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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片斷） 弗·尼·羅扎諾夫 清晨，有人把我從床上叫起來，說人民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昨晚受了傷，傷勢正在惡化，要我立刻去克里姆林宮參加會診。給列寧會診，給那位領導我們整個革命、指導革命并使它不斷深入的列寧會診，責任非常重大。因此，我懷著有點緊張的心情去了。當時心情是很復雜的，經過這么長時間[1]已經有些記不清了。因為可以就近看看人民的領袖，所以除了緊張之外，顯然還有好奇的成分，也許還有些膽怯…… 房間不大，有點昏暗。情景并不特殊，和病人突然發生不幸事件時經常可以看到的一樣：靠近病人的是至親好友，他們顯得驚慌不安；站得稍遠一點的人也很擔心，他們低聲細語，但顯然與病人的關系略遠些。病床的一側站著一群醫生：弗·姆·明茨[2]、波·索·魏斯布羅德[3]、弗·亞·奧布赫[4]、尼·亞·謝馬什柯[5]——全是熟人。明茨和奧布赫迎著我走過來把我悄悄領到一旁，低聲簡單地講了一下所發生的事情和受傷的情況。他們告訴我，一顆子彈打傷了左肩，另一顆子彈穿過左肺上部、自左往右穿頸而過，陷在左胸鎖骨的關節附近。他們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受傷后，由汽車送回家，自己走上三樓，就在這里倒在穿堂的椅子上。在負傷以后的這幾個小時內，病情惡化，脈搏減弱，呼吸輕微，身體不斷虛弱下去。他們說完這些以后，就建議對病人進行檢查。 列寧本來是個有力、結實、體格強健的人，現在，一眼看去，兩唇異常蒼白、發組、呼吸極微弱。我握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右手，想按脈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輕輕握了握我的手，顯然是問好，并且十分清晰地說道：“不要緊，他們瞎擔心。”我對他說：“別作聲，您別作聲，不要說話。”我開始按脈。我竟找不到脈搏，這真使我大吃一驚，即使偶而碰到一下也微弱如絲。可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又在說什么，我就堅決要求他別說話。他微微一笑，并且含糊地擺擺手。我聽了聽心臟，心臟右移了很多：聲音清晰，但稍弱；我迅速輕輕地叩診了胸部：整個左胸發出實音。顯然是大量溢血流往左胸膜腔，致使心臟向右偏移了那么遠。還很容易看出左肩肱骨折斷了，折斷處大概在上部三分之一和間區交界的地方。這次檢查雖然很小心，但無疑還是很痛的，可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只稍稍皺了皺眉頭，一點也沒叫喊或發出類似呻吟的聲音。 我很快就把檢查的結果告訴弗·亞·奧布赫，他站在我旁邊，俯身看著病人。弗·亞·奧布赫同意我對當時客觀診察所作的判斷，不斷低聲說道：“對，對。”我們倆人堅持要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要動，也不要說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回答我們，但微笑著。我們到另一個房間去商量。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6]和兩個我不認識的人——我不記得是誰了——在走廊里攔住我，低聲問道：“怎么樣？”我只能回答說：“傷勢嚴重，很嚴重，但他是一個體格很強壯的人。” 商量時，我因為是一個新來的醫生，所以有機會首先發言。我指出，現在摸不到脈搏是因為溢血由左肺上部的穿孔流入胸膜腔，使心臟迅速右移所致。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當然不是骨折了的手臂，而是胸膜積血。必須考慮到子彈的進路是不尋常的，因此也是萬幸的：子彈自左往右穿頸而過，簡直就在脊椎的前面，即從脊椎和咽喉之間穿過，而沒有傷到頸中的大血管。如果這顆子彈向左或向右偏出一厘米，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活不成了。經過幾年的戰爭，我們外科醫生有豐富的治傷經驗，并且清楚地知道：只要病人能克服休克，就不會有生命危險了。但還有另一種危險，這就是子彈往往會使機體發生感染。我們已經不可能去防止這種危險，我們只能預測，并且為之提心吊膽，因為它可能具有威脅性：我們既擔心胸膜腔，又擔心頸中的彈道，因為這一彈道，顯然，有好幾處穿過了頸部的細胞組織，還穿通了咽喉后壁這樣的細胞組織。 我所說的這些憂慮和擔心和其他醫生所說的一樣，因此，我們很容易就擬定了相應的處理辦法：絕對靜臥，盡全力注意心臟的活動，對手臂暫時不去治療，只作了簡單的包扎，使折骨的碎片不致于在無意中互相摩擦，給病人帶來不必要的痛苦。弗·亞·奧布赫建議晚上讓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馬莫諾夫來參加下一次會診。他是個內科大夫，是個妙手回春的名醫。我欣然同意，并支持這個建議。我們外科醫生需要這樣一位醫生來更仔細地觀察胸膜和肺部的變化。關于是否要從體內取出子彈的問題，大家都毫不猶豫地否定了。 會診以后，又花了很長時間討論關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健康狀況的公報。我們不得不對公報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仔細地、周密地斟酌，因為必須向人民和全世界公布不幸的真相，但又必須把這種結果尚難預料的情況說得仍有希望。 