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興衰中的“實業之父”：張謇與澀澤榮一

風蝕殘年72 202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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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17日，晚清狀元、實業家張謇逝世

圖為張謇

原載：《同舟共進》2018年第11期

作者：王龍

成敗迥異

1926年7月17日，“狀元實業家”張謇的一生走到了盡頭。出殯那天，受其惠澤的南通父老傾城而出，飲泣相送。當遠隔重洋的澀澤榮一聞知張謇去世的消息，這位日本商界巨人也不禁悲涼嘆息。他以日華實業協會會長的名義發來唁電，不僅為這位英雄相惜的中國同行悲傷嘆惋，更痛感日本對華經濟事業少了一個合作渠道。

在中國近代史上，搞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搞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作為近代中國實業的開拓者，張謇是“關系一國的生命”之大人物，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他所創辦的20多項“中國第一”，不僅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給后世提供了一位高山仰止的商業典范。

時勢造英雄的同時，英雄也往往受制于時勢。張謇和澀澤作為中日近代史上的“實業之父”，對推動各自國家近代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風雷激蕩的社會轉型時期創造了恢宏業績。然而，他們的結局卻大相徑庭：澀澤不僅作為超級財閥極大提升了日本商人的社會地位，還直接參與創造了近代日本的經濟繁榮奇跡；而苦斗一生的張謇不但沒有看到國家的強大，連名噪一時的大生集團也最終歸于失敗，成為胡適所言“偉大的失敗英雄”。

作為近代“士商”的代表人物，通過對比張謇和澀澤的成敗得失，可以探尋中日國運的興衰浮沉，也可看到企業家與時代如何互相形塑的歷史命運。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西方國家正在歐洲陷入激戰，無暇顧及中國市場，外紗進口很少，紗價節節上漲。

趁著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張謇創立的大生企業集團連續十年急劇擴張，發展迅猛。但自1918年起卻突然陷入斷崖式下跌，幾乎沒有任何緩沖地滑向衰敗的深淵。最初的挫折從張謇一直熱衷的墾牧事業開始，通海地區接連不斷的臺風暴雨使他的墾牧公司損失慘重，負債累累。隨著大生紡織企業處境日益惡化，張謇的整個企業集團陷入了捉襟見肘的財務困境。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大生企業的主要產品關莊布立刻失去了東北市場，對于本就茍延殘喘的大生企業集團又是致命一擊。張謇試圖利用日、美外資擺脫困境，然而諸多努力完全落空；他迫不得已請求政府給予緊急資金援助，等來的只是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多番苦苦掙扎之后，張謇終于回天乏力，只好向江浙財團提出清資償債的請求。1925年7月，債權人團接辦了大生各廠，張謇從此結束了他的“狀元企業家”生涯。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由于得到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澀澤興辦實業取得巨大成就，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實業之父”，他創辦了包括500家公司的企業群，為日本社會留下了一份厚厚的物質遺產，其中許多企業一直活躍到今天。他率先示范并積極推廣的股份公司企業制度，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澀澤還被喻為“商界的孔子”，創立了“論語加算盤”的日本商業模板，后來的松下幸之助、稻圣和夫等的企業哲學，都建立在澀澤的商業倫理基礎之上。鑒于澀澤為日本近代實業作出的輝煌貢獻，明治政府將其列入華族，授予男爵稱號，民間則稱頌他為實業界的“大雄寶殿”。

歷史總是充滿復雜的況味。堅持“言商向儒”的張謇和力踐“士魂商才”澀澤盡管天各一方，但生前對彼此的事業成就都頗為仰慕，惺惺相惜。他們雖然終生未曾謀面，卻在價值理念和經營之道上心有靈犀，比如重視儒家倫理、堅守義利兩全、熱心公益事業……而就是這樣兩位東亞“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卻有天壤之別的成敗結局。這種悲喜浮沉的家國異途，早在張謇“大魁天下”那年便濃縮為一個宿命讖語。

