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烏鎮看了易立明導演的“等待戈多”,極為感動,似乎這么多年我一直是在等待這一版“等待戈多”的問世,其流暢親切的臺詞完全打破了我入戲的困難,甚至把我的觀劇變成了一次認真聆聽和學習的機會。最讓我高興的是,過去含含糊糊理解的東西變得清晰了,過去得到的一些音符變成了旋律,終于貝克特的這部經典不再嚇退我,我可以小心翼翼地走近它的世界,而內心的感恩自然就會油然升起。 我很早就知道貝克特的大名。1978年,當我閱讀楊·克諾布夫的“布萊希特戲劇手冊”時,就發現布萊希特非常推崇貝克特,認為他的戲劇是屬于未來的戲劇。布萊希特也非常喜歡“等待戈多”。1953年,他就開始著手處理“等待戈多”的德譯本,準備自己執導這部作品,可惜沒有完成。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關注“等待戈多”,但看了幾個國內外版本的演出后,覺得這部劇非常乏味,就打消了研究這個劇本的想法,而只是籠統地把這個劇本總結為是表現生命的無意義,于是,這部作品的含義被我簡化又簡化,在某種意義上,我完全切斷了通往這部經典的道路。 沒想到,過了那么多年,易導對這部作品的解讀又打開了我的視角。他的文本,他和演員們的舞臺呈現讓我看到了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所以此文絕對不是評論,而只是想記錄一下:這場演出是如何讓我理解劇本和導演的演繹。 劇本的形而上層面: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 看完易導的這個版本,我對被稱為是流浪漢的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這兩個人物有了新的認識。這兩個人物沒有具體的身份,只是身上帶有微弱的個性特點,弗拉基米爾像一個讀書人,而艾斯德拉貢則是常挨打的底層人。這兩個人物幾乎一直待在某個地方轉悠,也非常熟悉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在我看來就是“精神領域”。這兩個人物似問非答的交談,反映了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思考的一些與形而上有關的問題,譬如:上帝到底是善還是惡?上帝還起什么作用?人們為什么還在期待上帝?以及這種期待的實質是不是與絕望和死亡有關?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兩個人物當然很難被觀眾理解,因為他們的任務不是完成日常的各種動作和動作線,而是要促使觀眾思考作者自己想思考的問題。這在當時肯定是驚人之舉,就是在現在也成為了不少人走近這一作品的障礙。 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以斷斷續續,神神叨叨的談話對上帝主宰的生命(在西方起碼是長達兩千年的傳統)提出了置疑,并以一種“非現實主義”的手法回答了當時社會普遍的問題:存在的價值。貝克特把這兩個人物設定為上帝創造的亞當和夏娃(當然現在也可以是一對可愛的基佬),他借弗拉基米爾的口說道:“你看上帝他老人家,造人的時候就怕一個人受不了,造個亞當不還配了個夏娃嘛”。這句話清楚地點明了:這兩個人物就是上帝的造物:人類。他們幾乎形影不離,他們也無法承受一個人獨處帶來的孤獨,在某種意義上,這無疑也是造物主給與的恩賜。這兩個人以習慣的等待來“善待”自己的生命,等待是他們的一種下意識行為,是完全無法控制的行為。那么他們為什么要等待戈多呢?戈多究竟是誰呢?戈多實際上就是控制生命的上帝,令人失望的上帝,把人世搞得亂七八糟的上帝,像惡魔般的上帝,因為上帝沒有阻止人類的劫難。以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為代表的歐洲精神,經歷了人類一段黑暗歷史后,看到的不僅僅是滿地的廢墟,而且也幾乎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精神傳統:譬如人文主義變得像胡蘿卜那么細小。但最終,他們還是要轉向上帝和圣經,轉向精神家園的發源地。但他們同上帝的關系也非常奇特,一方面他們質疑自己和上帝的關系,譬如自問:向上帝懺悔究竟有什么用處?同時,他們也置疑上帝作為救世主的意義,弗拉基米爾提到了上帝只救了同時被釘在十字架上兩個小偷中的一個,從而間接地置疑懺悔的意義,擔心上帝不會很快把他們收去,而是讓他們在地獄萬劫不復??偠灾浇痰膫鹘y在他們的心目中已經開始粉碎,他們感到困惑。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以等待的方式肯定他們與上帝的綁定(艾斯德拉貢說:“我問你咱們是不是跟他綁定了?”),從而表現他們對上帝的“忠誠”。即使他們對上帝抱有懷疑,但他們仍然不厭其煩地用反問來抵消這樣的懷疑。