公報擬定以后，我們又去看望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坐在他近旁。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安靜地躺著，我們再次堅持要他別動，別說話。他對這種請求報以微笑，并說：“不要緊，不要緊，感覺還好，一切革命者都可能碰上這種事的。”脈搏仍然摸不到。晚上又進行會診。就這樣每天早晚都要會診一次，直到病情穩定，也就是前后共會診了四、五個星期。 過了兩晝夜脈搏才恢復，才可以算正常了。過了四天，總的情況已經好轉，可以考慮對骨折的手臂進行正常的治療了。 感染的危險似乎過去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強壯的體質很快就克服了胸膜大量溢血的現象。滲出液正迅速被吸收，心臟也逐漸回到正常的位置，病人的呼吸越來越輕松。可是我們醫生卻越來越困難了，因為只要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感到自己好了一些，只要他的聲音大了一些，再想要他安靜，要他不動，不說話，要他相信我們所說的危險尚未過去，就完全不可能了：他又想工作，又想知道一切事情。對于我們堅持的要求，總是報以微笑，笑得很和藹，又很坦率，好象說：“我相信你們，我相信你們說的是真話，但是……”正是這個“但是”，我們要感謝那只斷臂。那只臂膀當時用牽引法吊著，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都必須臥床。接臂經過非常好，過了大約三個星期，接口已經長得很好，無須再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困在床上了，因為在垂直姿勢下也可以利用牽引的重物。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我們醫生，其中也包括對我，總是很親切，很和藹，雖然他曾不止一次真誠而激動地對我們每天不得不離開其他病人去看他兩次表示不滿。對于這點，我總是回答他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知道您也是病人，從各方面說，您都是重要的病人。”有一次，他因“從各方面”這幾個字，相當生氣地對我說：“難道由于這些'各方面’連病情的發展也會不一樣？同志們老說這個。”我回答說：“是這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不注意，真會象醫生所說的那樣：小毛小病也會變成大問題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大笑起來，并說：“辯不過你。”于是，他笑著開始脫襯衫，讓我們進行那套枯燥無味的手續：對肺部進行叩診和聽診。 照我們醫生的說法，可以說病情的進展好得驚人：胸膜中的滲出液已全部吸收，肺部也完全舒展了。我不記得當時我們是否提出過血管硬化這類特殊的情況。血管硬化是和年齡成正比的。手臂的接口長得極好，只是梯骨神經系統還微微作痛，這顯然是由于一根折骨的碎片碰傷這根神經所致。臂上由假肢工廠做了一個帶小夾板的皮制手托，既輕巧，又可拆卸，所以要可拆卸的，為的是便于作按摩。所有的醫生都堅持主張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鄉下去住幾個星期。必須離開這里，因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這里，即在克里姆林宮里，仍然在工作，而在重傷之后卻需要休息和恢復體力。他只好去了。9月底，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來找我們這些經手治療的醫生復查，即找弗·姆·明茨，尼·尼·馬莫諾夫和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氣色很好，精神飽滿，朝氣蓬勃；肺部和心臟完全正常，臂骨接合得很好，手托可以毫無顧慮地去掉了。他只抱怨一點，說那只病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常常不舒服，有時感到疼痛，這是上面所提到的梯骨神經受傷的結果。這次會診決定，再沒有什么要馬莫諾夫醫生做的事了，我們外科醫生則過一個半或兩個星期還要再碰一次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這次會診時同我們談了很久。他詳細詢問了我們醫院的情況，還為我們醫院大樓里的取暖已經發生困難而感到不安。他在一張紙上記了幾筆。這時候，他因為在自己的房間里連一張小紙條也找不到而笑了好久。他說：“你看，這就叫當主席。”我問他：那兩顆子彈是否使他不安？其中，在頸中的那一顆很容易摸到。他作了否定的回答，同時笑著說：“到1920年，對付了威爾遜之后，我就同你們一起把它們取出。” 最后一次會診結束，我們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告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小小的趣事，這件事很好地說明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待人非常客氣，非常關心。黨中央曾向我提過好幾次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治療的酬金問題。奧布赫也談過這一點，我曾懇切地請他不要提出錢這個問題來。 