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荀子、韓非子——綜論先秦諸子之二

1.性善與成圣

“天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1]繼孔子而后，孟子與荀子，是為先秦儒家之代表。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2]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性善自得，或可成堯舜之圣；堯舜之道，推己及人，是謂“仁政”。孟子言必稱堯舜，是性善成圣之道，同時也是先王“仁政”之道。

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3]

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君子性善自得，或可成堯舜之圣。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4]“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5]“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6]君子與圣人，同得此心，先后而已，君子或可成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7]

君子性善自得，或可成圣；圣人平治天下，推己及人，是為“仁政”。“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8]“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9]“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10]

孟子所謂“仁政”，梁惠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11]。孟子之主張，在于人之成人。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12]

于人之成人，孔子期許君子，孟子則希求成圣；希求成圣，務求自得，則疏于家國天下。性善之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仁義禮智，正是儒家理念。孟子性善之說，強調對仁義禮智的自覺認同，也就是強調對儒家理念的自覺認同。

孟子道性善，堅持儒家理念；據此理念，即可辯駁以彰顯儒家立場。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13]

2.王制與性惡

于人之成人與社會治亂，孔子主張君子與禮制。孟子注重人之成人，主張性善與成圣；荀子注重社會治亂，主張王制與性惡。

于社會治亂，孔子主張禮制；但禮制之確立，有待于統一之完成。荀子之主張，注重社會治亂，講求統一之制度。荀子云：“功一天下，名配堯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14]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后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賞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15]

“復古”之制，在于禮制；“郁郁乎文哉”，在于成周，“后王”是也。“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16]“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17]“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圣王。……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18]

王者之制，又在賞罰，禮刑并舉。“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19]“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20]

王者之制，禮刑并舉，是謂“王制”。墨子主張尚同、賞罰，在于統一；但“兼以易別”，摒棄禮制，則不足以治理國家。“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21]；“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22]。

荀子主張“王制”，禮刑并舉，注重社會治亂。有其王制，是可推知人之性惡，其善者為也；人性“好利”，有待王制，然后為治。孟子所謂性善，強調內在自覺；荀子所謂性惡，在于外在教化。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23]荀子所謂性惡，在于教化，略近孔子。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性善則去圣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圣王，貴禮義矣。……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圣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24]

荀子主張王制與性惡，禮刑并舉，有別于墨子“兼以易別”。墨子“兼以易別”，在于統一；禮制之確立，猶有待于統一之完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25]韓非師從荀子，著述立說，“終死于秦”[26]；李斯亦事荀子，學成入秦，“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27]。

3.韓非之法

于社會治亂，孔子主張禮制，禮制之確立，猶有待統一之完成。荀子主張王制，禮刑并舉，講求統一之制度。韓非之法，舍棄禮制，統一于法，促成了統一。

韓非之法，首在變革。“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知之患也。”[28]

出于變革，韓非“不務德而務法”，在于統一。“夫圣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29]

韓非務法，基于人情好惡。“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30]

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31]人之情性“好利”，即為“性惡”。《韓非子》通篇未提“性惡”，但韓非所謂人情好惡，卻可以發揮“好利”之“性惡”。荀子所謂“性惡”，強調教化；韓非則發揮好利之“性惡”，舍棄教化，統一于法。

韓非之法，務法為治，要點有三，編法、教法、執法。“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32]；“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33]；“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34]。

法制完備，居勢操柄，令行禁止，是為“明主”之治。“明主”之治，“歸本于黃老”，“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35]。“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36]“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37]

韓非之法，發揮好利之“性惡”，舍棄教化，統一于法。荀子云：“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38]韓非則云：“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39]

韓非舍棄教化，統一于法，在于統一；但舍棄教化，則無以教化君子。荀子云：“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執。”[40]

法治與君子，君子是為法治之根本。荀子主張王制與性惡，禮刑并舉，強調教化。韓非舍棄教化，統一于法，促進了統一，卻也失去了法治之根本。這種影響，可見之秦朝的統一與滅亡。

韓非而后，李斯建議“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41]但是，秦二世而亡。秦任用刑法，“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42]；而胡亥所用趙高，尤非君子，竟至于指鹿為馬。法治與教化，失其教化，則敗于法治。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3]

韓非之法，在于統一。荀子主張王制，禮刑并舉，有別于墨子“兼以易別”；韓非統一于法，則重歸“兼以易別”。韓非統一于法，勇而無禮，兼以易別，正是墨子之精神。孟子性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堅持儒家立場；荀子性惡，至于韓非之法，卻也偏離了儒家立場。

梁啟超論及韓非云：“韓非為先秦諸子之殿，親受業荀卿，洞悉儒家癥結；'其歸本于黃老’，盬道家之精；與田鳩游，通墨家之郵；又泛濫于申、商、施、龍，而悉抉其藩，以自成一家言。”[44]韓非受業荀子，所謂“明主”之治，則“歸本于黃老”；韓非之法，在于家國天下之統一，正是墨子之精神。韓非融合儒、墨、道德、刑名之學，促成了統一，是為先秦諸子之殿軍。

4.孟子近于道家、荀子近于墨家

中國哲學的主題，在于社會與個人；中國哲學的傳統，奠定于先秦諸子學。以孔子、墨子、老莊為代表，儒家、墨家、道家的主張，代表了社會與個人的三種基本傾向。孟子、荀子、韓非的主張，基于社會與個人，介于儒家、墨家、道家之間。如下所示：

