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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人生中的兩種境況——可能與現實 文/江一 【內容摘要】 《等待戈多》是西方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之作，也堪稱這一派戲劇的開山鼻祖，自此，荒誕也逐漸成為一種特殊的審美意識形態。存在主義哲學作為西方人生哲學的一個流派，它對死亡、恐懼、煩惱等有了十分到位的理解，因而才得以清醒地認識到當代西方社會中荒誕的實質，進而成為荒誕派戲劇的哲學基礎。但《等待戈多》只是在存在主義哲學基礎上清醒地認識并完整地展現了人之生存困境，而并未給出一個走出荒誕困境的具體路線。因此，在對“等待戈多”這一故事進行深入解讀后，筆者強調還應自為地進行一段故事的續寫：從《等待戈多》到存在主義。 【關鍵詞】 《等待戈多》 存在主義 荒誕藝術 可能、理想與現實 讓我們盡情地去回憶、像柔水親吻礁石一般去回憶過往的歲月吧！然后，再凝視這多荒誕的言詞，那時，我們會將它命名為“美麗”，因它告知我們現今的所在、所為！——致《等待戈多》 ——題記 《等待戈多》屬于荒誕藝術，如今荒誕也早已上升為一種特殊的審美意識形態，實際上，荒誕藝術已不僅僅指荒誕戲劇藝術，但它確乎開啟于西方現代派藝術的一個戲劇流派即荒誕派戲劇，它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3年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成功使荒誕戲劇紅極一時，最初這個流派被稱為先鋒派戲劇，到1961年，英國人馬丁·埃斯林的名著《荒誕派戲劇》一書問世，荒誕派戲劇的名稱才固定下來，并流傳開來。 由此可見，荒誕派戲劇是一個“新生事物”，自然以之為淵藪的“荒誕”這一審美意識形態也可算作后起之秀了，而它們的產生并生存下來必定也道出了時代的風貌、喊出了世人的心聲。為了便于理解這一點，我們有必要從宏觀上對文學與人生做一番思考。 對于文學的發展線索，目前，我所認識到的最基本的有這么兩條，即時代風貌與世人心態。我認為文學是一個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那么，其中的時代風貌和世人心態就因之而顯露出十分重要的價值。在我看來，以上兩條線索之間的關系是辨證統一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時代風貌是可以決定世人心態的。而特定時代中的世人則必定至少是十分樂意去采取一種特定的方式來呈現或宣泄自己的這種心態。這樣，時代風貌也便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世人展露其心態的方式即文學在特定時代的樣式或風格。 而由于時代的變遷，前代世人呈現自身心態的方式即先前的文學樣式或風格又并不一定能夠滿足當代人呈現自身心態的需要，而必定至少說是十分可能會去獨創一種新的文學樣式或風格。因此，在如此一番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說時代風貌是文學發展的外部因素，世人心態是文學發展的內部因素，而整個文學就是在這兩條線索的牽引下向前演進的。 回首沉吟，思量荒誕派戲劇及荒誕這一審美意識形態的創生，我認為這正是特定時代中世人心態的真實反映。荒誕派戲劇的先聲之作《等待戈多》上演于1953年，這個時候，正是二戰結束不久，當時人們正處于戰爭的陰影之下，世人普遍對自身的現代文明充滿了反思、懷疑、焦慮乃至恐懼。正如英國作家戈爾丁所言：“在之前，我相信只要合理調整社會結構，我們就能解決自身的所有問題，但二戰之后，這一切可能都不復存在了，因為它鮮明而完整地暴露了人類來自自身的惡。”（其大意如此）這表明浩劫余生的人們感到惶恐不安，他們清醒地看到了“惡”其實是人性本質中的元素，而并不僅僅是人類中某一部分的特例。 于是，我們說問題的關鍵即在于人們不可能通過否定人類中那一部分、那一小部分為惡著的特例而實現徹底否定乃至消除人類普遍的惡，因為戰爭證明了惡其實早已普遍于人性之中，自人之為人始，那么，完全否定惡即完全否定人，連同否定者自身。這樣，人的存在就是一種尷尬的荒誕，時間的存在就是對荒誕的記錄、再現乃至創生，如此想來，時間也在折磨著存在。 