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智師說·王德峰|理性人格與性靈人格之對比

        宋明新儒學真正的主題其實就是陽明的一句話——破心中之賊。破心中之賊的意思也就是要樹立主體的原則。這個心中之賊該怎么破？我們想起了禪宗。特別是唐朝的禪宗通過慧能奠定基礎；沒有禪宗就沒有宋明新儒學。禪宗為宋明新儒學做好了思想準備。

        談起禪宗，我們都知道神秀和慧能的兩個偈語。弘忍法師請他的弟子們作偈語，誰作得好誰就得衣缽。后來神秀作了“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弘忍法師看后私下把神秀召到方丈室跟他講：“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在門外，未入門內。汝再去作一偈給我看看。”

        什么叫未見本心？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你不知道主體性，自己的本性才是真理所在的地方。他說我們的心干凈的像明亮的鏡子一般，但是來到這個世界難免沾染上灰塵，所以要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神秀認為心與灰塵兩者要保持隔絕狀態，以保持心靈的干凈。這個世界上充滿了灰塵，要保持隔絕狀態，要擦。那么我們不免要問，擦者是誰呢？問題就出在這里。西方人認為擦灰者是上帝。每個人都有原罪，原罪是自己沒辦法解決的，叫無法救贖，只有上帝能夠救贖，所以上帝就擦灰去了。

        中國思想是不是在我們所有的人心之上，另立一個高于所有人心之上的上帝嗎？沒有。假如真這樣我們就要走西方的路了。于是就來了慧能針鋒相對在神秀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提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偈語針對的是神秀偈語的毛病，把心跟灰塵對立起來，其實這兩者都沒有。道理在哪里呢？灰塵就是煩惱，這個世界到處都是煩惱，所以這個世界叫塵世。請問煩惱從哪里來？從心里生出來。你怎么擦？所以先要把“心”跟“煩惱”的對立除掉，所以他說了一個“無”的境界，但是主體性原則還沒有起來。但是慧能的偈語比神秀的偈語境界高在哪里呢？如果說神秀是只在門外未在門內的話，慧能畢竟已經站在門檻上了，他只要再跨一步就進去了。這一步是誰幫他跨的？弘忍法師把慧能召到方丈室里，在燈下給慧能講《金剛經》。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時候慧能悟了。

        前面叫“應無所住”，后面叫“而生其心”，后面四個字非常重要，就是本心起來。“而生其心”生出什么心？本心，本心就是主體性。于是慧能言下大悟，非常激動，連說五個“何其”——“何其自性，本來清靜；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無動搖；何其自性，能生萬法”。在禪宗的語言中說出了人的主體性。

        我們每個人都有佛性，而且這個佛性是主體性。為什么？本心起來就見到自己本有的佛性了，不要到外面去求，只要是真正的主體自然就領會到真理。何其自性，本無生滅，它不生不滅。我們的主體性不在時間中，不在過去、現在、未來的變遷中，我們的心都在時間中。所以《金剛經》當中有那句話，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禪宗是佛學的中國化，最高成果就是禪宗，它樹立了主體性原則，即心即佛，把禪宗的思想發揮到新儒家的學說中去，就是心即理，或者說即心即理。王陽明心學就是三個基本命題，第一個命題是心即理，第二個命題是知行合一，第三個命題是致良知。

        第一個命題就很難理解。王陽明本人也是通過龍場悟道頓悟悟到的。因為我們一想到一個理字，就會想到事物自身的道理，所以我們需要有客觀知識，我們要大量地學習科學，了解一事一物的理。這種理的理解，實際上是知識論的、認識論的。而心即理這個“理”不是關于世界事物的客觀知識，它是指我們生命情感之本真的一條理，這就是宋明新儒學講的天理。這個理不是邏輯的，不是用概念、判斷、推理來把握的，這個理是生命情感本真之條理。為什么這個理是天理呢？《中庸》第一句話“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為教”就指出，我們每一個人的人性是天地造化所規定的，這叫天命之為性；天地造化也規定了狗的狗性、貓的貓性、人的人性。

        這個人性你怎么知道？通過認識？主張通過認識來知道人性是程朱理學的觀點。程朱理學也要破心中之賊。怎么破？用我們對人性真切的認識來限制自己個別的欲望，這就是程朱理學所走的路。在程朱理學那里，人性被理解為認識心，人性的主要功能是認識，于是朱熹的學說一度影響極大。朱熹說了一大堆形而上的學說，希望每一個中國老百姓對天理有認識，這樣我們就能夠破心中之賊。陸象山是反對的，因為陸象山和朱熹是同時代的，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陸象山就針對朱熹的學說，說你要去格物致知是吧？格物窮理是吧？天下萬事萬物無窮之多，一草一木的理你都要去通過認識來發現？格物窮理是朱熹的話。

        陸象山反對朱熹的觀點。認為理不在我們的心之外。朱熹也主張理不在心之外。朱熹講的心是認識心，就是朱熹提出的一條原則，人能夠認識事物的道理叫可知論。而陸象山的原則是我們的生命情感本身包含著理。

