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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期，世家大族的發展環境相對和平穩定，他們崇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沿著國家既定的選拔方式進入仕途，為臣為官，如果被罷官歸家則回家鄉私塾學堂當教書先生。 至于魏晉時期的士族，則是憑借著亂世時謀取功績、經營關系而升官發財，或者因為朝代更迭或者政治斗爭中站隊正確、功勛卓著而使家族日漸隆盛。士族們的一大特征是'以儒學入仕'，崇尚'仁德施政，禮儀興邦'；而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娛樂活動中又極力標榜清談為代表的玄學風尚，此即所謂的'儒玄雙修'。 一、東晉'門閥政治'登上歷史舞臺，為'儒玄雙修'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東晉時期在朝堂上權威較盛的門閥士族，他們的發家史基本上都是從謀取兵權以確立家族的政治地位，之后通過力薦仕人或宦官以及聯姻等方式來維系家族的地位的運轉模式。其中尤以王、謝兩家為代表。  西晉末年，隨著胡人鐵騎南下北方紛爭的戰火綿延不斷，華夏一片焦土。為了穩固大后方，西晉皇帝任命普通藩王世家出身的司馬睿為安東上將軍，讓他鎮守江南繁華重鎮建鄴。因八王之亂而南下的瑯琊王氏因世家富豪而聞名天下，王氏諸兄弟大力協助同鄉老表瑯琊王司馬睿，在江南建立了新的政權——東晉。 晉元帝司馬睿任命'恩人'瑯琊王導為丞相，主管朝堂內務，瑯琊王敦為上將軍，掌控天下軍權，也就是說瑯琊王氏實質上控制了帝國的權柄。 掌權之后的瑯琊王氏——王導勵精圖治，苦心經營，為東晉的皇族大業和瑯琊王氏在江南地區扎下了牢固的根基，'王與馬，共天下'由此得名，同時也標志著東晉綿延近百年的'門閥政治'正式登上政治舞臺。  謝家的鼎盛源于前秦與東晉之間著名的''。此戰謝安在后方指揮，謝氏諸多子孫在前方御敵，最終東晉以少勝多擊敗了前秦大軍，奠定了東晉幾十年的穩定局面，而謝氏子弟在此戰中居功至偉，使得整個謝氏家族由此走向鼎盛，謝家的聲名與威望從東晉一直延續到時期。 二、'儒玄雙修'是現實與理想在矛盾中的妥協 玄學與儒學的興衰交替一直伴隨著政局的變化，所以會染上一層并不清淡的政治色彩。魏晉以來，以'浮虛、玄虛、玄遠'為主體的玄學逐漸取代了儒學的思想統治地位，東漢時期的那些世家大族階層也逐漸演變為魏晉的士族階層。 對于門閥士族和中道興起的名臣們來說,在仕途上秉承儒學教育思想、崇尚儒學的君臣綱常和人倫的仁義道德思想、遵守儒家的禮教規范等等,并不是必須要在日常生活中徹底廢棄清談等玄風雅議。 恰恰相反，除了政治生活,大家非常享受清談玄言這種雅致的娛樂、學術和思想交流方式，甚至將清談看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晉興起的玄風吹遍朝野，當時玄學思想蓋壓儒學而成為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勝者。其時，儒學家族如果不接受玄學思想，就無法產生為世人所熟知的所謂名士，從而也不能繼續維持其尊顯的士族地位。  綜上所述，到東晉初期的儒家復興趨勢，并沒有使儒學與玄學的學派思想矛盾激化，反而是二者在現實中求同存異，在理想里相互闡釋宣主，在矛盾中相互妥協默契。 例如東晉前期，朝堂君臣對玄學及相關士族的批判,只是針對一些玄學士風、怪異行為、狂妄語言對當時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與結果,而對清談本質的形式、內容與意義并未或觸及。所以，玄學的代表人物中，也很少有人與儒家基本思想完全的對立起來。 '朝堂儒風習習，堂外清談嘰嘰'，兩種本該不容于水火的思想學派，在士族們的'儒玄雙修'下顯得何其融洽與和諧。 