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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一部《戲說乾隆》風靡大江南北，并被收入《中國電視劇發展歷程》教科書中。 其中趙雅芝扮演的程淮秀就是江南鹽幫幫主。劇中鹽幫準備干掉譚金旺，為了避免得罪漕幫所以決定秘密進行此次行動。  《戲說乾隆》中的程淮秀 鹽幫我們比較熟悉，古時有“鹽鐵官營”一說。所以鹽幫就是販賣私鹽的草莽結成的幫派，江南鹽幫多亡命之徒，因此又名“鹽梟”，可見其勢力強大。但就算是這樣頗具力量的幫派，也要避免得罪漕幫，由此可見，漕幫勢力其實是更甚于鹽幫的。 而青幫，則是中國近代三大幫會之一，更是由于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上海三大亨”的名頭而響徹海內外。雖然目前青幫仍然存在，不過我們最為熟知的，還當屬民國青幫。  上海三大亨 那么這看似不相及的二者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聯系呢？漕幫，簡單來說就是江浙漕運水手形成的組織，稱為漕運水手行幫。而漕運就是通過水道調運糧食的一種專業運輸方式，這和順豐、韻達之類的快遞公司經營的買賣沒有太大區別。漕運的目的，一是運往宮廷，讓皇家享用，二是送往軍中，充當軍餉之用。 明清兩朝，南糧北調，六百多年間的漕運，幾乎都是通過大運河直達皇城或是朝廷的部隊中。在這期間，水手、纖夫之類的船工就自然而然地聚集起來，形成了在河上討營生的一類特殊群體。 也就是這樣一個群體，在清代雍正和乾隆兩朝，竟然驚動了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而遭到了官方的無情打壓，使得本就流離失所的漕運水手們更加悲慘，這又是為何呢？  總督漕運部院 事情的緣由還要從一個神秘宗教說起，那便是“羅教”。可以說，這個宗教與日后漕運水手行幫的形成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羅教又稱作“無為教”，由明代羅清所創。羅清本名夢鴻，是山東即墨縣人，自小父母雙亡，由叔叔養大。明成化六年，羅清修行十三年而悟道，寫下“五部六冊”這樣的寶卷，據說羅清的思想也對明清時期非常活躍的白蓮教產生了深厚的影響。 一個宗教能夠對他人產生影響，一定是因為而且這個宗教貼合了他人的生活，而羅教，正是天生與漕運水手非常貼合。 明清時漕運的環境非常差，水手們前后約九個月長途奔波勞累，但是收入卻極為微薄。若不是走頭無路的人，一般不會選擇做漕運船工的。  漕運纖夫、水手 漕運水手的境遇有多么艱難呢？我們從史料《漕運則例》中看，當時各省水手工錢一兩五錢到二兩不等，到了嘉慶年間，雖是增加了水手的工錢，但也不超過三兩。這些錢在當時，是無法滿足一個人的吃穿用度的。我們甚至可以由此推斷，這些漕運水手都不是有家庭的人，因為這樣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個家庭的開支，即便是最低標準的溫飽也是不可能滿足的。 不僅如此，漕運回空對于這些水手來說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漕運回空就是指船只空載返回。由于船只回程時不載貨物，漕運水手這時就被遣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食宿就成了大問題。清代李光庭在《鄉言解頤·地部·塵》中有這樣的描寫：“若鄉間載酒，大車多至九套，當行路之時，遇其回空奔命，則真是維塵冥冥矣。” 回空有時對于水手來說是致命，大部分水手他們多都是來自外省的貧民或難民，一旦漕運回空被遣散，他們就沒有地方可居住，這時如果生病的話根本就不會有人照顧他們，死亡是常有的事，由于孤苦一人，死亡后幾乎沒有地方掩埋，就這樣做了孤魂野鬼。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羅教便開始在這些漕運水手之間迅速蔓延開來。  羅祖像 羅教能夠迅速傳播不是沒有道理！首先，作為羅教的創始人羅清，就曾經做過漕運相關工作，所以他的言論，也就更加易于使水手們接受。 在明朝末年，羅教已經在杭州、江蘇、浙江等地傳播開。清朝檔案記載：“明季時有密云人錢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興羅教，即于該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經。