那么他們等待的具體內容又是什么呢?死亡,他們等待的是死亡。弗拉基米爾說:“每個人都得背負自己的那點罪孽,直到死。直到被遺忘,才能解脫。”在他的眼里,“這世界就是停尸房”。面對人世的無意義,唯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能被上帝早早地收走。這兩個人物的談話充分說明了,歐洲的精神已經處于衰老的階段,臨近死亡的邊緣。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精神領域的缺席又會讓他們產生對新精神的饑渴。抬頭而望,精神大樹幾乎完全枯萎,但樹枝上的每一片新葉能會讓這兩個人發出驚訝的聲音,毫無疑問這片新葉象征了一種絕望,一種充滿新希望的絕望。這充分表現了他們這兩個人身上的悲劇成分,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高級的喜劇成分。 精神層面的枯竭也表現在這兩個人物對思考的看法。他們不停地說話,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這樣就可以不用去思考,也不要去凝聽。正如弗拉基米爾所說:“我發現思考本身不是最可怕的,通過思考形成的思想才是最可怕的。千千萬萬死去的人怎么死的?”這幾句話不就充分說明了貝克特對西方哲學的譴責嗎?!西方精神的一個鼻祖亞里士多德說過:人生最終的價值在于覺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顯然戰后的精神對這種說法表示了懷疑。二戰后不少哲學家提出了質疑思想史的問題,就證明了這點,而貝克特是第一個把這個問題拋到了舞臺上。 當然,這兩個人物的等待也是充滿戲劇性的,一方面當他們沒有耐心時,他們會想放棄,會想閉上自己的嘴,會想各奔前程, 但另一方面他們又非常執著,因為等待這一意愿,而不是真正的行動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意義。他們努力在這種消極狀態中找到生存的動力。而每當他們等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可愛的天使(以一個小男孩的形象),來重新點燃他們的希望。這一希望可以解釋為是戰后經濟開始復蘇,可以是存在主義的出現,反正是地平線上的某種新風景罷了。在下半場,天使明確地提出了他是該隱(兩兄弟中的一個,專門趕山羊),也就是惡天使,從而表明了他們等待的無非就是上帝和魔鬼的重疊。也說明了他們自身也并非無辜之人。 貝克特筆下的形而上世界是衰敗的,是形而上世界的一次自我譴責,那么他的形而下世界又如何呢? 劇本的形而下層面:波卓和幸運兒 貝克特非常清楚,組成社會的不僅是上層建筑,而且還有不可缺少的經濟基礎。他把波卓和幸運兒帶入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的世界,可謂是聰明之舉。波卓一上臺就明確告知這兩個糊涂蛋,這里是他的地盤,無非是要說明他就是這里的上帝。然后就以虐待幸運兒的行為來殺雞給猴看,并想以此激怒這兩人的怒氣和反抗。波卓也完全不搭理他們提出的問題,并看穿了他們懦弱的本質(暗示:二戰時,德國知識分子的失聲,包括流亡),并巧妙地回避了他們的責難。波卓說:“想一想,如果命運捉弄我,我有可能會是他(奴隸幸運兒),他有可能會是我,人各有命?!泵鎸@一哲學命題,面對為統治者辯護的這種陳詞濫調,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幾乎完全失聲。 上半場,幸運兒的那段有關上帝的獨白,也就是波卓認為的“一段思想”非常精彩。幸運兒說:“有個胡子雪雪白的上帝,他的存在超越了時間,超越了空間,他在那個冷漠的高處深愛著我們每個人,當然也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例外,不被上帝所愛,但是時間將會說明上帝會和那些不被他所愛的人一起經受苦難,同時時間也還能夠證明,就算生活在苦難里,就算生活在烈火里,但是如果這烈火繼續燃燒,就會點燃蒼穹,就是會把地獄炸上天……”。這段話多少有點牧師的口吻,牧師慣于用這樣的解釋來對被壓迫者進行疏導,好讓他們看到天上地獄的消失,好讓他們憧憬上天的翠藍。但對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來說,幸運兒的遭遇雖然讓他們不安,但對他們沒有任何觸動,就像希特勒上臺時,很多知識分子也毫無警惕那樣,因為他們完全不了解百姓的訴求,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可以迷惑百姓的途徑。在波卓和幸運兒走后,他們也只是感謝波卓和幸運兒幫他們消磨掉了點時間,完全忽視現實的本質。 