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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朋友們大家好，最近將會給大家帶來一個新的系列。最近，將會給大家介紹一下中國古代的三部軍事著作——《司馬法》、《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 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思維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自周天子遷都以后，王室的衰微帶來了社會思潮的變化。一些大諸侯的權力日趨變大，他們之間的爭霸使周天子變成被利用的工具。由于周王室權力變弱，軍事權力下移到各諸侯國手中，形成了“將相分離”的軍事制度，戰爭規模也隨之不斷擴大。這些原因造成了春秋戰國時期戰爭思維方式的變化。  由于上述原因，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中國古代著名的三部兵書，即《司馬法》、《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對于三家的軍事思想進行比較。我們能夠發現，“慎戰”是三家對待戰爭的一致態度，他們都認為好戰者終將滅亡，提倡戰前必須有充分地準備。《司馬法》認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最終達到和平，《孫子兵法》認為應為國家和人民利益而戰，《孫臏兵法》認為戰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應利用戰爭來禁止爭奪。人本主義思想在《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在戰略戰術方面，三家在用兵、作戰和布陣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對待軍事情報，三家都持重視的態度。在如何治兵方面，三家對賞罰、軍隊治理和對待士卒態度上各有不同的見解。三家對選擇將領都有自己的標準及要求。《司馬法》認為強兵要有精良的武器裝備，《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認為強兵首先要富國。《孫子兵法》對軍事后勤比較重視，而《司馬法》和《孫臏兵法》在這方面論述較少。  司馬穰苴即田穰苴春秋戰國時期，戰爭在社會生活中所占地位日益顯著。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的軍事思想，因為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呈現了它獨有的魅力。所有的人類活動的、痕跡都顯示，人的地域文化品性，是人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漫長的歷史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同樣，地域文化品性作為重要的人文結晶，也彌散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影響著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進程。軍事思想作為先秦時期整個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有其鮮明的地域特征。  先秦時期軍事思想大致由三部分組成：齊國軍事文化；三晉軍事文化（包括韓、趙、魏一帶的中原軍事文化和關中秦國軍事文化）；以楚、吳、越為主體的南方軍事文化。其中，齊國軍事文化是先秦軍事思想中最重要的構成部分，收入《武經七書》中的五種先秦兵書，有三種屬于齊國兵學系統：《司馬法》、《孫子兵法》和《六韜》（另外兩個是吳子兵法和尉繚子，孫臏兵法因為失傳而未入武經七書）。由于種種原因，齊國軍隊的戰斗力在先秦諸侯列國中并沒有什么優勢，“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為改變這種劣勢，整個先秦時期，齊國的軍事家們始終十分關注對軍事的研究，因此齊國兵法總是能夠與時俱進，博采眾長。馬陵之戰就是孫腆運用謀略，以已之長擊敵之短的突出事例。  《李衛公問對》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今世所傳兵學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充分肯定了齊國兵法在中國古典兵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六韜》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姜太公所著，《隋書·經籍志》在著錄太公《六韜》時，即注明為“周文王師呂望撰”，以姜太公(也叫呂望)和周文王、周武王問對的形式寫成。它的成書時代和作者，一直都有很大的爭議，有一些人認為它就是出自姜太公之手，更多的人則反對這種說法。原因如下。 《六韜》中大量談到車兵、騎兵、步兵配合作戰，而考古發現騎兵的大規模使用是在戰國趙武靈王之后才出現；第二，《六韜》中提到“將軍”一詞，并有“將相分職”之語，這是在戰國以后才出現的事；第三，《六韜》中有大量的鐵制兵器及其使用方法，而在戰國中期以后鐵器才得以廣泛使用。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竹簡《六韜》，1973年河北定縣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也發掘出包括《六韜》在內的一批竹簡，證實了它不是漢代以后的人所作。但其成書時代和作者是否是齊人問題并沒有因竹簡的出土而得到解決，所以本文沒有把《六韜》列入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兵法。  由《司馬法》到《孫子兵法》再到《孫臏兵法》，齊國兵法根據戰爭性質的轉變而及時轉型，由最初提倡“軍禮”到崇尚“詭詐”，不斷豐富并發展創新。春秋時期雖有“禮崩樂壞”的趨勢，但實際上周禮傳統仍然在影響著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規范著他們的言行。春秋時期的戰爭與后世相比有著極其鮮明的特點，其原因主要有各種禮儀禮節、社會血緣親屬關系和原始戰爭規則三方面的影響和作用。先秦軍事法制反映著軍事倫理領域從神倫到人倫的思想變遷軌跡，受到了日益精致的軍事倫理思想的影響而不斷充實。先秦軍事謀略思想是中國軍事謀略思想的源頭，自產生之始便煥發出勃勃生機，迅速成熟，并被成功地運用于軍事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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