        我們來討論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孝的理和孝親之心的關系。朱熹認為，天下本有孝之理，故我們才會有孝親之心。他的意思是哪怕整個世界都粉碎了，人類社會也沒了，孝之理卻永遠在。一旦有了世界，有了人類社會，這個孝之理就能發揮作用，它通過什么發揮作用？通過人性，所以孝之理是不朽的，就好像萬有引力定律是不朽的一樣。

        萬有引力定律至少需要兩個物體體現，要有一個地球，也要有一個蘋果。假如體現萬有引力定律的物體消失了，請問萬有引力定律消失了沒有？沒有，它還在。一旦宇宙中出現兩個物體，它們一定服從萬有引力定律。這條原則就是歐洲的、西方的、從古希臘開始的。現在朱熹走他的路，如果再走下去，和西方的原則一樣，世界粉碎，孝之理還在，我們能否同意？

        我們看社會的現實就知道了，許多中國人為了爭奪遺產把自己的父母告到法庭。他們知道不知道孝之理？你只要在中國文化世界長大，這個孝之理一定知道的。有用嗎？沒用。正因為如此，人們就說了先知后行，知易行難，知道一個道理很容易，做到很難。

        王陽明就來破這一怪象。認為知和行分作兩件事情肯定是錯的，知行是合一的。但是如果你知了，為什么行不了呢？這個知不是你生命中的情感，而是頭腦當中的認識，你的頭腦對孝之理有認識，不能帶來孝親的行為，因為心是情感。孝之理是不熱的，沒有溫度的，孝親之心是熱的，因為它是情感。

        于是陸象山起來反對朱熹。到了明朝王陽明繼承了陸象山的學說進一步發揮。認為我們天下人本有孝親之心，于是才有孝之理，這個理不是頭腦認識的結果，而是我們跟父母打交道積累的情感，我們在父母的關愛和撫養下長大，父母給我們的恩典我們親身感受過，如果我們不去回報的話一定心不安。心不安不是頭腦的事情，是情感的事情。

        孔子問宰予安與不安。宰予問孔子，你主張恢復周禮，假如我們的父母去世了要服喪三年，時間太長，能不能時間短一點呢？孔子說，父母去世了，你卻吃喝玩樂，你能不能安心呢？孔子拿什么判斷宰予這個人不仁？就是拿心安與否來判斷，就是拿生命情感來判斷。所以孔子絕不會正面回答宰予的問題，假如正面回答的話就要討論服喪兩年還是兩年半合適？這就變成理性的計算而不是中國思想，不是儒家的道路和原則，所以孔子肯定不正面回答，而是反過來問他的心，你安還是不安？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加以闡發，然后到了王陽明再闡發孟子，一脈相承叫心學。心學是生命情感之學問，不是理性認識之學問。

        中國哲學思想是儒釋道三家合流之學，中國哲學的主體是解決生命情感的問題，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境界最高的人生哲學。為什么？人生的問題都在于自我生命情感是否合適。人這個東西最可愛，也最可惡，他可以往上升，上通神圣，成圣成賢；他也可以往下墮落，變得禽獸不如。愛一個人，愛之欲其生；恨一個人，恨之欲其死。生命情感的安頓問題才是人生的根本問題。

        我們中國人人人心中有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點名了宋明新儒學的啟蒙。這個事情終于沒有完成，陽明心學終于沒有大行天下，中國人自己發動的啟蒙運動中途夭折。一直延宕到近代史，再來一次啟蒙運動，那就是向西方學習康德、黑格爾，繼續解決宋明新儒學沒有完成的事業。

        我們向西方學到今天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中國的學問體系，看一看教育就可以明白，從小學到初中，從初中到高中，乃至大學的課程體系，除極少數科目之外，基本上是個西學體系，我們學得非常勤奮。

        西方人不是靠哲學的，靠哲學安頓不了，因為西方哲學安頓不了，西方是什么路？宗教。幾乎所有的民族都靠宗教安頓人生，除了一個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族走心靈安頓之道路，心靈的安頓不是頭腦的安頓，是生命情感之安頓。《中庸》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這句話很能說明問題，這個“中”實際上指的是心，心是生命情感的居所，這叫喜怒哀樂之未發，在你心里的。發出來就是跟人打交道了，要發得合適，叫發而皆中節；如果都發得合適，就是天下之達道，生命秩序之井然。天在上、地在下，沒有顛倒，萬事萬物生機勃勃。所以中國哲學就是人生哲學，后來合為儒釋道三家，都是養心的功夫，它完全是實踐的，絕不是理論認知的。

        走認識之心的路就是西方近代哲學，主張理性的思維；而我們中國的宋明新儒學主張，特別是陸象山、王陽明主張的是性靈主體，“性靈”二字取自中國的文學思想之中。從個別中看到一般，從有限中看到無限，這就是性靈。

        人類的意識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感性認識階段，往上升叫理性認識階段。中國教科書中有兩個飛躍，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是第一次飛躍；從理性認識到靈性是第二次飛躍。這就是性靈。

        中國人不光拿性靈來說藝術創作，也拿性靈來說做人。生命情感是動力，在生命情感的動力下，我們偉大的直覺、想象和感悟都起來了，這就是我們的人生。它的最高目標就是此心存乎天理之極。

