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只有中國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間斷過的文化。從外在原因上說，這是由于半封閉的大陸性地域、農業經濟格局、宗法與專制的社會組織結構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一個穩定的生存系統決定的。但從內在原因上看，則是因為中國文化所蘊含的強大生命力。這種強大的生命力主要表現在：源于多樣性的生機力、源于統一性的同化力、源于包容性的融合力、源于倫理性的親和力、源于民族歷史意識的延續力、源于變易性的創造力。
一、源于多樣性的生機力
中國文化自其發生期始，就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這首先是復雜的地理環境造成的。中國歷史上的疆域極為遼闊，各地的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經濟、政治水準也參差不齊。不同的地理環境和物質條件，使人們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在衣食住行方面，中國各地歷來就存在很大差別，久而久之就形成各種不同的風俗習慣。農業民族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土地的依賴，發展成重農輕商的安土重遷的觀念。但生活在海濱的人民卻把海洋視為生活的必需和財富的來源，不但把漁業、鹽業作為主要產業，還致力于海上交通和與海外聯系。西域的一些綠洲小國本身土地有限，但處于東西交通要道，所以很早就以商業發達著稱于世。北方游牧民族生存條件更為嚴酷，只能以遷徙和戰斗來對付自然環境和異族的壓力。正因為這樣，中國文化在其發祥期，就顯示出多元性和區域性的特點。至春秋戰國時代，已形成了以地域為標名，以風俗習尚為分野的鄒魯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晉文化等。著名的諸子百家之學，固然是社會轉型與士文化勃興的產物，但與地域文化亦有著深厚的淵源。如儒家與鄒魯文化的關系，道家與荊楚文化的關系，法家與三晉文化的關系，都表明了不同的地理環境和經濟、政治狀況不僅使人們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而且孕育了不同的學派和理念。魯為周公受封之地，西周典章制度“禮樂”文化于此保留較多，是滋生儒家學派最適宜的土壤；荊楚之地僻處南方，那里的社會風俗與習慣等方面比中原地區遠為濃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會的許多傳統，不像中原地區那樣經過嚴格的“禮”的教化。荊楚沅湘水國與岑峨峻嵯的自然環境所形成的文化心理，以及社會風俗中所保留下來的原始活力，使荊楚文化孕育了一種杳冥深遠、汪洋恣肆的哲學思想。《老子》、《莊子》、楚辭，都產生于楚文化圈中；三晉為四戰之地，提倡農戰的早期法家思想首先在這個地區興起。秦漢時期隨著民族的大融合，國家的大統一，文化也在整合中趨向于一統化。但在統一的民族共同體和秦漢帝國廣闊的疆域中，不僅仍保存著先秦以來的地域文化，而且溶入了北狄西域等異族文化，如漢樂府中的《鼓吹饒歌》十八曲，就是吸收異族文化而產生的新藝術。中國文化多元狀態的形成，亦緣于中華民族血緣成份的復雜性。作為漢族前身的華夏族，并不是由單一的部族發展而來，而是在許多部族相互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早在上古奴隸制國家出現前的時代，即出現了大致可以按地域劃分的四大部族集群：由西而東的姜姓炎帝族、由北而南的姬姓黃帝族、由西而東的史前東夷族、由南而北的苗蠻族。它們從不同的方位向中原大河谷地和沃野平原匯集，逐鹿爭雄，經過血與火的多次洗禮，黃帝與炎帝這兩個最強有力的大部落結成了聯盟，最終不僅造成血緣部落聯盟發展為地域部落聯盟，蛻變而為國家，而且也促使不同民族部落之間發生融合，遂產生了古華夏族。在此基礎上，公元前21世紀夏啟建國，標志著我國開始進入民族的國家。但夏朝仍然存在著眾多的氏族部落。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夏部落包括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褒氏、費氏、杞氏、辛氏、冥氏等等。至商、周時期，許多經濟文化遠落后于“諸夏”民族的異族，還散布在商、周的疆域中，經春秋三百年的變遷，北狄、西戎、東夷、南蠻等部族逐步實現了華夏化，融合為一個統一的華夏族。作為華夏族的主體——漢族，是吸收四方百族的血液營養而形成的。華夏文化亦是由夏夷百族共同創造的。如果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作為華夏民族始祖的黃帝和炎帝，開華夏文化之源頭，據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研究，黃帝一系可說是中原民族亦即漢族的遠祖，炎帝一系則是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夷族的遠祖。