甲午驚變

從15歲一直苦苦熬到41歲，才終于大器晚成，金榜題名，張謇還沒來得及細細品嘗，一場突如其來的山河巨變就擊碎了他的前程幻夢。張謇高中狀元后為官還不到兩個月，甲午戰爭爆發。接連傳來的慘痛敗績，使整個中國陷入了油鍋鼎沸的大騷動中。甲午慘敗的這一年，中國有識之士行動起來，紛紛開出自己的救亡藥方。學貫中西的嚴復拍案而起，化筆為劍，用文章吶喊沖鋒；康有為在北京振臂疾呼，發動公車上書，提出拒約、遷都、變法三項救國之策；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憤而向清廷公開挑戰……萬眾沸騰的氛圍中，新科狀元張謇正在家中奮筆疾書。兩個月前，他剛被光緒帝召見，被欽授為翰林院修撰。北洋海軍接連敗北，翰林院35人合疏聲討李鴻章。此時，清廷內部的帝黨和后黨斗爭尖銳，張謇激于民族義憤，堅決參與帝黨發動的“主戰倒李”運動，上書彈劾李鴻章妥協投降之罪。但由于帝黨本身缺乏實力和抵抗到底的決心，這場運動無疾而終。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因父親亡故而回籍守制的張謇悲憤莫名，在日記中逐條記下了和約的主要內容，并注明“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張謇感到“國事亦大墜落，遂一意斬斷仕進”，留戀所謂塵世浮名，遠非他的氣象格局。甲午年不到半載的仕宦生活，使張謇對清廷的腐朽無能有了深刻認識，對于所謂的仕途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后來批判道：“從前中國人，從年輕到老邁，憑借讀書的科舉道路謀求仕途，除掉了讀死書的本職以外，沒有發揚個人志氣，做實事的趨向。”

神州陸沉，求官何用？創巨痛深遂成為張謇由科舉仕途轉向實業救國的關鍵節點。正因如此，當甲午戰爭爆發以后，張謇雖然一方面力主抗戰，但另一方面也對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迅速臻于富強感到頗為佩服，認為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他在致吳長慶的兒子吳彥復的信中說：五洲變法之速，無逾日本者”，“然尚二十年而小成，三十年而大效”。張謇意識到救國須從振興實業入手，認為“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當時帝國主義瘋狂侵吞中國利益，不從列強手中奪回經濟市場，發展民族工業，則強國無異于癡人說夢。

甲午戰后，在光緒帝“興革自強”上諭的倡導下，洋務大吏們在反思和檢討戰前籌辦洋務的得失后，紛紛諫言獻策，認識到了“官督商辦”的弊端，提出了新的發展工商業的變革主張。此時的李鴻章已被奪權，代之而起的是經辦洋務多年的張之洞。張之洞對張謇的才識十分器重，兩人對時局看法也頗為相似。甲午硝煙尚未散盡，清廷諭令各省設立商務局，一直對興辦近代工業非常積極的張之洞首先想到的就是請張謇出山，在通州設立商務局，籌資興辦紗廠。

在傳統的封建意識形態中，“士農工商”中商人的地位是最為卑賤的。放棄耀眼的翰林身份，從事世所鄙夷的“商業末流”，張謇遇到了從家族到社會鋪天蓋地的非難和阻力。他決心以“舍身飼虎”的勇氣，踏上創業之路。張謇放下身段，四處求人，集資入股。中途許多股東打退堂鼓，只有張謇毫不動搖，繼續奔走籌資。當時，中國棉紡機要從外國進口，價錢很貴。張謇只好利用自己狀元的身份，去求得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南通的唐家閘破土動工。次年，擁有20400紗錠的大生廠終于開機生產。生火發電時，張謇整肅衣冠，沖著電火燈光三叩其首。四年多的艱辛歷程，終于初戰告成。