下半場,當波卓和幸運兒重新出現時,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因為長久地等待已經變得完全麻木,好奇心似乎也已經蕩然無存,面對世俗的衰敗(瞎眼)他們只是不斷地在玩文字游戲。弗拉基米爾說:“生命就像在墳墓上生孩子,還難產……我們有時間去變老,空氣中充滿了我們的哭喊聲,但習慣讓我們對這種聲音麻木了。”麻木不仁成為了他們的告白。 很明顯,貝克特筆下的現實世界充滿了壓迫和殘暴,只是很容易消失在那些所謂“勤于思考的人”的懶惰中。 上吊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世界的紐帶 在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的世界里,上吊是他們唯一想要做的試驗,也是唯一接地氣的動作。但就連他們尋死的行為都沒有一點幸運兒的英雄氣概,而是充滿了諷刺的意味。劇終,他們不僅沒有足夠長的繩子,就連說話的底氣也無影無終。貝克特是否要通過上吊的失敗來暗示他的同代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無能呢? 這里,我聯想到最近讀到的一篇文章,文章談到沃特金斯在他的著作《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的第二章,提到了德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格呂內瓦爾德的祭壇畫。這副畫上的耶穌顯然患有“梅毒”,文章的作者認為這一極其丑陋的耶穌為人類共有,他遭受了人間的殘酷和苦難才變成了這一慘象。我非常同意作者的觀點,只是聯想到“等待戈多”這個劇,我突然發現耶穌身上的傷痕只是表象,人精神上的“梅毒”才真正令人畏懼。最可怕的是這種精神梅毒似乎已經沒有“死亡”的可能性了。 易立明導演對“等待戈多”文本的貢獻 文本的清晰是這次演出不可忽視的特點。我就是因為認真地聽了文本,才產生了新思路。從文體來看,這個譯本不僅沒有去掉所謂的“不雅之處”,而且語言也非常平易近人,朗朗上口,極有韻律。易導在兩年前就開始建組排練這個劇,就因為文本過于晦澀,而且缺少了一些內容,決然中止了排練。此后,易導找了很好的翻譯,參考了幾種語言的文本,和演員一起,才定下了演出本,前前后后花費了有一年多的時間。戲上演后,他們依然在斟酌每一個字。 “觀后感”等我下次看完后再寫吧。我至今記得,當戲演到結尾時,我流淚了,但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在為這兩個非英雄感到遺憾呢,還是對人類徹底的無能感到悲傷呢?就是在寫此文時,我還一直聽到波卓有力的鞭打聲,難道這一聲音是為了提醒我的麻木嗎? 后記 貝克特1952年寫下的這個劇本記錄了他對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各種感觸。他強調了宗教在現實中的衰亡,暗示了歐洲文明的困境,特別是人的生存的尷尬境地。他通過兩個小人物無窮盡的等待,把漫長的人生總結成了一個意愿和一個動作,從而完成了他對人類文明史的譴責。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當時內心的無奈,但我并不覺得他本人會有絕望的感覺,因為他的這個劇本同時還表現了他的詼諧、他無法克制的嘲諷,特別是他要用新劇本來表現新時代的強烈愿望。在美術界,是杜尚用他的小便池來終結新藝術時代,而在戲劇界,是貝克特以“等待戈多”開創了新戲劇的時代。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后來那么多導演會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和表現形式來演繹這部作品。以弗拉基米爾和艾斯德拉貢為代表的群體終于取代了哈姆雷特,不存在活著還是死去的問題,而是怎么死的問題了,是通過上帝已死還是通過人類的自殺? 很明顯,二戰后的貝克特是要把他的絕望和沒有答案的問題告訴我們,他本能地感覺到傳統的自然主義戲劇已經無法表現社會,也無法表現人的狀態,他必須為新時代,為新的迷茫的時代寫作。于是他寫了一部與他的那個時代同步的作品。只是當時他萬萬沒有想到,他開創的所謂的“荒誕戲劇”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已經成為現實的平常,已經成為我們分析社會的樣本,已經成為真正的經典,所以他的作品變成了一段歷史的總結,更是變成了預言。謝謝易導,謝謝劇組的全體成員。我相信,他們花了一年多時間搞的文本以及他們的舞臺呈現必定會在中國戲劇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李健鳴 20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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