三、'王'者之儒風與謝門的'清玄'之道 其實，東晉時期的門閥士族們在政治中的斗爭是十分殘酷的。自瑯琊王氏協助司馬睿建立東晉王朝以來，門閥士族并不是一直穩固不變的，每當一個門閥士族權勢達到鼎盛的時候，必定會有另一個門閥士族在背后伺機行動，最終會行取代之事。  但是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兩家在歷次殘酷的政治紛爭中得以幸存保留，家族興盛一直綿延至南朝而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家族傳承、政治聯姻、兵權在握、朝堂能言者眾等要素以外，家族的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瑯琊王氏秉承'共天下'之責任，自然無法以'空談誤國'的玄學來承載家族的興旺與延續，儒家思想是其繞不開的歸宿。例如王氏家族的奠基人、以至孝聞名于世的王祥，在思想上以儒風為主，并且儒玄雙修。 陳郡謝家青睞于玄學的處事風格也是由來已久。謝氏家族在江東素有'德門'之稱的高譽，謝家處貴而遺權，謙讓自守的作風使得謝氏一族在多次紛爭中得以全身而退。 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戰后不久，司馬皇室感受到謝家功高蓋主，皇權受到了威脅，準備對謝家以示皇威。謝安以大局為重，為了保全家族讓出中樞丞相的大權，離開京城外駐廣陵守備；將軍謝玄讓出北府兵權，隱退到會稽山一帶居住，不再過問兵政大事，這種以退為進的玄風亮節獲得了從士族到百姓的認可，保住了其家族地位的穩定。 四、以文學的視角審視'儒玄雙修'新思潮， '以道釋儒'與'以儒釋道'是儒風和道家互相闡釋顯著的特色 我們可從多個層面和視角對魏晉時期的儒玄雙修現象加以考察。現代學者大多將魏晉時期這種特色解讀為儒道兼綜。其中部分學者將其形成與發展歸納總結為儒家思想和道家玄學的深層次相互交融的體現。 如果從文學作品的特性角度具體考察儒玄雙修及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就相互的交流理論而言, '以道釋儒'與'以儒釋道'是儒風和道家互相闡釋在漢晉時期最顯著的融合特色。 僅僅從魏晉以來的藝術與文學史料來看，對于儒家的經典著作的詮釋上首先是在漢魏時期儒家學派幫助道家玄門融于儒家思想范疇之內，然后于魏晉之際王弼、郭象等玄門學者在玄風清談日盛，儒家式微的情況下以道釋儒。  比如《易經》這本書,在兩漢時期是儒家的經典名著,到了魏晉時期就變成了玄學體系里的名著名作,這期間經過玄學專家們的玄理改造,《易經》已經由兩漢時期儒家六經之首變成立魏晉、南朝時期的三玄之一。 而兩晉之際尤其是東晉建國前后所啟動、興起的儒玄雙修思潮，融入到東晉南朝儒道經傳詮釋上,在漢晉文學史上則從某種程度上扭轉了這種玄理化、老莊化的詮釋趨勢。僅從這一點上說，其在文學史上的文化意義便非同一般。 兩晉之際的這一新思潮，由王導開啟,其相繼的中興名臣支持及士人們加以效仿，使這一思潮迅速興起。從歷史和文學的角度審視，儒玄雙修這種新興思潮，離不開兩晉相交時期的儒家學派的轉變機會、以王導等人為代表的門閥士族對儒玄雙修的肯定與認可。 儒玄雙修為東晉南朝士大夫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畫出了完美的價值取向,并且開創了東晉門閥政治下士族儒玄雙修的新時代。這一時代的大多數玄學家,同時又是政治家而身兼政事,其行政務又不廢清談。 而多數官員或學者,也儒玄雙修、時隱時仕,而且還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儒道經傳詮釋尤其是文學的老莊化、玄理化起到了轉向作用。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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