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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國文學還是外國文學，短篇小說似乎都是處于一種較為尷尬的境地。人們提及文學名著，往往第一時間想起的，是那些鴻篇巨制。我們所謂的四大名著，都是長篇小說，四大之外再作補充的話，恐怕《聊齋志異》也不會是首選。像那些篇幅短小的“凄婉欲絕”、“不可不熟”（洪邁《容齋隨筆》）的唐人小說，事實上卻不如由它們改編的元代戲曲更廣為人知。  契訶夫（一八六〇-一九〇四） 在西方文學中，這種奇怪的現象同樣存在。雖然有莫泊桑、歐·亨利、契訶夫這些以短篇小說聞名的作家，但說到那些經典名著，也是《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卡拉馬佐夫兄弟》、《尤利西斯》等厚重的小說更容易讓人脫口而出吧。 前兩年去世的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他的評論集《短篇小說家與作品》的導言中，提到了弗蘭克·奧康納所寫的一部短篇小說論集《孤獨的聲音》（1963）。后者把短篇小說看作“被淹沒的人群”：“短篇小說因其自身浪漫的、個人主義的、不妥協的性質——遠離了大眾。” 布魯姆進而言之：“短篇小說中沒有荷馬或莎士比亞，狄更斯或普魯斯特，甚至也不能說，是屠格涅夫或契訶夫、喬伊斯或勞倫斯、博爾赫斯或卡夫卡、弗蘭納里·奧康納或埃德娜·奧布萊恩這些人主導了短篇小說的形式。如果我聽到人們說起史詩這種體裁的時候，首先會想到荷馬或者彌爾頓，而說起詩劇，多數人都會應之以《哈姆萊特》。短篇小說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它的多樣性，而抒情詩則讓我想起雪萊和濟慈……”  卡夫卡（一八八三-一九二四） 布魯姆指出：“弗蘭克·奧康納覺得短篇小說是契訶夫式的藝術，充斥著‘新的被淹沒的人群，有醫生、教師，有時還有牧師’。”而他在這部論著中，則多次強調了短篇小說的兩種類型，一種是契訶夫模式，“像詹姆斯·喬伊斯、D. H. 勞倫斯、厄內斯特·海明威以及弗蘭納里·奧康納這些不同的小說家，基本上屬于契訶夫的傳統”；另一種對立的模式，“由卡夫卡創造、博爾赫斯發展”，寫“夢魘般的怪誕幻象”，是“虛幻的文學”。 不過，我們也不難察覺，所有那些創作出了長篇巨制的小說家，實際上很多也寫過短篇小說。像托爾斯泰，既有《安娜·卡列寧娜》、《復活》，也有《伊凡·伊里奇的死》、《克萊采奏鳴曲》。 二十世紀的文學，寫長篇看似已是大勢所趨，特別是暢銷書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長篇小說。但是，還有不少偉大的作家“癡迷”于短篇小品中。如早期有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寫了兩部長篇，一篇未竟）等，后期則有博爾赫斯。晚年被問及為什么不寫長篇時，博爾赫斯十分謙遜地回答，“原因是我寫不出長篇小說”。（參見《博爾赫斯談話錄》）  博爾赫斯（一八九九-一九八六） 此外，還有加拿大作家、二〇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斯·門羅，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等等，也是專注于短篇小說的創作。 當然，相較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乎，中篇小說的界定也是有點含糊的，例如有的中篇小說就被定義為了長篇小說。而就“血緣”關系來說，中篇小說其實更靠近短篇小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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