如此，在這樣的西方社會中，人們極需要一種學術，并由它來賦予這種存在以合理性，倘若不能夠，就干脆直接重新創制一種合理的存在。那么，以我的理解，這種學術就包括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就是這種學術中一員，這是最基本的。如薩特提出諸如“存在即合理”“存在先于本質”“人絕對自由”這樣的命題。這樣，我們便很容易理解存在主義哲學何以為《等待戈多》的思想基礎。而且，這種遷移是純粹自為的，是西方哲學家們對死亡、焦慮、煩躁、恐懼、自由、選擇等認識到位的果實。事實上，存在主義哲學也的確影響了當時和以后的一大批作家，是它引領作家們締造新的人類之夢。 時代中人性的貌似傾頹使得人們不得不反省自身，這致使他們發現了實際生活中的種種荒誕，接著他們便以一種藝術的方式重現或再創生活中的荒誕，這賦予了荒誕以審美的價值或屬性。此外，荒誕之所以成為審美形態，還在于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即重現和再創荒誕，從表面上看是反理性、反傳統的，但實質上它仍然是西方理性之樹上結出的果實。因為荒誕能夠成為“荒誕”的前提不僅僅是因為荒誕存在，還在于人必須對其實質有清醒的認識。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性的認識，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荒誕藝術才在標榜個性、提倡自然、呼吁選擇和贊美超越的同時，也辛辣地揭露現實，并在審美實踐活動中創造出藝術作品，即富有個性的有意味的形式。 以上，便是我從思辨的角度概要地梳理了作為荒誕藝術的《等待戈多》其創生與存在的理據問題以及其美在何所。以下，我們將結合劇作來談一些它的寓意及寓意的呈現方式。 起始之處，我們還要將上文中的一個話題接過來：作家們何以情愿在存在主義的引領下締造新的人類之夢？這是人類之本性所決定的，戰爭的殘酷讓人們清晰地看到源自自身的惡，他們熱切地期待一種學術因重新解釋世界而使世界重新歸于平靜，很明顯，在他們眼中，當時存在主義哲學做到了。事實上，無論世界怎樣，誰都無法改變人性中對本體、對理想、對烏托邦的追求，這是人性中感性欲求力量的強烈召喚。因此，人類中才有了許許多多“明知不可為而非為之而不可”的壯舉。而關于這一點，宗教哲學家蒂利希認為要成為人就意味著要有烏托邦，因為烏托邦本就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與這點相關聯，德國人卡爾·曼海姆則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講到：“達到理性支配存在的最高程度的人已沒有任何理想，變成了不過具有沖動的動物而已。” 《等待戈多》這一顆西方理性之樹上結出的果子，作為其培育者的貝爾特，難道他不明了其與存在主義哲學的淵源嗎？難道他未得知人性中的烏托邦情結嗎？我認為《等待戈多》提出的問題，應由存在主義來回答并解決，然而，但它能嗎？未知。 人作為一種自為的存在，標志著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在荒誕派看來，更具體地說，在《等待戈多》看來，人也是應該擁有并追求理想的。于是，他們，狄狄（指弗拉季米爾，以下皆同）和戈戈（指愛斯特拉岡，以下皆同），在等待戈多，戈多來了，他們便得救了，戈多是他們命運的主宰，是他們理想的追求。但是，這里作為理想的戈多已經被貝爾特改造了，貝爾特將人們常識中的理想泛化，使它成為一種可能。這便賦予理想以諸多的不確定性，實質上也賦予了常識中的理想以“兩歧性”，即理想一旦演變為可能，便生出了明顯的否泰兩極，其中一極引向終極之善，即常識中的理想，而另一極則引向終極之惡，即常識中理想的反面。這樣一經改造，表面上看是十分荒誕的，而實際上卻有著極深的悲劇意味。理想泛化為可能之先，僅為常識之理想時，人之追逐若臨水捉魚，魚不得而無害；理想泛化為可能之后，而為兩歧之理想時，人之追逐若緣木求魚，魚不得反有大害。理想之為常識之理想，其意雖狹，而有無限之可能；理想之為泛化之可能，其意雖闊，而無絲毫之可能。人若處此境，焉能不悲？ 狄狄與戈戈心中所要的是一種理想，而現實所呈現的卻僅是一種可能，他們在生活實踐中所要追逐的是一種可能，而現實所呈現的卻是一種不可能。