在華夏歷史文化的發展中，炎黃兩系融合，形成為華夏族及華夏文化。在華夏文化中，黃帝一系發展脈絡較顯，夏、周文化及鄒魯文化即屬黃帝體系，儒家思想即由此而出；炎帝一系發展脈絡較隱，但也不是沒有蹤跡可尋，殷商文化及楚文化即來于炎帝一系，道家思想則由此而出。作為中國文化發展基本線索的儒道互補，實際上即來于夏夷民族與文化的交融。秦漢至明清，經歷多次大規模的民族斗爭和融合，使中華民族的血統更為復雜。世界上本就沒有血統純粹的民族，但像中華民族血統這樣復雜的卻不多見。民族既非單一，文化也就不會是單元的，民族血統越復雜，文化的生命力也就越強。民族血統的復雜，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使得各種文化相互沖突激蕩、融合融匯，在“和而不同”中發展。因此文化多樣性，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一個重要源泉。
二、源于統一性的同化力
中國文化的統一性使中國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力。一國或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果只具有多樣性而不具有統一性，那么，這種文化就不具有凝聚力和同化力。中國文化能夠遞生代長，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原因就在于中國文化的統一性。中國自西周以來，在華夏族和華夏文化形成的過程中，作為一種理性自覺，大一統觀念便深深植根于中國人心中，“《春秋》大一統”是人人皆知的名言。春秋戰國時期，在經濟、政治的變革中，王綱解紐，出現了諸侯爭霸的局面，打破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重建大一統國家的過程中，諸子百家，蜂出并作，交互爭鳴，勢同水火，但在國家統一、民族融合，使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方向上，卻有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共識。事實上，戰國中期后的文化發展已出現整合的趨向。《莊子·齊物論》就對紛爭的諸子表現出一種超越或整合的精神，《荀子》則通過吸收道家的自然天道觀和法家的重法思想而整合了儒、道、法三家。被視為雜家的《呂氏春秋》更具有綜合的特點。秦漢帝國大一統局面的確立，更加強化了學術整合與文化統一。秦漢時代的學術整合與文化統一，表現在文化上，是楚漢文化的融合，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并匯；表現在學術上，則是以儒道互補來整合百家格局的真正確立。當然，最能表征中國文化統一性的現象，莫過于儒家經學優先并籠罩一切文化領域。所謂經學，就是訓解和闡述六經及儒家經典的學問。經學是學術文化領域中壓倒一切的學問，成為漢代以后歷代的官學。中國文化的發展，不論是哲學、史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還是醫學、科學、藝術，都與經學有著密切的關系，無一不滲透著儒家思想的影響。盡管經學的主導地位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其不利的負面影響，因而也就有了諸子百家、道釋玄禪從異于儒家的方面加以矯正和補充，但是，經學在統攝和凝聚、規范多樣性的中國文化，形成中國民族的共同心理，使中國文化具有無與倫比的同化力方面，其意義十分重大。在中古時期前，雖有諸子百家之學成為中華民族的思想庫，但沒有任何一家可以像儒學那樣起到統攝整合百家的作用；在中古時期之后，文化上雖已形成了儒道釋三家鼎立的格局，然而道與釋都不可能對整個中國文化起到支配性的影響。只有儒家，才能建構以儒為主導的諸子互補的自控系統，進而形成以儒為核心的儒道釋融合的自控系統，確保了中國文化所具有的整合力、凝聚力和同化力。在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因為異族入侵而導致文化中絕的悲劇，但是在中國，此類情形從未發生，并不是中國沒有經受過外族入侵，而是因為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同化力，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復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戲劇。軍事征服的結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毀滅、中絕，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進步，說明統一的中國文化的巨大的同化力。這其中，就有儒家的重大作用。