我當然把這些談話轉告了明茨和馬莫諾夫兩位同事；我們都覺得不應該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收費，因為他恢復了健康，就等于我們自己戰勝了病魔。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自己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參加最后一次會診的只有我和明茨。我們給他作了檢查，稍稍談了一會兒，請他對那只病手再作一段時間的按摩，向他指出，必須保重身體，并注意讓住房再暖和一點。這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了幾句話把我們逗笑了，他自己也笑了起來。他說：“你們說要暖和一點，我就讓人給我安裝一只電爐，他們就裝了一只。原來，這是違反法令的；那可怎么辦呢？還是只好照醫囑留了下來。”我們正要告辭（我不記得當時還有誰同我們在一起，仿佛還有瑪麗亞·伊里尼奇娜[7]），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站了起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請等一等。”他邀我們走進臥室，一只手遞一個信封給弗·姆·明茨，另一只手遞一個信封給我，并且非常不好意思地說道：“這是診費。我深深地感謝你們，你們為我花費了這么多時間。”我和明茨兩人有好幾秒鐘不知所措，然后就擋住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兩只手中的信封。我終于擺脫了這種狼狽的窘境，說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看不必這樣做，——請您相信，您恢復了健康我們很高興，我們由衷地高興。您恢復了健康，我們就心滿意足了。”明茨也激動地說了些類似的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微微瞇起眼睛，不知道為什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信封好象扔到了床上，走近我們，挨得緊緊地和我握手，又用手摟住我的肩膀，顯然很激動地說：“咱們不提這個……謝謝，再次謝謝你們。”他說得那樣真摯，那樣誠懇，我們也感到如卸重負了。他送我們到門口，再一次地，不是和我握手，而是摟緊我的肩膀說道：“如果以后有什么要求，請告訴我。”我回到家里后，立即打電話給弗·亞·奧布赫，告訴他我心里的那塊石頭已經卸掉了。我把當時的情景全告訴了他，并說，現在據我看報酬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以后，的確再沒有任何人和我談起報酬這件事。 索爾達堅科夫醫院[8]離關卡[9]兩俄里。1918年冬和1919年春，饑寒困擾著我們索爾達堅科夫醫院的工作人員，我們的處境艱難窘迫。醫院附近有一個彼得羅夫菜園。為了解決全體職工的生活困難，我們非常想得到這個菜園，因為它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特別是可以供應馬鈴暮。于是，我們開始交涉，也就是說，我們的代表開始無休止地奔走于各個機關之間，但始終沒有結果。 最后，我同我們醫院和隔壁十月醫院的代表一起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了一份申請書，由費·亞·格蒂耶醫生通過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轉交（這時候格蒂耶醫生正在給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洽病，常到列寧家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僅很快就幫助我們兩個醫院得到了這個菜園，共同使用，而且以后幾年，他一直沒忘記這件事。他給我打過電話問事情進行得怎么樣了，是否還需要別的幫助，還多次派人騎自行車送來這類便條：“羅扎諾夫[10]同志，菜園情況怎樣？需要什么？”或者，“羅扎諾夫同志，收成好嗎？每人可以分得多少？敬禮。”我們索爾達堅科夫醫院的全體人員對他的這種關懷無限感激。我們只是非常驚奇，他在日理萬機的繁忙工作中，竟然不忘記象我們的菜園這類小事…… 1922年4月20日晚，尼·亞·謝馬什柯打電話給我，說他請我第二天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里去：因為需要取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身上的子彈，博爾夏特[11]教授從柏林來會診了。我非常奇怪，就問：“為什么？”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告訴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最近開始頭痛，曾經請克列姆佩列爾[12]教授（著名的德國教授，內科醫生）診斷。克列姆佩列爾提出一個假設，顯然這是個十分肯定的假設。他認為這種疼痛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身體內的子彈引起的，好象是中了子彈的鉛毒。這種見解在我這個見過成千上萬傷員的外科醫生看來，簡直是荒謬的。我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他同意我的意見。