蟄存先生是他家的常客。天氣好的時候，兩人就坐在院子里賞花喝茶聊天。夫人朱梅馥嫻靜溫婉，是他的賢內助，也很喜愛玫瑰，常常會剪幾枝下來，插在餐桌的花瓶里。曾看到過幾張傅雷夫婦的老照片。最打動人的一張是他們在自家小院里的合影。一襲素淡旗袍的朱梅馥嫻靜溫婉，臉側向一邊，露出燦爛的笑容，旁邊的傅雷坐在藤椅上，嚴肅的面容竟然也微微帶有笑意，背后花草繁茂，看著讓人心里暖暖的，讓人不由得想起趙詠華的那首《最浪漫的事》，兩個人相互扶持，一路風雨地走過來，不離不棄。 從1949年入住安定坊以來，傅雷始終兢兢業業地進行著自己的翻譯事業。那時的他，精力充沛，滿腔愛國熱情，每天早起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日常瑣碎，然后回到三樓的書房里，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閱讀、翻譯、改稿，一部部外國名著翻譯出來。他興趣廣泛，用大量的時間來研習書法，搜求碑帖、字畫和古董。如若因其他雜事耽誤了時間，他就會利用休息時間將其補回來，就這樣充實地忙碌著。二十歲的兒子傅聰奔赴波蘭參加鋼琴比賽并在外留學，對兒子的思念牽掛之情讓他寫了一封封家書，把兒子作為朋友一樣地探討藝術、音樂、文學，人生……從1954年到1966年6月，他一共寫了兩百多封中文信件以及九十多封英法文信件，后來被匯編成有名的《傅雷家書》，從而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素質教育的經典范本。從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偉大的人格。正如樓適夷在《傅雷家書》的序中所說：“一顆純潔、正直、真誠、高尚的靈魂，盡管有時會遭到意想不到的磨難、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齒于人群的絕境，而最后真實的光不能永遠掩滅，還是要為大家所認識，使它的光焰照徹人間，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尊敬和愛。” 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曾回憶說：“傅先生是好人。有幾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醫藥費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醫院看病。我不去，他就發脾氣。我看病回來，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兒住在浦東。有時我去看女兒，如果晚上八點還沒回來，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幾次我把飯煮爛了，覺得真過意不去，趕緊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沒有生我的氣，高高興興吃爛飯。還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趕緊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說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沒有責怪我……“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頭于書房寫作。來了客人，占了時間，他當天晚上就多工作一會兒，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有時候，我到書房里擦玻璃窗，他連頭也不抬，一句話也不說，只顧自己工作。他的脾氣非常直爽，見到不對的地方，就當面‘開銷’。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溫和，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從未見過傅太太發過脾氣，她整天笑嘻嘻的……”周菊娣從二十九歲起就在傅家工作，盡管與傅雷夫婦非親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處，如同一家人。在傅雷夫婦晚年，長子傅聰在英國，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就是周菊娣。解放前就在愚園路上賣手表的林老板，還記得住在這條路上的傅雷夫婦。傅先生來給太太買過一只瑞士寶路華表，方形的，金表帶，一口南匯話，很客氣，臨走還連聲說：“交關謝謝。”林老板有一張法文說明書請教傅先生，兩天后就拿來了抄寫得工工整整的譯文。 傅雷生性耿直，為人坦蕩，說話做事從不矯揉掩飾，尤其是在學術上更是直言不諱，就連朱梅馥也說他“脾氣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終是難免的。”像許多正直善良的人一樣，在那個風雨飄搖，是非顛倒的年代，經過一番批斗、侮辱、抄家以后，看著滿園的玫瑰花被連根拔起，家里一片狼藉的時候，傅雷夫婦已經無法忍受心里的憤懣與冤屈。 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只好以死來抗爭。留下一封用小楷寫就的遺書，與妻子靜坐無言，直到凌晨，從容地喝下一大瓶毒藥。朱梅馥沉靜地安頓好自己的丈夫，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下兩條長結，大圈，懸于窗前自盡而死。死前他們還不忘用棉胎鋪在地上，免得發出聲響，驚擾他人。那是9月2日，走的那天，朱梅馥對阿姨說：“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熙良）家給我借身干凈的來。”她不要讓自己死得太難看。在傅雷的遺書中，有兩點提到了保姆：舊掛表一只，舊小女表一只贈保姆周菊娣。 600元存單一張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愿她無故受累。一個小信封里裝有現鈔53.50元，傅雷寫明：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施蟄存回憶他最后一次去傅宅的情景：“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的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時值1966年的8月，施蟄存剛被批斗過，想去看望一下傅雷，誰知也是同樣的境況。不久，就傳來了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消息，而傅宅就真的是鴉雀無聲了。回想起這些情景，再看眼前景象，心中一陣悲涼沉重。曾經芬芳的玫瑰花杳無蹤跡，傅雷先生已去。屋內已是面目全非，沒有當年的痕跡和遺存。這幢歷經了歷史風霜的花園洋房，并不會因此淡出我們的視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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