        在生命情感的推動下，我們待人接物。在這個世界上做事情我們都要實現一個目標，這個目標的名字就是“必有事焉”，什么叫“必有事焉”？人生只有一件事，成就自己作為人的人生意義。成就人生的意義體現在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當中，在每一件事情當中我們都有心靈最真實的歡樂。

        在富貴中要樂，在貧賤中也要樂，不是富貴、貧賤給你歡樂，而是你在富貴之中作為富貴之人該做的事做了；你在貧賤中作為貧賤之人，該做的事也做了，這才是歡樂本身，這叫素其位而行。

        事情來了該不該做，不考慮它的結果對自己有害還是有利，只在于它該做我就去做，君子的歡樂就在在其中。所以按照儒家的人生觀，特別是陸王心學，我們的人生永不失敗，沒有什么失敗的人生，我們要無所為而為。我們平時做事情都是有所為而為，什么叫有所為？做事情都有目的，把自己做的事情看成是實現有利于自己的結果的手段，把自己做的事情永遠當做手段看待。這是儒家反對的，特別是陸王心學反對的，我們是無所為而為，這件事情為什么做？因為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價值，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意義，它不是手段，它本該做。這個精神一旦起來，就是君子真樂來了，沒有什么失敗的人生。

        所以陽明心學的意思就是：我們生命情感的一生絕不是苦，而是真正的歡樂。人生只有一個目的，做各種不同的事情只是實現一個唯一的目的的道路，唯一的目的就是成就我們這一生的精彩和意義，這個精彩和意義就是我們的自心、快然、自愜，用佛家的話講叫法喜。這就是中國人所講的安心立命的功夫。因為人生無常，由貧賤而富貴，由富貴而貧賤，起起伏伏，面對這種沉浮的人生我們要有超然的態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陽明心學根本的境界。

        我們再回過頭來反觀西方近代哲學，西方哲學如何樹立他們的主體原則？我們叫理性主體，理性人格。開啟者是笛卡兒，從“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出發，人不僅是自然還是主體，認為人有理性，這個理性就是我們心的主體性。

        笛卡兒這個思想一來，西方自然煥然一新，所以每個人都不可推卸的，尋求真理、認識真理的這樣一個事業。這條原則意味著他影響了西方近代以來說話的方式。

        康德的絕對命令認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始終要把每一個人，包括你自己在內只當做目的，而不是當做工具；用一句最簡單的話就是四個字——人是目的。這就是康德的道德哲學。

        理性人格跟性靈人格做對比，哪一種人格擁有未來？西方人走理性的道路到今天，西方終于形成了抽象的個人原理，就是每一個人擁有不可被剝奪的人權、不可被剝奪的利益，彼此之間都是分離的，個人主義原理成了西方近代最基本的原則，最集中的體現就是美國。個人主義原則不是壞的，個人主義不是貶義詞，它追求的是合乎理性的個人利益。但是這樣抽象的理性人格是沒有家的，是無家可歸的個人。

        中國人講的性靈的人格是有家的，這個家就是天下。按照陽明的說法叫至善，他特別解釋了《大學》三綱領中的第三條綱領“止于至善”。至善是什么？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我們的心沒有別的東西，只有生命情感本身的條理作為我們唯一的標準就是“止于至善”。

         所以中國人走個人主義的道路，走出來的不是抽象的個人，走出來的是至善的個人，至善的個人一定有他人在其中，在我們每一個個人之中。西方哲學走到今天才終于發現，我們不能把一個“我”變成一個抽象的、孤獨的個體，他人在自我的核心處。

        尼采深刻地體會到了歐洲人無家可歸的狀況。中國人要樹立的主體是天下關懷，他人在我們身上。西方文明走到今天這一步，他們正在尋找出路。中華民族也在尋找出路，那么我們的出路在哪里呢？不是完成一次走向宗教信仰的情感飛躍，而是樹立性靈主體的人格。我們從家開始，然后國，然后天下，這還是中國儒家的思想。儒家是根本，儒家讓中國人站在大地上，這個大地就是親情和親情傳遞給我們的責任。當然我們也有道家和佛家，儒、道、佛三家，根基還是在儒家。

        譬如說，某人的老婆死了，他能像莊子一樣鼓盆而歌嗎？不可能。因為我們都還關懷著父母、丈夫、妻子和孩子，這就是中國人。所以儒家讓中國人站在大地上。道家啟發中國人不要執著，佛家讓中國人超脫生死的苦惱，儒道佛三家合起來，仍然以儒家為根本。宋明新儒學仍然是儒學，但是它得到禪宗的啟發，同時又把道家的思想融入到一起，儒釋道三家合流，把中國哲學推到最高境界即陸王心學，以完成獨立人格的樹立，性靈主體的確立。以讓我們的生命情感完成一次飛躍，這種飛躍就是君子真樂，是至善之人。

【本文根據王德峰教授在2018年1月27日主題為“新時代的中國文化與全球化”三智論壇2018三智年會上的部分演講內容的錄音整理和節選，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