官商之間

和張謇一樣棄官從商的澀澤，早年的仕途經歷更富戲劇色彩。他和張謇一樣出身農民家庭，幼年接受的都是私塾教育，念的都是儒家經典。但在實行世襲制和門閥制的江戶時代末期，澀澤沒有張謇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機會。要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舉旗造反攘夷倒幕；另一條是改籍換名，成為幕府或藩主的家臣。

22歲那年，年輕的澀澤放棄了家業，滿腔熱血地投身反幕攘夷運動。1863年，澀澤與其他幾位志士制定了一個極為大膽的暴力攘夷計劃，準備先武力占領高崎城，再一鼓作氣殺進橫濱，將那里的外國人全部殺光，以振攘夷陣營之士氣。這個計劃未及實施，就因知情者被捕而流產。澀澤聞風而逃，卻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另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在熟人的介紹下，他竟然走進了德川慶喜的家門，投靠了先前不共戴天的敵人。

慶應二年，慶喜擔任幕府將軍后，澀澤做了幕府從臣，終于實現了成為四民之首武士階級的愿望。1867年慶喜命他隨其弟昭武赴歐洲考察，正當澀澤流連于歐風美雨之時，日本國內換了人間。1868年的戊辰戰爭，倒幕派獲得了決定性勝利，日本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在這次巨變中，德川慶喜的親信多遭不測，澀澤卻因為身在海外而得以幸免。作為一個舊幕府的家臣，不要說再做高官，能夠躲過一場大清洗就算祖宗燒高香了。回國之后的澀澤對入朝為官根本沒有任何企盼，繼續投奔困居在靜岡的慶喜。澀澤活學活用法國的股份公司制度，很快集資盈利，居然讓拮據的慶喜擺脫了困境，澀澤的經營才能也因此聲名鵲起。

更幸運的是，彌足珍貴的和解精神，成為明治維新一項巨大的精神遺產。求賢若渴的明治政府很快向他發出了從政為官的邀請。當時的大藏卿大隈重信為了網羅到澀澤，曾三顧茅廬。據大隈回憶，在破格提拔澀澤時，也曾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特別是大藏省出身倒幕派的職員群情激憤，接受不了一個佐幕派當自己的頂頭上司。但是在大隈的堅持下，澀澤還是走馬上任了。經過短短6個月的時間，他就以卓越的工作才能贏得了同仁的尊敬。在為官的4年里，澀澤幾乎參與了包括廢藩置縣、設立國立銀行、地租改革等所有重大政策的醞釀制定，留下了大量政績。

盡管才能出眾，但剛正不阿的性格仍然使澀澤在官場上得罪了不少人。1873年，澀澤等與大久保利通發生政見分歧，藏相井上馨乃辭去職位，澀澤立即追隨自己的伯樂，辭官下野，從此義無反顧地投身實業界。

澀澤在對西方社會的深入觀察中，已領悟到一國的繁榮富強必須培養提高工商業者的實力：“歐美各國能有當時的昌盛，全是因為工商業發達的緣故……因此，就有了這樣的想法：為了國家，得圖謀工商業的發達，于是始決心要成為實業界的一分子。”因此，當一些朋友對澀澤棄官經商的決斷提出忠告時，他坦然地答道：“恕我直言，平庸之輩能擔任官吏，而非英俊之才不能從事工商業界。”

澀澤的這些表白也許過于絕對，但他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的強烈使命感，卻和張謇為了救國而不惜從商自貶的決絕如出一轍：“又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恃，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話雖容易，但作為一位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當張謇廁身商界時，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同樣難以言喻。張謇曾自述初創大生紗廠時近于恥辱的黯然心境。原以為狀元的頭銜登高一呼應者云集，不曾想他全國奔走籌集基金，卻四處碰壁，集資過程“見聞固陋，入股人數少得可憐”。為了爭取更多機會，他不辭辛苦跑到上海去籌集資金，然而，江寧布政使桂嵩慶、官商盛宣懷都先后毀約，百般躲閃。張謇上海之行一無所獲，甚至連返回南通的旅費都湊不到，無奈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這樣的人生狼狽難以計數。