于是有錢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該處逼近糧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 所以說，從明末錢姓、翁姓，松江潘姓三庵的建立開始，羅教已經在漕運水手中廣泛傳播。而且，羅教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供奉神佛，吃齋念經，庵堂是羅教教眾最主要的活動地點。羅教之所以能夠在水手中廣泛傳播，正是因為水手的艱苦生活給了羅教傳播最好的土壤。羅教以庵堂的形式，不僅給了漕運水手們精神慰藉，更是他們的生活依賴，水手漕運回空后的住宿及飲食都完全離不開庵堂。可以說，“終年受雇在船，無家可歸”的漕運水手們的生老病死都與羅教庵堂緊緊連接在了一起，“其中有老病無歸者，即留堂長寄，死后代為埋葬”。精神能夠給人們一種超越自身極限的力量，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羅教對漕運水手們的凝聚力，其實是十分強大的。  漕船 但是羅教在漕運水手間如燎原之勢的傳播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國家的運行極度依賴漕運，因此做水上買賣的人也就非常多。為了攫取更多利益，船工水手多按地域等抱團取暖，這樣一來，水手人數眾多，人一聚眾，就難免會驚擾到朝廷方面。雍正五年，浙江巡撫李衛就在上報的奏折中詳細說明了關于水手羅教的情況。我們從中也能夠看出來，水手羅教雖然教徒眾多，但組織松散不嚴密，只是水手間共同的信仰和生活需要成為羅教水手們之間的維系力量，但是人一旦聚眾，也難免會生出些事端，不過當時的羅教，也只是“欺人生事”、“恃眾打架”罷了，并無政治目的。 雖說如此，但與日俱增的羅教發展態勢仍然使當局者感到不安。在冷兵器時代，人數的多寡完全和戰斗力成正比。可以說，羅教在水手間的發展已經到了可以動搖官方的程度。到了乾隆三十三年，乾隆開始嚴厲打擊水手羅教，“非徹底毀禁不能盡絕根株”，且“所有庵堂，擬概行拆毀，毋得仍前留存，復貽后患”，拆毀庵堂，銷毀經書，懲治教內犯罪的為首之人。杭州守護庵堂的二十二人中，或被發往新疆為奴，或被發往云貴兩廣煙瘴地域充軍，容留的漕運水手也處以杖責徒刑，即便是年過六十的人犯也毫不留情。  羅教典籍 從這里我們也能夠看到，乾隆皇帝并沒有給予命運本就悲慘的水手們充分的生活保障，對于可能威脅到皇權的隱患，他選擇的只是一味地打擊，而對于生活在這些隱患之下的孤苦無依的民眾，皇帝是并不關心的。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心系的永遠只是自己的皇權，至于民眾的生活，并不在當局者的考慮范圍之內。 乾隆為什么如此重點打擊水手羅教呢？不得不說，這并不能排除和乾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六下江南”有關。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乾隆第四次下江南過了不久，便開始發力鎮壓水手羅教，那時的乾隆，已是年近六十歲的老人。乾隆在多次下江南后，驚訝于羅教教眾的發展速度，在火借風勢一般的迅猛擴張下，龐大的羅教開始成為令乾隆不安的疥癬之疾。雖然乾隆早年可以做到勤政為民，但是在晚年的乾隆眼里，皇權是大于一切的，因此，漕運水手羅教，就成了乾隆迫切要解決的問題。畢竟，乾隆要成為“十全老人”，就容不得治下有人造次，如果看不順眼，將其鏟除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在強權的絕對重壓下，羅教已經不可能再以公開的方式存續，于是羅教改為秘密進行，主要的活動中心由庵堂轉移到了老堂船。從乾隆中期一直到道光初年，漕運水手組織出現了一系列變化，而組織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化。水手間劃分出不同的幫派，如清代有名的德州幫、興武三幫、贛州幫等，這就是水手行幫，也就是我們開頭提到的漕幫。據史料記載，明清時代大大小小的漕幫數以百計，這個極度龐大的群體也就衍生出了大運河上獨有的“漕幫文化”。  漕運碼頭 各幫派以老堂船為中心，船上懸掛羅祖畫像。往往幫中有一吃齋人，稱為“老管”，也稱“當家”或“會首”，由數人輪流擔任，這些人就組成了該幫的權力集團。和現代化的公司一樣，權力機構制定了一系列的公司章程等幫規，并且掌管著幫內用錢帳目、水手薪資等。