但不管怎么說還是應該去會診。 這次會診是很有意義的。我順路去接博爾夏特，同他一起去克里姆林宮。和我們一起去的還有一位女醫生，姓名我不記得了，她的任務是翻譯。我們被直接帶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辦公室。他立刻向我們走來，問好，并對女翻譯說，我們不需要翻譯：“我們自己會談妥的。”并邀我們到他的住所去。在這里，他簡短而詳細地告訴我們頭痛的情況和克列姆佩列爾診斷的情況。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克列姆佩列爾建議取出子彈，因為它們引起鉛中毒、引起頭痛的時候，博爾夏特起先瞪大了眼睛，感到驚訝，并無意中說出unm?glich（不可能）這么一句。但后來，他似乎突然醒悟過來，大概是為了不使他的柏林同行名譽掃地，就談起這方面的某些新的研究來。 我說得很肯定。我認為頭痛絕對不能歸咎于這兩顆子彈。這不可能，因為子彈周圍已經長了一層厚實的結締組織，任何東西也不可能透過結締組織而侵入機體內。頸部的那顆子彈，在右胸鎖骨關節之上，很易觸及，要把它取出來并不是難事，我也不反對把它取出來。但我堅決反對取左肩的那顆子彈，它陷得很深，不容易找到它。它也和頭一顆子彈一樣，絲毫不使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感到苦惱，而且這次手術會引起完全不必要的疼痛。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意這個意見，說：“好吧，我們就取出一顆吧，免得老來糾纏我，免得大家再去想它。” 我們約好第二天到拉扎烈夫[13]院士的研究所去用X光檢査子彈的情況。在X光片子上，兩顆子彈都可以清晰地看見，它們比我們在受傷后立即拍的那幾張X光照片上所看到的略有移動。我們從各個角度拍了片。拍完以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同彼·彼·拉扎烈夫去參觀物理研究所了。可是，沒參觀成，因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走到彼·彼·拉扎烈夫收藏庫爾斯克地磁異常區資料的那個房間時，一定要拉扎烈夫詳細地給他介紹這些資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聽得很專心，許多地方反復詢問。顯然，他在深深思考這個問題。臨走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彼·彼·拉扎烈夫以后繼續告訴他這件工作的進展情況。關于手術的問題，大家約定在第二天，即4月23日在我那里施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在十二點鐘到達。我建議博爾夏特十一點鐘到我們醫院來。我想在動手術以前讓他看看我們外科的各個部門。但是，博爾夏特教授要求十點半鐘來。我當然不反對，我以為他想詳細地參觀我們醫院。 博爾夏特來了，并且帶來一只又大又重、裝滿各種器械的箱子。這使我和我的全體助手都很驚訝。動手術所需要的器械是最最普通的：幾付止血鉗、鑷子、探針、剪子和手術刀——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他卻拉來了一大堆。我要他放心，告訴他，我們這里一切都有，一切都準備好了，連普魯卡因都準備好了；手套也有。因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過一個半小時才來，我建議他參觀一下外科大樓。他顯然很激動，說他打算開始準備手術。接著，博爾夏特又說，要我來主刀，他作助手。我回答說：手術應該由他來做，我很樂意給他做助手。博爾夏特把這個建議又重復了好幾遍，說他在動手術時會幫助我的。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他為什么要說這個話。我想是出于禮貌。至于手術本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換藥的時候曾對我和奧奇金[14]醫生說到過，他說：“我原以為整個手術要快得多。要是我，我就會用力壓住，然后切開，子彈就會掉出來了；要不，剛才作的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故弄玄虛。”我們不由得大笑起來，幾乎同意他的看法。 十二點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了。同他一起來的有別連基同志，還有警衛人員。尼·亞·謝馬什柯也來了。進手術室的當然只有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他問我：“誰來主刀？”我回答說：“當然是德國人，要不，他來干什么？”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同意這個看法。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看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十分鎮定，在動手術的時候只稍稍皺了皺眉頭。我本來以為這種手術不必住院，在手術以后，過半個小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可以回家了。可是，博爾夏特堅決反對，他要求病人住院，哪怕只住一晝夜也好。我當然不反對，因為住院觀察總要安靜得多。