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圖|鄧演達 1931年11月29日深夜，蔣介石侍衛長王世和與幾名衛士，悄悄將鄧演達從南京富貴山炮臺提出。 對于這突如其來的一行，鄧演達并沒有感到疑惑，而是很順從地上車，當車輛行駛到南京麒麟門外西村附近的沙子崗時，王世和借口車輛拋錨，將鄧演達騙下了車，鄧演達站在路邊，四下里有些漆黑，就在他感覺有些不妙的時候。 “砰” 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鄧演達的后腦勺，鄧演達當即倒地身亡，或許就連他也沒想到，曾經與他親如兄弟的蔣介石，會對他痛下殺手。 一代名將鄧演達，就此草草被掩埋于荒野。 作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農工黨人擦干眼淚，一方面查找兇手，一方面尋找鄧演達的遺骨，一直到1957年末才找到，農工黨人將鄧演達遷葬于南京市玄武區中山門外靈谷寺旁邊的公墓。何香凝還親自為鄧演達題寫了墓碑。 那么時隔20多年，當年鄧演達遇害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革命元老 鄧演達少年時代就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后來跟隨孫中山一起投身革命。 1924年，孫中山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國共兩黨開始第一次合作，鄧演達積極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贏得了孫中山先生的信賴。 作為黃埔軍校的籌建者之一，鄧演達在軍校建立以后，擔任團長一職，當時該職務僅次于蔣介石的校長一職。 鄧演達與蔣介石的分歧，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 一個是堅定地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而另外一個則是排斥異己，因為蔣介石在軍校任用親信王柏齡，鄧演達的工作根本無法展開，無奈只能赴德國留學。 也就是在德國期間，鄧演達與朱德、孫炳文等共產黨人交好，心中也更加堅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想法。
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病逝，鄧演達深深地感覺到國內局勢的變動，于當年冬天啟程回國，也因為主張不同，鄧演達與蔣介石的分歧加劇。 蔣介石幾次派人游說鄧演達，希望他能夠放棄自己的主張，以便于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均被鄧演達拒絕。 1927年3月19日，鄧演達應邀出席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第12次會議，期間蔣介石派心腹曾擴情從南昌抵武漢，再一次勸說鄧演達放棄自己革命立場，事實上這也是蔣介石在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最后一次拉鄧演達，但為鄧演達所拒絕。 隨著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屠殺革命黨人與工農群眾，汪精衛集團操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由陳公博、陳克文取代鄧演達，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農民部部長等職務。 鄧演達隨即遭到通緝，不得已之下，只好化妝成為檢查電線的工人，乘蘇聯顧問的火車前往蘇聯。 盡管鄧演達并未參加南昌起義，但在起義之后，鄧演達仍然當選為革命委員會委員。 鄧演達雖然之后很多年的時間，均旅居國外，但始終關注著國內的形勢發展，并在海外成立“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并積極聯絡了一部分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在上海成立了“黃埔革命組織會”，積極從事革命運動。
圖|南昌起義 長期旅居國外的鄧演達，深知國內革命，絕不僅僅是因為一個蔣介石、一個汪精衛等人的問題。 1931年1月5日，鄧演達發表了《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和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的文章，文章深刻地指出：要推翻現時買辦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只有待決定于為建立平民政權而斗爭的革命行動而努力。 鄧演達在上海開辦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干部訓練班，以便培養反蔣力量。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秘密前往上海，參加干部訓練班在上海舉行的結業典禮，為了防止泄密，當時參加的13人一律許進不許出，午飯后，鄧演達登臺演講，直至下午3時被一擁而入的英租界巡捕抓捕。