三、源于包容性的融合力
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國文化具有極大的融合力。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主要表現為兼收并蓄、涵溶異質、多元整合卻又“和而不同”。“和同之辯”早在西周末年就已出現。據《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在回答鄭桓公“周其弊乎”的發問時認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他已經認識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統一，收到和諧的效果。“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事物聯結在一起，使不同事物相配合，就是“和”，和才能產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會發生質的變化，就不可能產生新事物，事物的發展就停止了。春秋末年齊國的晏嬰用“相濟”、“相成”的思想豐富了“和”的內涵。孔子繼承了這種“重和去同”的思想，提出了“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樣性的統一，主張以廣闊的胸襟、海納百川的氣概，容納不同意見，中國文化在其發展中，就導入了這一理念。“重和去同”反映在文化價值觀方面，就是提倡在主導思想的規范下，不同派別、不同類型、不同民族之間思想文化的交相滲透，兼容并包，多樣性的統一。在中國文化中，包容了難以數計的特色各異的區域文化和習尚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儒道互補，儒法結合，儒佛相融，佛道互通，援陰陽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的容忍和吸收，更是世人皆知的歷史事實。中國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在于它表現出一種“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四、源于倫理性的親和力
中國文化是倫理類型的文化，倫理性，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倫理觀念不僅在觀念的意識形態方面發生著久遠的影響，而且深刻地影響著傳統社會心理和人們的行為規范。孝親敬祖、尊師崇古、修己務實、不佞鬼神、樂于安命，等等，這些在幾千年農業宗法社會環境下形成的社會心理和觀念形態，滲透到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國文化的倫理性源于中國古代社會宗法制度。與世界各國不同，中國是在血緣紐帶解體不充分的情況下步入階級社會的，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宗法制度。與之相聯系，血親意識，即“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觀念繼續構成社會意識的軸心，而且其形態愈益精密化。經過歷代統治者和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親意識有的轉化為法律條文（不孝成為犯罪的“首惡”），更主要的是形成宗法式的倫理道德，長久地左右著人們的社會心理和行為規范。在社會心理方面，中國人對血緣關系格外注重，還有濃烈的“孝親情感”，孝道被視為一切道德規范的核心和母體，忠君、敬長、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中國人也拜神，但無希伯來人、印度人、歐洲人、阿拉伯人那樣虔誠和狂熱，耶穌受難曾激發歐洲人無以名狀的心靈震撼，而中華民族卻以“如喪考妣”來形容悲傷至極的情感。正是由于“孝親”意識籠罩社會，才使得絕大多數炎黃子孫不致成為“六親不認”、“無君無父”的宗教狂徒。從這個意義上說，綱常倫理觀念如同一具龐大的、嚴密的“思想濾清器”，阻擋、淡化了宗教精神對國民意識的滲透。中國文化的倫理性無疑具有負面的消極影響，但也有其正面的積極作用。如強調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人皆可以為堯舜”、“滿街都是圣人”，肯定誰都可以通過道德修養達到最高境界，同時對包括君主在內的統治者也可以形成道德制約和嚴格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文化的倫理性所產生的親和力，至大至強至深。這種親和力是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越地域、國界的文化群體歸屬感。