可是，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樣的病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呢？病房已經住滿了。住的是什么人呢？我了解每一個病人的病情，但卻完全想象不出他們腦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同主治醫師索柯洛夫商量以后，決定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安置到女病區四十四號病房里去。這是個單間病房，是隔離室，住在那里的病人很容易轉到普通病房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起初很反對，他不愿“因這點小事”住院。我們不得不勸他，不得不指出在用了可卡因以后，可能會出現惡心、甚至嘔吐等現象，還可能頭痛。假若住院，我們觀察起來要方便些。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久都不同意我們的勸說，最后，起決定性作用的大概是我的一句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甚至在女病區為您準備好了一間病房。”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大笑起來，說：“好吧，聽你們的。”這才住下了。 這次意外的住院，主要倒不是給我們醫院工作人員帶來多少麻煩，而是給警衛人員帶來麻煩，也引起了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和瑪麗亞·伊里尼奇娜擔心，他們先打電話給我，隨后又來到醫院。瑪麗亞·伊里尼奇娜擔心，不知道我們能否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提供相應的飲食。我安慰她，說我們會從各方面照料他，會給他吃、給他喝的。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所有住院的病人一樣辦一切手續，由主治醫師索柯洛夫填寫了病歷。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遵守醫院的一切規章制度，很親切地接待了索柯洛夫醫師，回答了他的一切問題，讓他聽診、叩診。這里僅列出病歷上寫的最后幾行：“神經系統方面有一般的神經過敏，有時睡眠不好，頭痛。專家們診斷為過度疲勞引起的神經衰弱。” 晚上七點鐘左右，我兒子把腳割破了，傷得很厲害。我不得不帶他到外科大樓去縫合和包扎。我順便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告訴他出了這件事。后來，在我兒子的傷口長好之前，他每天都要問我兒子的腳怎么樣了。這種對別人的關心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性格上的特點之一。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自我感覺良好。我問他需要什么，他就指著站在門口的別連基同志說：“請您告訴他，讓他們不要太著急，也不要使其他病人覺得不方便。”晚上十一點鐘左右，當我又到大樓去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已經睡了。 第二天早晨，博爾夏特來了，換了藥。十二點多鐘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回家了。博爾夏特和我一起又給他換過一次繃帶以后，就回國了。以后，傷口就由我和我的助手阿·德·奧奇金醫生治療。經常和我們一起來的還有我的手術醫助克·姆·格列什涅娃。我們用栓棉法治療傷口，大約治了兩個半星期。傷口愈合得很平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因為這個傷口，先在克里姆林宮住了幾天，以后，就從哥爾克來換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每次都抱怨說換繃帶要耗費我們很多時間，總是想到醫院去換藥。我們不得不讓他相信：我們已決心這樣做了，而且在這里給他換藥比在醫院里要安心得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留我們喝過好幾次茶，他殷勤地款待我們，和我們談論各方面的事情。傷口已經長好了，結了一個小疤，我們決定隔一、二天需要再檢查一次，才能徹底取掉繃帶。 過了兩天，大約三點鐘，我正在醫院開會，有人叫我出來接電話。打電話的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問：“您在干什么？”“我在開會，開完會就回家。”“快完了嗎?”“過十五到二十分鐘就完。”“好，大約過二十分鐘我到你那里來。”我正想表示不同意，他已經放下了聽筒。 的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過了二十分鐘就來了，他直接到辦公室來找我。我正想開口對他說，何必勞他的駕，我可以到他那里去嘛。“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我現在真是無所事事，而你們都在工作；這一點就用不著說了。”我給他把珂珞酊繃帶取下，而且說可以不用繃帶了。“嗯，這就好了。要不這個玩意兒把我煩死了。”然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問我，他應該怎樣感謝我的醫助，此外，奧奇金醫生是否缺少什么。