在嚴格的幫規、家法下，各幫派設有私刑，“輕則責罰，重則立斃，沉入河中”顯然，水手行幫在最初羅教的演化過程中，宗教的性質和色彩漸漸退化，而漕運水手組織已經具備了社團的特征。 這里就不得不說原來屬于翁、錢、潘三庵的勢力。江蘇等地的水手行幫分為老安和新安兩派。老安包括翁、錢兩派；新安則專指潘安一派。各水手行幫皆隸屬于不同派別，如浙江的杭三幫、寧波幫分屬老安與新安兩派。在漕運巨大利益的驅使下，兩派相互之間的對立與爭斗日益激烈和公開化。 道光五年二月，為了幾只漕船的歸屬問題，兩派之間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毆斗。老安、新安各聚眾搏殺。雙方一直慘斗四日，“先后撈獲尸身五十九軀”，傷者不計其數。在經營漕運生意的同時，很多行幫并不安分守己，他們肆意攔截往來船只，甚至做起了打劫行兇這樣違法亂紀的勾當。 隨著清廷的衰落，朝廷的力量越來越薄弱，而水手行幫的規模和勢力卻在不斷壯大，此消彼長，朝廷對于水手行幫的控制漸漸感到乏力。這也是水手行幫更加肆無忌憚的原因所在。  水手們 道光初年，水手行幫均以“清凈道得、穩誠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元明興禮、大通文學”二十四字排列輩份。凡拜師入教, 各按字輩排列身份，造成了行幫中森嚴的等級制度。 我們看后來清末、民國時期，青幫能夠成為中國勢力最大的幫會之一，與其實行森嚴的輩份制，建立起強大的封建禮法統治不無關系。青幫的每一輩徒弟的名稱中都有一個相同的輩字，以此標明其輩份。青幫的輩字共有二十四個:“清凈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圓明興立、大通無學”。此二十四輩分字就來自于漕運水手行幫內的那二十四輩份字。 道光六年到咸豐三年期間，江浙一帶漕運水手們的命運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清代朝廷的漕運開始由河道逐步改為海路，大運河上的工作機會也開始越來越少。《海運全案》中就有相關記載：江蘇海運始于道光六年，浙江海運始于咸豐三年初，因運河淤阻，迨江淮烽燧，遂無歲不海運，運費大減矣。 漕運的廢止，標志著承擔南糧北運任務的漕運水手們全面陷入失業的境地。 而這些原本的難民和貧民們，在生存條件喪失后無可謀生，這也直接促使水手行幫會社所在不得不再圖發展的情況下被迫不得不趨向成熟。大部分漕運水手在其組織的帶領下，聚集到兩淮鹽場，與長期活躍于此的販賣私鹽組織青皮黨相互融合，號稱潘門，也叫潘家。所以，青幫的前身是在內河漕運終結后，由下崗的水手形成的組織。 兩淮鹽場之所以成為水手行幫新的根據地，無非是因兩淮地區歷來都是朝廷重要的產鹽基地，走私食鹽是一條暴利的途徑，從而導致了兩淮區域自古鹽梟充斥的現象。 最早從水手行幫向幫會社團轉化的是安徽的安慶幫。大約在清代嘉慶年間，安徽省安慶府的水手行幫，已經獨立結成“安慶道友會”，也稱“安慶道友”、“安慶幫”或是“慶幫”。而在江蘇淮安一帶，則出現了著名的“安清道友”組織，除了走私販賣私鹽外，還進行一些類似欺行霸市這樣的非法活動。總之，安清道友的橫空出世，標志著羅教漕運水手行幫向近代幫會社團的轉化，也就是日后青幫的前身。  杜月笙 從最初明清兩朝慰藉水手心靈的羅教，到民國時期勾結軍閥霸占一方，開設賭場妓館、販運毒品、綁架勒索做盡坐地分贓之事的青幫，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發展歷程？無外乎就是由于在封建專制的制度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罷了。更何況隨著清廷的覆滅，封建皇權專制的挽歌帶給普通民眾的只有滅頂災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朱門不再擁有酒肉，路邊仍然橫陳著社會底層民眾的皚皚白骨。末路之人抱團取得的暖，更多的并不是為了溫暖身體，而是溫暖心靈。當這種溫暖被封建統治者無情踐踏的那時起，掩埋在心靈深處的寒冷與陰惡，也將沖破所有關于善良的束縛。這時的惡，也就顯得有些悲情了，惡在哭泣，惡在咆哮，惡，也在扭曲地生長，成為不得不行走在人世間的一種力量，一種正義無法為他們帶來的力量，來反抗這世間所有的悲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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