這種悲哀，也可是當時人們生存處境的一種反映吧。 關于《等待戈多》的藝術表現形式，我主要談以下兩種，即循環模式和象征手法的使用。我認為正是它們構成了《等待戈多》的荒誕性和悲劇性。下面，我們簡要舉例說明。 首先，循環模式在劇作中的體現。 其實，本劇中“等待戈多”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種循環，日復一日，劇作僅截取其中的兩日，但他們已經這樣度過了五十年（依劇中人物說）。我們看一下劇中兩個明顯的小循環模式，其一，第二幕開始時狄狄所唱的歌謠，如“一只狗來到廚房，偷走一小塊面包。 廚子舉起杓子，把那只狗打死了。于是所有的狗都跑來了， 給那只狗掘了一個墳墓，還在墓碑上刻了墓志銘，讓未來的狗可以看到：一只狗來到廚房， 偷走一小塊面包。廚子舉起杓子， 把那只狗打死了。于是所有的狗都跑來了，給那只狗掘了一個墳墓……”其二，第二幕中狄狄和戈戈輪換著戴包括幸運兒在內的他們三個人的帽子，這種輪換周而復始，如“戈戈接過狄狄的帽子，狄狄把戴在頭上的幸運兒的帽子整了整。戈戈戴上狄狄的帽子，把自己的帽子脫下，遞給狄狄，狄狄接過戈戈的帽子。戈戈把戴在頭上的狄狄的帽子整了整。狄狄戴上戈戈的帽子，把幸運兒的帽子脫下，遞給戈戈……”這兩處僅僅是例證，但卻也清晰地表明當時人們內心的彷徨——無路可走，而所謂的走只不過是無休止的循環而已。我們來看劇中的一段對話，弗（指弗拉季米爾，以下皆同）：“他們變得真厲害！”愛（指愛斯特拉岡，以下皆同）：“誰？”弗：“他們倆。”愛：“這是個主意，咱們聊聊天吧。”弗：“是不是？” 愛：“什么？” 弗：“變了沒有？”愛：“很可能。他們誰都在變。就是咱們變不了。”他們永遠不變，永遠循環，從全劇來看，這也在暗示變的結果即波卓與幸運兒今后瞎眼和耳聾的悲慘遭遇，從而告訴人們變與不變，誰都不比誰更好些。這一點，在下文中我們還會提到。 其次，象征手法在劇作中的運用。 若我們仔細品味，劇中有很多對話與場景飽含哲理、寓意深遠，它們象征著現實中人類生存境況的尷尬與荒誕，應當說，整個劇作就是一個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 狄狄有這么一句話“一個人的心情是自己做不了主的”，這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話，因為在人之外，還有一個世界存在，而這個世界有時完全可以主宰一個人的內心，比如當時那個時代風貌。 在第二幕的開始，狄狄與戈戈有一段對話：愛：“我啥也沒干。”弗：“那么他們干嗎揍你？”愛：“我不知道。”弗：“啊，不是這么說，戈戈，事實是，有些事情你不懂，可我懂。你自己也一定感覺到這一點。”愛：“我跟你說我啥也沒干。”弗：“也許你啥也沒干。可是重要的是做一件事的方式方法，要講方式方法，要是你想要活下去的話。”細致地回憶我們的生活，這的確是一句至理名言：有一個重點不應忽視，即做事的方式。比如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人接物待人的方式我們不喜歡，甚至感到厭惡、恐懼，那么，即使他并未對我們做些什么，但我們也會主動地避開他，因為我們擔心那種我們心中所認定的發生在他人身上的惡會過渡到自身上面。同樣，我們之于他人，也是并無二致的。因此，若不想使他人成為自己的地獄，在生活中，我們應當重視這一點，干什么無所謂，但做事的方式很重要，對于你、對于我、對于他，莫不如此。 若是將狄狄與戈戈的等待戈多視作一種不變的循環，那么，波卓與幸運兒則是一種別樣的設計。在一日之內，波卓與幸運兒變為一盲一聾，而之前狄狄說：“他們變的真厲害。”戈戈說：“他們誰都在變，就是咱們變不了。”這兩對不同的伙伴，一對變不了，一對變的厲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對比其實也是一種象征，表達著那時人們對當時世界的看法，即人世的故事要么永恒循環、周而復始，要么變化迅疾、每況愈下，這種對人世的認識是消極的、悲觀的，但卻是深刻的，是對當時世人心態的真實呈現。 與這層意味相聯，我們再看狄狄與波卓的一段對話，弗：“我在問你是不是一下子瞎的。”波：“在一個明朗的日子我一覺醒來，發現我自己瞎得像命運之神一樣了。有時候我不由得懷疑我是不是依舊睡著。”弗：“那是什么時候？”波：“我不知道。”弗：“可是總不會在昨天之前。”波：“別問我。瞎子沒時間觀念。屬于時間的一切東西他們也都看不見。”