第二天便被押解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 鄧演達被捕的消息，立刻便引發了轟動，蔣介石當時正遠在南昌指揮第三次對紅軍的圍剿，聞訊后立即從南昌趕回上海，并下令給張群、王懋功，將鄧演達迅速押解至南京。 考慮到人才難得，蔣介石一開始還沒準備要殺鄧演達，而是派出心腹陳立夫去勸說，但被鄧演達嚴辭拒絕。 蔣介石后來又以私人關系的名義，托段錫朋找到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三黨）領導成員謝樹英，并對他說：“鄧演達已到南京，你們做的事情我們全都知曉，我今天特意來只是想請你親自寫封信，勸鄧先生和蔣先生合作，這樣一來就什么事情都沒有了。”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許諾鄧演達，只要肯合作，保舉他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或參謀總長的位子，又被鄧演達嚴詞拒絕。 蔣介石沒有辦法，只好親自出面勸說。 “別人反對我，還有話可說，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講清楚？你應該同我合作嘛！”
圖|蔣介石 盡管蔣介石言辭懇切，但鄧演達依舊不為所動：“只要你聽取我的意見，不違背中山先生的意志行事，我當然肯同你合作。”蔣介石又說：“我是按總理的意志行事，但汪兆銘，胡漢民他們與我釜底抽薪，使我鏟除共產黨的計劃一再落空。日本人又在大舉進攻，難道你毫無感觸？”鄧演達冷笑一聲：“要談感觸，當然有，要不是你連年內戰，排斥異己，民窮財盡，日本敢這樣猖狂么？” “你不同我合作也沒關系。”蔣介石放低姿態又勸：“只要你不再寫攻擊我的文章，你可以出去。” 鄧演達瞪了蔣介石一眼：“我寫什么文章，不是我鄧某人要寫，是中國人民要寫。” 一席話氣得蔣介石火冒三丈，拂袖而走，臨走時撂下一句話：“你要是想通了，就來找我。” 沒過多久，蔣介石又派人傳話：現在日寇深入，大敵當前，理應捐棄前嫌共赴國難，他想要鄧演達公開聲明取消臨時行動委員會，并提出要任命鄧演達為剿總副總司令。可鄧演達不為所動：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國為民，主張絕不改變，個人絕不茍活！” 1931年11月29日深夜，蔣介石命人將鄧演達槍殺于南京麒麟門外西村附近的沙子崗，鄧演達被害后，很長一段時間不為人所知，一直到12月中旬，宋慶齡親赴蔣介石官邸時，才從蔣的口中得知了事實真相。
圖|宋慶齡 對于殺害鄧演達一事，蔣介石并不后悔，對鄧演達，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中國有兩個人可以取代他，其中一個已經被他所殺，這個人就是鄧演達了。 鄧演達在黃埔系學生以及將領中，影響是非常大的，陳誠就曾上書蔣介石，希望能為老友求情，鄧演達被害后，陳誠幾度想要辭職，稱“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蔣介石再三勸說，這才作罷。 總而言之，鄧演達遇害，對于中國革命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一個投機分子 1931年11月29日，鄧演達遇害后，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隨即轉入地下，前后幾次易名，到1947年2月3日，宣布更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原總聯絡人章伯鈞先生，出任農工黨主席。 鄧演達與參加干部培訓班的同志被捕以后，也在分析是如何暴露信中的，按說位于上海英租界，本身地址也很隱秘，參加成員人數也不多，只有13人，為保密起見，事先這些人都不知道鄧演達要去，而且會場下達了嚴格規定，參會人員一律許進不許出，一直到吃完午飯下午3時，鄧演達登臺講話，隨即被沖入的英租界巡捕逮捕。 怎么會那么巧？ 與鄧演達一同被捕的羅任一忽然想到了一個可能：“有一個人離開了現場，他沒有被逮捕。“ “是誰？”鄧演達問了一句。 “陳敬齋。” 盡管后來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但包括羅任一在內的12人，經宋慶齡、馮玉祥營救于1932年出獄，獄中這一番分析，也隨即被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人知曉。 可當一行人到了陳敬齋老家景德鎮后，并沒有找到他，于是復仇的想法只能暫且先放下。