上天終于開始眷顧張謇。從1899年到1921年，大生紗廠由一個發展到四個，共獲利白銀1600萬兩。盡管企業發展順利，但在張謇眼里，金錢是用來為地方或整個社會造福的工具，不只是滿足個人或家庭享樂的資本。他謀取公利，不重私財。張謇創辦了那么多實業，卻沒有積累起巨額的私人財產，他自奉極端節儉，而為社會捐贈、為慈善事業，動輒成千上萬。他創辦大生紗廠，自議創至開車，歷時44個月，其生活費僅靠書院薪俸維持，未挪用廠中一文錢。張謇曾將他創辦企業的動機，歸結為力矯宋儒只說不做的積弊，“做一點成績，替書生爭氣”。因此他才能超越見利忘義的普通商賈，成為追求社會民生革新的現代化前驅。張謇在南通興建的工業區，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使南通成為“近代第一城”。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家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張謇的努力而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官商之郵”

通觀張謇和澀澤的企業家之路，他們都是先官后商，都試圖在官與商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張謇把“通官商之郵”作為自己企業活動的一項重要使命，“介官商之間，兼官商之任”，以消除官商之間的隔閡，實現“政府與人民上下一心，通力合作”；而澀澤作為日本標桿性質的企業家，一方面努力把明治政府的方針和政策變成企業家的行動，另一方面又把企業家的希望和要求轉達給明治政府，使他們的利益能夠得到政府的保護，建立起官商之間的密切合作關系。

然而，明治政權是一個帶有封建色彩的資產階級政權，而張謇面對的清廷則是個腐朽透頂的專制王朝，“但有征商之政，而少護商之法”。因此它們在各自國家近代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澀澤在日本可以推動政策的改革調整，而且碩果累累，但他個人卻難以得到特權；張謇處心積慮地推動政策改革，往往歸于失敗，但卻從清政府那里獲得了不少的特權。盡管腐敗透頂的清廷讓張謇感到極為失望，但他難以退出政治舞臺，這種兩難的處境，使張謇不能像澀澤那樣明確地提出以法律上的相互平等為準繩來處理官商關系。終其一生，真正使張謇的企業家人生感到不安和困惑的不是市場風云的變幻和劇烈的競爭，而是企業活動始終沒有在社會體制上得到應有保障，和來自政府方面的有力支持。

1903年，張謇在日本進行訪問和考察期間，目睹了日本的實業和教育在政府大力獎勵扶持下迅速發展的現實。張謇感慨萬千，他終于清醒地認識到，日本的強盛并不僅僅在實業和教育，還在于其對舊制的改革。清政府如果不“去其病根”，仿效日本變革政體，則實業救國也終無回天之力。

但是在如何變革政體的問題上，張謇仍然反對以革命方式推翻清王朝，幻想清政府有所覺悟，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張謇成為了清末立憲運動的支持者和推行者。早在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之時，張謇就曾與何嗣餛、湯壽潛等人，共同擬定了《變法平議》，試圖說服清政府實行設議政院、變科舉、辦學堂這樣一些改革。盡管他們再三強調“議政院”只是一個咨詢機構，但也沒有被清政府真正采納。

武昌起義爆發后，張謇還想最后一次挽救清政府，試圖促請江寧將軍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合力援鄂，奏速定憲法”。革命代價太大，作為企業家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此后的張謇將恢復統一與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張謇與袁世凱有著40余年的交往，尤其是辛亥前后的十余年間，兩人親密無間。待袁世凱北京政府成立后，張謇為其助力，擔任了兩年的農商總長。然而秀才與梟雄終非同類。張謇目睹了袁世凱統治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商業盡廢的現況，再加上當時袁世凱急不可待準備稱帝，使他漸感失望。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告訴他要當中國的華盛頓，不要去做中國的路易十六。袁世凱卻不聽勸阻。到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談判，簽訂“二十一條”，張謇怒不可遏，憤然辭職。