……弗：“啞巴！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波：“（勃然大怒）你干嗎老是要用你那混帳的時間來折磨我？這是十分卑鄙的。什么時候！什么時候！有一天，難道這還不能滿足你的要求？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啞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們會變成聾子，有一天我們誕生，有一天我們死去，同樣的一天，同樣的一秒鐘，難道這還不能滿足你的要求？（平靜一些）他們讓新的生命誕生在墳墓上，光明只閃現了一剎那，跟著又是黑夜。”這段對話可堪稱點睛之筆了。狄狄與戈戈，波卓與幸運兒，一對不變，一對速變，卻都是荒誕的。他們都期待所追逐的可能最終成為理想甚至成為理想的現實而不是噩夢，但對他們來說，可能在現實中偏偏是一場噩夢而不是理想，更不是理想的現實。然而，變與不變，可能、理想、現實、噩夢都在時間中存在。那么，這時間的存在也即是一種煎熬了。 僅在一日之間，波卓成了瞎子，他也說瞎子是沒有時間觀念的，但他也承認了自己的憤怒是由于受到了時間的折磨。因此，可以看出，對于瞎眼的波卓來說，時間的存在無疑是一種折磨，因為時間并非靜止的，它在動，而他卻感覺不到動——時間的流動，也即自己的衰老和死亡的逼近，如此說來，面對時間，波卓自然會感到恐懼。因為，它們是可能，是隱患，因而也隨時可以到來。 人作為一種自為的存在，標志著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于是薩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質”的命題，這樣就把人的可能性無限地擴大了。此刻，我想到了人總是要去追求一個個的可能性，并盡力使這些可能性成為現實性，且每一個后來的可能性都要比前一個更好。那么，這樣的可能性也就是理想吧。我認為存在主義所倡導的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其實質也是指這樣吧。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為世界尋得一個穩定的框架。 現代西方哲學對死亡、恐懼、煩惱、焦慮、自由、選擇等概念理解得足夠到位了，因此也對現實中存在的荒誕及其實質有了清醒的認識，因此促生了荒誕藝術。這樣說來，一段故事：從《等待戈多》到存在主義確乎可稱為一種自為的續寫了。 【江一簡介】 江一，青年作家，詩人，編劇，中文課程設計師，原名金江昆，號榷山，1988年生，2012年7月畢業于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育碩士，師從實力派作家、詩人、著名文藝評論家胡業昌先生，著名兒童文學研究專家侯穎教授，現為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衡水市作家協會會員、簽約作家，河北衡水中學語文教師,衡中詩詞協會理事，著有長篇小說《渡緣》《一江琴聲》《湖畔弦歌》、詩集《桃花塢雨》《榷山問樵》、美學著作《美的喚醒》、哲學著作《生活世界與藝術境域》、學術著作《情境之門》《一個諸境齋的故事》《灑落的從前》《唐宋詩發展史簡話》等，指導中學生創作詩文集《繁荇集》《化境風》《童音》等。發表的論文有《敘事類寫作限制初探》《傳統文化傳承問題探究與解決》等。曾獨立開發課程《漢字硬筆書法入門與提高》《美的喚醒》《中西思想小史與文學寫作》《知“古”與知“己”》，并教授北大先修課《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主持和參與的科研課題《青少年心理問題與對策探究》《傳統文化在高中語文教學中的傳承》《責任教育》和《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和青少年職業規劃》，榮獲教育部關工委和重慶課堂內外雜志社聯合舉辦的第二屆“好老師”主題征文特等獎，寫作教育事跡被國家級教育人物雜志《中國好老師》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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