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不就是《三十六計》嗎?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讓我們聽一個小故事。 有一位軍事學教授曾開了一門課,專門給企業家們講解《孫子兵法》。 教授興致勃勃,旁征博引,講得滔滔不絕。講了半天,有一位企業家坐不住了,問:“您怎么還不進入正題?” 教授愣了:“什么是正題?” 那人非常期待地說:“三十六計啊!《孫子兵法》里不是有三十六計嗎?” 教授哭笑不得,說:“這兩本書,一個兩千年前,一個兩千年后,沒什么關系!再說了,順手牽羊、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笑里藏刀,這些招數,還用我來教嗎?我給你講的,是大戰略、大格局!” 其實,不止這位企業家,我們大多數人,在沒有專門學習時,都會下意識地將《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關聯在一起。甚至有些書,直接就將《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作為書名,還要標上:作者是(春秋)孫武。也就無怪乎會引人誤解了。 今天,我們要讀《孫子兵法》,首先就要知道——《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不是同一本書。 01 《孫子兵法》講什么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著作,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兵書。 它的作者是孫子,成書于春秋晚期。 春秋戰國,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年代。中華文化基本的精神命脈、價值取向、思維邏輯、哲學概念,大多已在這個時代確立下來了。 那一時期,群星璀璨、百家爭鳴,偉大的思想家相繼涌現: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當然也包括孫子。 孫子,原名孫武,出身于齊國的一個軍事世家。后因齊國內亂,便去往吳國,“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以《孫子兵法》十三篇覲見于吳王。 吳王見書大奇,很快接見了孫子,“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孫子成為了吳國將軍,并助闔閭成就了霸業。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吳國“西破強楚”,往西打敗了強大的楚國;“北威齊晉”,北邊威震曾是霸主的齊國和晉國;“南服越人”,往南降伏了越國;孫子“與有力焉”,孫子在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史書上對孫子本人的記載并不多,但《孫子兵法》卻一直流傳下來,并深深扎根進了中華文化的脈絡之中。 有一位北大教授說: “今天,要研究儒家思想,你要去讀《論語》; 要研究道家思想,你要去讀《道德經》; 要研究中國哲學,你要去讀《易經》; 要研究中國人的戰略思想,你就要去讀《孫子兵法》。” 可見,《孫子兵法》在戰略學著作中的地位,真可以說是“兵學圣典”了。 《孫子兵法》不是一部普通的兵書,它不是具體地給你講某一次戰爭,也不是教你排兵布陣的陣法圖,更不是教給你糧草被服籌備工作怎么做。 古人評價它“字字珠璣”,今人評價它“簡單而深奧,簡略而深刻”。 它是一部高度抽象的軍事哲學著作,超越了具體的方法論,從樸素辯證法的角度,總結了戰爭與戰爭指導的基本規律。 那么,《三十六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2 《三十六計》講什么 《三十六計》是一部成書于明清時期的兵書著作,作者已不可考。 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三十六計”的說法了。《南齊書》中有記載:“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計,汝父子唯應走耳。”意為敗局已定,無可挽回,唯有退卻,方是上策。 “三十六計”的說法,就為后人所沿用開來。宋代惠洪《冷齋夜話》中也提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等到了明末清初,引用這個詞的人就更多了。 于是,有心人采集群書,編撰成《三十六計》。但具體的編撰者是哪個人、成書年份是哪一年,都已無法再行查究。 這本書同樣不長,約有五千余字。共分六套,分別為:勝戰計、敵戰計、攻戰計、混戰計、并戰計、敗戰計。每一套又各包含六計,合共三十六計。 前三套是處于優勢所用之計,后三套是處于劣勢所用之計。 每一計都只有短短幾句,再引證一些宋代以前的戰例、一些孫武、吳起、尉繚子的語句,即告結束。比如,第五計原文如下: 《第五計·趁火打劫》 【原典】敵之害大,就勢取利,剛決柔也。 【按語】敵害在內,則劫其地;敵害在外,則劫其民;內外交害,則劫其國。如:越王乘吳國內蟹稻不遺種而謀攻之,后卒乘吳北會諸侯于黃池之際,國內空虛,因而搗之,大獲全勝。 可以說,《三十六計》是一部兵家計謀思想的著作。 那么,《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的區別究竟在哪里呢? 03 “道”與“術” 那么,《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的區別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把兩本書的核心思想提煉為三個關鍵詞,可能是這樣的: 《三十六計》:戰則必勝、心計謀略、不擇手段; 《孫子兵法》:不戰而勝、戰略思維、人生智慧。 這是根本的格局與境界上的不同。簡單來看,從目錄上即可見端倪: 《三十六計》的目錄是:聲東擊西、暗渡陳倉、隔岸觀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順手牽羊…… 《孫子兵法》的目錄則是:計、作戰、謀攻、形、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 細細體味,高下立見。 《三十六計》產生的時代是明清,整體社會氣象已露衰頹之勢,與春秋時充滿活力、創造力的氣氛已完全不同。這時產生的兵書,與春秋時的兵書,在層次和境界上也就有了明顯的差距。 歸根到底,《三十六計》講的是謀略,是兵法中的小“術”;而《孫子兵法》講的是戰略,是用兵的大“道”。 八十歲高齡的吳如嵩將軍曾如此評價這兩本書: “兩者不同的關鍵問題是在目的論上。《三十六計》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一切損人利己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對借刀殺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美人計等極端詭譎的權謀大加渲染和濫用。 而《孫子兵法》是高層次的戰略學著作,民族英雄戚繼光稱《孫子兵法》是'上乘之教’。怎能把《孫子兵法》混同于《三十六計》呢?” 其實,“手段”本身是無善無惡的。但若只授人以刀刃,而不扶人之心,手段就很容易被濫用、錯用乃至于惡用,以致釀成更大的惡果。 陽明先生當年38天擒寧王,也用了圍魏救趙計、反間計、緩兵計、火攻計等手段。關鍵是,陽明先生的發心是正的,他洞察人心,是為了更好地抑制小我,激發大我。 每一個小我,都是自己的陷阱。 如果在用計之時,不是出于大我的慈悲,而是出于小我的算計,那么,這就是兵法的錯用,同等的反作用也最終會反饋在自己身上。 《孫子兵法》,是為君子謀,非為小人謀!陽明先生平叛、剿匪,戰無不勝,卻慨嘆道:“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他的心始終在化育百姓上,而不在戰爭勝負上,故能“仁者無敵”。 有這樣一顆心,自能心生萬法,應變無窮,何止三十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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