于社會與個人，孟子注重人之成人，荀子則注重社會治亂。孟子主張性善與成圣，偏于個人一端，近于道家；荀子主張王制與性惡，偏于社會一端，近于墨家。孟子強調性善，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堅持儒家立場；荀子主張性惡，至于韓非之法，卻也偏離了儒家立場。

孟子近于道家，于是略近“先存諸己”。孔子主張仁與仕，仁者必仕；天下無道，卷而懷之，不得已也。孟子窮、達之論，則在兩可之間；兩可之間，近于道家消極逃避，“先存諸己”。“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45]“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46]

荀子近于墨家，則先行統一。孔子主張禮制，禮制之確立，有待于統一之完成。韓非之法，促成了統一；荀子王制，確立了漢代基本制度。“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47]

春秋戰國，諸侯異政，百家異說。秦始皇統一天下，結束了諸侯異政；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結束了百家異說，完成了大一統。“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提倡經學，經學于是取代了先秦諸子學。

于先秦，儒、墨并稱顯學，注重家國天下。魏晉以降，玄學興起，佛學東來，佛學與道家融合為“佛老”；而士人之精神為之一變，由關注家國天下轉而追求個人解脫。墨家精神，專注家國天下，與個人解脫最為相反。墨學于是不為士人所關注，中國哲學流變為儒、釋、道三教并稱。

宋明之際，道學流行；宋明道學援佛入儒，欲以融匯儒學與佛老。孟子之學，近于道家，適可成為溝通儒學與佛老之橋梁。孟子性善之說，性善成圣，性善是為成圣之依據；性善之說，堅持儒家立場，則可以標榜儒家道統。荀子性惡之說，悖于時學，則被斥為異端。

于社會與個人，家國天下之社會優先于個人；中國哲學之精神，在于家國天下。孟子之學，性善自得，近于道家，則疏于家國天下；宋明道學基于孟子之學，援佛入儒，袖手心性，則視家國天下為余事。儒本有為之學，回歸家國天下，須由道學之反動。

[1]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第六十一》。《史記》，第3116頁。

[2]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正義》，第315頁。

[3] 《孟子·告子上》。《四書章句集注》，第328頁。

[4] 《孟子·離婁下》。《四書章句集注》，第292頁。

[5]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第355頁。

[6] 《孟子·告子上》。《四書章句集注》，第330頁。

[7] 《孟子·告子下》。《四書章句集注》，第339頁。

[8] 《孟子·離婁上》。《孟子正義》，第483頁。

[9] 《孟子·盡心下》。《四書章句集注》，第373頁。

[10]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正義》，第87頁。

[11] 《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史記》，第2343頁。

[12]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第354頁。

[13] 《孟子·滕文公下》。《四書章句集注》，第271-273頁。

[14]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荀子集解》，第218頁。

[15] 《荀子·王制篇第九》。《荀子集解》，第158-160頁。

[16] 《荀子·富國篇第十》。《荀子集解》，第179頁。

[17] 《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荀子集解》，第415頁。

[18] 《荀子·非相篇第五》。《荀子集解》，第79-80頁。

[19] 《荀子·強國篇第十六》。《荀子集解》，第294-295頁。

[20] 《荀子·成相篇第二十五》。《荀子集解》，第461頁。

[21] 《荀子·天論第十七》。《荀子集解》，第319頁。

[22] 《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荀子集解》，第92頁。“權稱，比喻禮義與法度”；“僈差等，不講等級差別”；“縣，懸同，懸隔之懸”。（《荀子校釋》，王天海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205頁。）

[23] 《論語·陽貨第十七》。《論語正義》，第676頁。

[24] 《荀子·性惡篇第二十三》。《荀子集解》，第434、435、441頁。王先謙云：“《荀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于工人之偽’，尤其明證。”（《荀子集解》，第434頁。）

[25] 《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史記》，第2348頁。

[26] 《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史記》，第2148頁。

[27]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二十七》。《史記》，第2563頁。

[28] 《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韓非子集解》，第442、445-446頁。

[29] 《韓非子·顯學第五十》。《韓非子集解》，第461頁。

[30] 《韓非子·八經第四十八》。《韓非子集解》，第430-431頁。

[31] 《荀子·性惡篇第二十三》。《荀子集解》，第434、436頁。

[32] 《韓非子·難三第三十八》。《韓非子集解》，第380頁。

[33] 《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韓非子集解》，第452頁。

[34] 《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韓非子集解》，第451頁。

[35] 《韓非子·解老第十二》。《韓非子集解》，第131頁。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謂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36] 《韓非子·用人第二十七》。《韓非子集解》，第205頁。

[37] 《韓非子·功名第二十八》。《韓非子集解》，第208頁。

[38] 《荀子·富國篇第十》。《荀子集解》，第178頁。

[39] 《韓非子·有度第六》。《韓非子集解》，第38頁。

[40] 《荀子·君道篇第十二》。《荀子集解》，第230頁。

[41]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二十七》。《史記》，第2546-2547頁。

[42] 賈誼《過秦論》，《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史記》，第284頁。

[43] 《論語·為政第二》。《論語正義》，第41頁。

[44]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韓非子》。《飲冰室合集》第9冊《飲冰室文集之七十二》，第52頁。

[45]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第351頁。

[46] 《孟子·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第278頁。

[47] 《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漢書》，第2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