心灰意冷的張謇，只好退守南通，來實現自己的救國之夢。他認為，既然改變不了一個國家，那么就從改變家鄉南通做起。他憑借一己之力努力探索著中國近代化的道路，而南通也在他的經營下迅速崛起，成為民國時期的模范縣。

在思想理念和行為準則上頗為接近的張謇與澀澤，在由傳統社會力量向近代實業轉化的過程中，為何南轅北轍？日本士商較為順暢地實現了現代企業的塑造成型，而張謇這樣的中國士商，在自身轉化過程中步履蹣跚，始終與官場有著夾雜不清的聯系。張謇曾自嘲說：“中國近日官皆商也，商可官也。弊在不當通而通。”到了民國，官商之間互為利用、權錢交換始終沒有中斷，純粹的企業家階層陷于難產。張謇并沒有像澀澤那樣徹底辭官為商，以全副精力投入企業經營活動，而是不斷出入于官場與商場之間，終日窮于應付。

盛衰有憑

自上而下發動工業化是近代中日的共同特征。作為被政府強力塑造出來的近代化歷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與企業的興衰成敗無疑密切相關。而從張謇和澀澤所依靠的兩個不同“靠山”來看，中日兩國對待企業家的態度有天壤之別。

在清末這樣一個近代企業發展在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方面都得不到保證的時代，張謇在事業上的成功，固然有賴于自身經營才能和企業家精神，但張之洞的支持提攜顯得尤為重要。那么，曾經公開聲言“南不拜張，北不投李”的張謇，究竟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張之洞的幫助呢？以實業救國為共同目標，張之洞向清廷保舉張謇，幫助張謇實現了創辦大生紗廠的愿望，而且憑手中的權力，給張謇以盡可能多的特權和幫助。大生紗廠的創辦過程中，張謇與張之洞的往來頻繁。張謇一直把張之洞看成是“能知言可與言”的知己，他們克服了來自統治集團內部保守勢力的各種阻撓，干出了一番事業。

但是如果拿支持澀澤的“伯樂”井上馨作一對比，張之洞作為封建官僚的政治格局就高下立判了。張之洞雖然主張發展工商實業救國，提出“官倡民辦”等新思路，但卻始終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治國之本。作為處事圓滑的官場老手，他更是難以脫離見風使舵的手段。在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籌資最困難的時刻，多次向張之洞求援，張之洞卻瞻前顧后，并未雪中送炭。再如張謇提出裁減厘金一事，盡管于國于民都十分有利，而且此事就在張之洞的管轄之內，他也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向官府內部保守勢力妥協。

而在日本，在以澀澤為首的日本綿絲紡織同業聯合會的要求下，政府廢止了綿絲的出口稅和棉花的進口稅，一舉使日本迅速成為世界紡織大國。井上馨是在推翻封建幕府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政治家，參與了明治維新的整個過程，本身就是國家政策的決策者之一，從未因為政策分歧而放棄自己的原則。對于日本資產階級和新興社會勢力而言，明治政權是一個靠得住的政府，它全力發展資本主義、扶植資產階級的做法，使政府與民間形成推動現代化的強大合力。市場機制的發育成熟，為澀澤這樣的日本士商向近代工商資本家轉化提供了一個寬松的環境。

張謇大生集團的失敗和澀澤榮一事業的成功至少表明，相同的思想理念也會導出不同的經營效果，關鍵似乎還在于理念之外的經濟社會因素。張謇于1895年代張之洞所擬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就曾明確地指出當時日本的成功在于“商本虧累，則官助之，不以賠折而阻”，日本的商貿因而興盛繁榮。而當時的中國，清廷在推行現代化改革時，往往墨守成規，對新興資產階級又處處存以戒心，結果白白浪費了歷史提供的寶貴機緣和時間，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工商業衰落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