我說，我的醫助現在很苦惱，因為她有一個養女，剛剛患過一種小兒傳染病，若能讓他們到克里米亞的療養院去休養一下，就好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這件事記在一個小本子上，并說他要把這件事告訴謝馬什柯。關于奧奇金醫生，我什么也說不出，只說了他的妻子正在生病。然后我就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的自我感覺怎么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答說，一般說來沒什么，只是常常頭痛，有時睡眠不好，情緒不佳。我開始勸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他必須好好休息，暫時丟開一切事情，干脆過一個時期無牽無掛的生活。可是他回答說：“羅扎諾夫同志，您自己倒應該休息，您的臉色也很憔悴。您出國一趟吧，我給您安排。”我謝謝他，但是我說到德國去是休息不了的，因為我又會不由自主地到門診部、醫院去。如果要休息，除非到里加海濱去噢，那您就去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果然給了我去里加休息的機會，我的醫助也到克里米亞去了一趟。）我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道了謝，又再次勸他休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熱情地感謝我為他治療，并說，他“畢竟”想著自己的身體，并且盡量設法休息，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對這件事特別關心。他又說，現在使他擔心的倒不是他自己的身體，而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的健康。看來，她現在不大聽費多爾·亞歷山大羅維奇（格蒂耶醫生）的話，并讓我轉告格蒂耶，要他對她更強硬一點，否則，她總是說“她感覺很好。”我就回答說：“象您一樣。”他大笑起來，握手時他說了一句：“工作，需要工作呀。”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我分手時完全恢復了健康，之后就到哥爾克去了。大約過了三個星期，即1922年3月25日上午十時左右，瑪麗亞·伊里尼奇娜打電話給我，聲音非常驚慌，她要我趕快到她那里去，說：“沃洛佳不知道為什么情況很不好，腹痛、嘔吐。”汽車很快就來了。我們順路去克里姆林宮，從藥房取了注射用的和一切必須的東西（注射用品及各種藥品）以后，就分乘兩輛汽車前往哥爾克。去的人有尼·亞·謝馬什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兄弟德米特里·伊里奇[15]、列·格·列文[16]醫生、別連基同志，另外還有一個什么人。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時住在一幢小樓的樓上，那幢大樓還在裝修。費·亞·格蒂耶已經從希姆卡來了，他比我們先到，已經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作了檢査。根據日常接近他的人的說法，起初可以認為這只是胃病，大家認為這和前一天晚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吃的魚有關系，因為那盤魚似乎不大新鮮。可是，其他的人都吃了魚，誰也沒出什么事。昨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睡得不好，在花園里坐了很久，還散了步。費·亞·格蒂耶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已經不再嘔吐了，現在頭痛。糟糕的是右肢有輕度癱瘓[17]的現象，有些口齒不清。當時我們擬定了治療方案，主要是保持安靜，還決定請一個神經病理學醫生來會診。我記得請的大概是弗·弗·克拉麥爾[18]教授。這天第一次出現了重病的可怕癥狀，死神的魔爪也第一次明顯地威脅他。這一切大家當然都明白，親友們感覺到了，而我們醫生是意識到了。作出確切的診斷，局部的診斷，確定疾病的性質和原因是一回事，立刻看出問題是嚴重的、未必能遏止的，又是一回事。這種情形對醫生來說，永遠是沉重的。我不是神經病理學家，但有豐富的腦外科經驗。我不由想到用某種外科手術來治療，這在治療某些腦科疾病時常常是最正確的方法。可是不管我作了什么判斷，這里卻沒有外科醫生插嘴的余地。病可能拖延幾天，幾星期，幾年，但前途并不樂觀。當然，這可能是某種遺傳病或不知不覺傳染上的病，但這種說法并不可靠。 1923年3月10日晚上，弗·亞·奧布赫打電話給我，說請我參加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里的值班工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覺得很不舒服；第二天斯大林同志又打電話給我說這件事，說他和他的同志們知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我很好，所以，請我盡可能抽出點時間來參加值班。 11日我見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發現他的病情很嚴重：體溫很高，右肢完全癱瘓，失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雖然意識模糊，但他還認識我，不僅用他那只好手和我握了好幾次手，而且還撫摸我的手。