圖|譚平山1926年時照片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稱為中國農工民主黨后，這件事也成為所有農工黨人的最迫切想要完成的一件事。 那么，陳敬齋究竟躲到了什么地方呢？ 要想知道陳敬齋躲在哪里，就要先知道他的為人。 準確地來說，陳敬齋只是一個混入革命隊伍的投機分子。 陳敬齋在衛生學校求學期間，為人品性就不端，混入革命隊伍以后，現實在廣州國民政府政治編輯部月刊當了一名編輯，后來又被調入黃埔軍校軍醫部，第三軍攻克南昌后，陳敬齋又調任到了檢察廳當了檢察官。 1927年3月，陳敬齋在江西工人部當秘書時，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可次月，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本來意志就不堅定的陳敬齋當即躲回到老家，為獲取政治上的利益，陳敬齋又于1928年加入了譚平山組建的中華革命黨，本來是為了攀附高位，可沒想到的是，鄧演達于1930年以中華革命黨為基干，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陳敬齋又害怕了，幾年前屠刀懸頸的日子讓他心有余悸，為此陳敬齋開始消極怠工，有關人員注意到了他的思想變化后，開始對他保密，重要的工作也不再安排給他。
圖|王懋功，時任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 盡管當時所有人幾乎都注意到了陳敬齋的變化，可卻沒來得及將此人踢出革命隊伍，并最終導致悲劇發生。 1931年3月，鄧演達派陳敬齋赴上海工作，在花紅酒綠的世界里面，陳敬齋逐漸地迷失了自己，加上當時蔣介石出巨資懸賞捉拿鄧演達，陳敬齋萌生了出賣鄧演達，換取巨額賞金的想法。 陳敬齋寫了一封告密信，送到了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盡管當時鄧演達與蔣介石存在政治分歧，但大多數人均不愿意插手這件事，當時警備司令部熊式輝收到信以后，根本不愿意理會，他將信轉給了上海市市長張群，接著張群又將信轉到了江蘇省主席王懋功手中。 王懋功一開始想著，先向蔣介石匯報一下，沒想到的是這件事被江西省政府委員王柏齡知道了，王柏齡是蔣介石鐵桿，當年在黃埔時期，就與鄧演達有矛盾，一聽到有這個消息，十分熱衷于此事，立即著手布置與陳敬齋聯系，并商量如何抓捕鄧演達。 特務利用約定好的暗號取得了與陳敬齋的聯系，準備等陳敬齋一送出消息，就立即實施抓捕。 與此同時，鄧演達準備派陳敬齋到福建，陳敬齋一開始并不愿意，后來為了探聽鄧演達的行蹤，假意答應去福建，并提出去之前想要見見鄧演達。當時臨時行動委員會準備8月17日在上海召開干部訓練班結業典禮，鄧演達也要出席。 負責人羅任一不疑有他，于是便告訴陳敬齋：“等訓練班結業儀式結束，你留下來，鄧演達要找你談話！” 陳敬齋一聽大喜過望，假意詢問：“鄧演達今天要來嗎？” 盡管羅任一沒有正面回應，但他的話無疑給了陳敬齋一個關鍵的信息，那就是鄧演達會在這一天親臨結業典禮現場。
圖|王柏齡 到了下午，陳敬齋果然發現，鄧演達來到了典禮現場，于是假裝肚子痛，將消息賣給了特務，鄧演達隨即遭到逮捕并殺害。 即便陳敬齋在這件事上“立下赫赫功勞”，可特務們對他可并不會很客氣，事后只給了他2000大洋賞金，就連事先約定好的出國留洋，也沒能成行，失落的陳敬齋又回到了老家景德鎮，與人合伙開瓷器廠度日。 真兇落網 陳敬齋出賣鄧演達以后，哪怕已經過了20年，農工黨人始終記得這一深仇大恨。 1949年11月，農工黨召開全國會議，通過了“逮捕叛徒陳敬齋歸案法辦”的提案，周恩來與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也給予了這一行動大力支持。
圖|章伯鈞 盡管時隔多年，陳敬齋始終下落不明，但農工黨人十分肯定的是，陳敬齋一定是躲在老家景德鎮的，1050年1月24日，農工黨主席章伯鈞迅速將這一消息告知了羅瑞卿，羅瑞卿火速下令，要求江西省公安部門迅速出動，查訪陳敬齋的下落，農工黨也派出了江西省委的陳其勛配合公安一起辦案。 陳其勛是農工黨老人，對陳敬齋十分熟悉，他配合當地公安部門走訪了半個多月，又查閱了相關的戶籍檔案，最終才查清楚，原來陳敬齋早已改名為“陳福林”，是景德鎮利興福瓷器廠的老板。 1950年3月8日下午，公安人員化妝前往利興福瓷器廠找老板：“我們有大生意要談。” 一個五十來歲、戴著眼鏡兒的中年人走出來詢問，公安人員趁其不備，將之拿下，當從公安人員口中聽到“陳敬齋”三個字時，眼前這個中年人如同泄了氣的皮球一樣。 周恩來得知真兇落網后，十分高興地對身邊的人說：“和他算賬的時候到了。” 盡管陳敬齋已經被抓捕歸案，但對調查并不準備配合。
圖|周總理 面對公安人員審訊，陳敬齋拒不承認自己罪行，反而將一切罪責推給了“第三黨”領導成員王枕心，聲稱是奉了王枕心的命令，并捏造了許多細節，企圖渾水摸魚。 審訊工作進展非常緩慢，加之時隔20多年，許多的細節根本無從考證，農工黨以及公安部只能將一切呈文給周總理。 1950年3月31日，周總理了解了案件經過后，于當天晚上發電給江西省委： “謀害鄧演達之案犯陳靜齋，如已轉解南昌，請告該地將其案情迅速弄清速報，以便處理。” 許多當年知情人，如羅任一等一些牽連在內的農工黨人，迅速將當年實情寫下材料，為弄清整個案件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在事實面前，陳敬齋無奈地低下了頭顱，表示是因為當年對革命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才做出了這件事情。
圖|鄧演達墓 案件事實弄清楚以后，1950年6月16日，蔣光鼐、蔡廷鍇專門致信給農工黨主席章伯鈞，要求對兇手陳敬齋明正典刑。 1950年6月19日，陳敬齋被判處死刑，并執行槍決，時隔20多年，鄧演達遇害一案最終真相大白，想來犧牲的人泉下有知，必然也會感到欣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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