早在西周時期，中華先民便有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春秋時代，沿此又有所謂“華夷之辨”，這些都表達了從文化心理特質上的自我確認。這種親和力進而使中國文化顯示出極為明顯的情感性或情感表現性，一方面，情感表現性的特點滲透在整個中國文化中，從文學、史學到哲學，幾乎無例外地表現出這一特性，即便在哲學這個需要抽象和思辨的領域，我們也仍然能夠感受到情感性的評價與審美，亦即“善”與“美”對認知所具有的作用。這些，極大地普化了中國文化的親和力；同時，情感表現性又顯現為一種更明確的形式，即在中國文化中“詩歌”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遠遠超過其它民族。詩歌渲泄著一個民族的情感。一部中國詩歌史，各類題材的詩，無論是思君念父、游子思歸、懷鄉戀土、贈別述懷，所表達的情感基本都是倫理性的。從《詩經》楚辭開始，到唐詩、宋詞、元曲，從民間歌謠到文人詩歌，詩的長河源遠流長，跳蕩的是民族倫理情感的波濤。以倫理文化所表現的文化親和力，通過各種文化與文學的形式鞏固并加強了文化心理特質的自我確認，這一傳統直到今天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老》、《莊》、《論》、《孟》；《史記》、《漢書》；《詩經》、楚辭；唐詩、宋詞，以其深厚的民族情感和倫理性的親和力，使今天海內外炎黃子孫保持著文化認同。比如，浪跡天涯的華僑華裔，有的已在異國他邦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但他們的文化臍帶，仍然與中華母親血肉相依，在他們的意識與潛意識中，一刻也未曾忘記自己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總之，源于倫理性的親和力，是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一、中華文化不被間斷的重要力量。
五、源于民族歷史意識的延續力
中國文化中高度自覺的歷史意識和史學傳統，是有別于其他文化的特性。所謂歷史意識和史學傳統，是指在中國文化的構型中，史官與史家文化占有特殊的地位。緣于宗法社會結構，不僅形成了具有極強親和力的倫理文化，而且也形成了高度重視祖先史跡的史學傳統。據傳黃帝時代就萌生了史的意識，如《文心雕龍·史傳》即有“史肇軒黃”之說。到了夏代，隨著國家的建立，在所設置的一系列官職中，其中就有史官——太史令。商、周進一步發展了史官制度。殷商史官，甲骨文中稱作“史”、“尹”，西周初，周天子置史官，后來各諸侯國也設置了史官。周時的史官名稱有“太史”、“內史”、“御史”等。由史官撰寫的史籍，便形成了所謂史官文化。春秋末期，在官學下移，士人文化興起的潮流中，孔子以其修成的編年體的《春秋》，首開私人修史之風，表征繼史官之后第一次出現了史家。繼此之后，又出現了史實更為詳備的《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等。中國古代悠久的史官文化傳統和發達的史學，在中國文化構型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對哲學、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以至章學誠稱“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到了漢代，隨著民族的大融合、國家的大統一、文化的大整合和民族歷史意識的進一步成熟，又出現了更為恢宏的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目的的巨著《史記》。《史記》是一部從黃帝一直敘述到漢武帝的通史，它把各民族的來源歸結為同出于黃帝的統一譜系，顯示了漢民族的形成和民族歷史意識的成熟。《史記》這部劃時代的歷史巨著的意義在于：它在史學領域里自覺地表現了中華民族大統一的要求，高舉了大一統的旗幟。《史記》上限起于黃帝，旨在說明三代帝王、列國世家，追祖溯源，皆本于黃帝，整個中華民族皆是黃帝子孫，就連匈奴、西域、西南夷等族也都屬黃帝支系。中華民族大一統的觀念形成于春秋，初見于孔子，而正式奠基于漢代，顯見于《史記》。正是這種指導思想，使司馬遷在《史記》中建立了五帝、夏、商、周、秦、楚、漢的正統序列。而從黃帝到武帝，數千年中國歷史的發展，又貫穿著統一與分裂的斗爭。帝王君主的統一事業，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方向，諸侯割據，天下無主，是一種歷史的反常情況，中華民族仁人志士自強不息的精神，艱苦卓絕的斗爭，其目標即在反對分裂割據的局面，實現或重建天下一統的事業。正是這種大一統的歷史觀，使《史記》以整合文化為其學術目標，“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之語”，把當時流行的官學六經和諸子百家之學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與戰國秦漢之際學術由分裂而走向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的大趨勢是一致的，體現了大一統的歷史觀與文化整合的統一。正是這一點，奠基了《史記》在中國文化史和史學史上的極其重要的地位。
《史記》之后，中國歷朝歷代均有斷代史著作，形成了延綿不斷的史學傳統。從先秦至明清，各種正史、野史浩如煙海，這一史學傳統在中國文化構型中的作用不僅使中華民族始終葆有一種歷史文化承傳的自覺意識，而且由于其大量載錄了在各種變革、各種事件中歷史人物的活動及其活生生的精神性格，更能顯現與存活中華民族仁人志士在歷盡磨難飽嘗艱辛的歷程中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這些都廣泛激發了后人對祖先業績及其精神的自豪與崇敬，從而也就大大強化了中華民族對自己歷史的自我認同。這種自豪和認同通過史學傳統深深積淀在整個民族的心里，從而產生了極大的延續力，使得中國文化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更大的連續性。
六、源于變易性的創造力
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蘊涵著豐富的變易思想，從而使中國文化內蓄著一種創造力。變易思想，根源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衍的宇宙觀，于《易傳》哲學表現最為彰顯。《周易·系辭傳》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傳》哲學最突出的特點是視變化為創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宋代理學家張載為此釋義說：“生生猶言進進。”就是說，宇宙是一個生生不已的大流，這就叫做“易”。一陰一陽，生生之易，發生在天地之間，一切都在創新發展著，宇宙是日新無疆的歷程，是開放的、交融互攝、旁通統貫、有機聯系的整體。對宇宙創化流衍的信念，實際上就是對人的創造能力的信念。在創進不息、常生常化、包舉萬有、統攝萬象的宇宙精神感召下，人類可以創造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能夠日新其德，日新其業，開物成務，創造美好的世界。人們效法天地的，就是這種不斷進取、剛健自強的精神。正是中國文化的變易性所產生的無窮的創造力，才使中國文化高峰迭起，綿延不斷，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一部中國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變易與創新的歷史。以學術發展為例：春秋戰國的諸子之學，兩漢時代的經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宋明時代的理學，都反映了學術上的變異與創新。就諸子之學而言，儒道墨法諸家內部都派中有派，學術上經歷著不斷的變易和創新，最顯著者如儒學，在孔子死后儒分為八，據《韓非子·顯學》記載：“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荀）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孟氏之儒”即孟子，“孫（荀）氏之儒”即荀子。從孟子的性善說到荀子的性惡說，即反映了儒學的變易。墨家在墨翟死后“離為三”，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鄧陵氏之墨，“離為三”也是變易。道家在老子之后也分為數派，既有“秉要執本”、“君人南面之術”的稷下黃老學派，也有“絕去禮學”、“玄同是非”的莊子學派。法家學派內部亦在法術勢三者的側重上顯示了差別：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發展到韓非，則集其大成。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主要表現了學術分化中的變易和創新，其軌跡較好把握，至于秦漢之后，學術在整合要求下變易的創新更是舉不勝舉，難以一一縷列。舉其大者，如漢代董仲舒是在儒家之外吸收了陰陽、道、法等思想后更化了儒學，宋代朱熹則通過整合儒道釋而創新了儒學，都是人所共知的顯例。整合中的創造既包含對本土文化的繼承與創新，同時也包括吸收與改造外來文化使之中國化。中國文化所以被稱為博大精深，不僅在于其底蘊深沉，而且在于其具有在整合中創新的特質。
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生機力、同化力、融合力、親和力、延續力、創造力，是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的具體表現，而由這些“力”相互凝聚和整合所形成的優秀文化傳統，則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