看來，我來到這里，他是滿意的。對這位重病人長期而困難的護理工作開始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能說話，這增加了護理上的困難。他的全部語言只有幾個詞匯。有時他突然說出：“勞合—喬治[19]”、“代表會議”、“不可能”及其它幾個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力求用這些自己常用的詞，加上手勢和語調來表達這種或那種意思。他有時很激動、很執拗地打手勢，但大家并非每次都能了解他的意思。這不僅使他感到很悲傷，而且有時，特別是在頭三、四個月，甚至使他發脾氣，那時，他就會逼所有的醫生、護士和護理員離開他。在這種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情緒當然很低沉，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瑪麗亞·伊里尼奇娜以及我們大家也都感到無限沉重。內室以外的一切照料都落到瑪麗亞·伊里尼奇娜肩上，也不知道她什么時候睡覺。除了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值班醫生和護理人員（彼得·彼得羅維奇·波卡爾恩也應算作護理人員）之外，任何人也不許來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會診大概使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苦惱。每次會診以后，他的情緒總是很不好，特別是外國醫生會診時，更是如此。外國醫生中只有費爾斯特[20]曾被他親切地接見過。應當說句公道話，費爾斯特本人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倒確是誠心誠意的。可是從秋天起，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連費爾斯特也不再接見了，甚至偶然看到他，也大發脾氣。這樣，費爾斯特教授就不得不靠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周圍的人提供的情況來參加治療。 新鮮的空氣、護理、良好的營養發生了作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漸漸恢復健康、發胖，可以學說話了。我們常常散步，有可能就到花園、公園去。他的意識清楚，對于笑話也報之以微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找蘑菇興趣很大，常常笑我不會找，當我錯過近旁的蘑菇，而他卻在遠處看見這些蘑菇時，他就戲弄我。 情況進展良好。學話有了一定的效果，右腳有勁了，可以帶上固定腳掌的輕便裝置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看到自己已經強健，就越發不好意思要看護人員護理了。他把別人的護理減少到最低限度。他堅決要同大家一起進午餐和晚餐，有時反對吃營養伙食，總是不肯吃藥，愿意吃的藥只有奎寧；當我們對他說，他能毫不在乎地吃這樣苦的藥，連眉頭都不皺一下時，他總是大笑起來。 我再說一遍，情況進展得很好。我就在8月份很放心地去休假了。8月中旬，我接到瑪麗亞·伊里尼奇娜一封信，也很令人安心。她寫道：已經不需要醫生值班了。現在他正加緊練習說話，因而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得不有所限制，讓他少練一些。到9月，女護士的護理也停止了，因為看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她們簡直感到拘束了。 練習說話以及后來練習書寫的事完全落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身上。她以極大的耐心，懷著無限的熱愛，全力以赴地做這件事。這種授課總是避開別人單獨進行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并不注意專門請來幫助練習說話、寫字的醫生；他后來簡直大發脾氣，干脆不許他們到身邊來。因此，他們只能給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專門指示來指導這門課程。一切似乎都進展得很好，這使我不由得要違反所有醫學上的邏輯而產生一種庸人的想法：也許一切都會正常起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雖然不能擔負全面工作，但總會成為一個能工作的人吧。 我休假回來后，曾幾次拜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曾同恩·恩·普里戈羅夫醫生和一個制鞋的矯形外科醫生一起去，好給他做矯形鞋，先做普通的，后做冬季穿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是親切地接待我們，樂意讓我們給他試鞋，同我一起學走路。他已經幾乎不要人扶，拿著手杖就能走了。他同我們一起進晚餐的時候還招待我們，陪了我們很長時間，并用自己不多的詞匯參加談話。我們終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學會理解他講的那些話了。 突然，他逝世了。不管人們怎么預料，總是感到意外。進行了沉痛的、甚至對于醫生來說都是沉痛的剖驗。我們發現：血管極度硬化，并且只是硬化。使人驚奇的不是他能使用有這樣硬化病變的大腦來思維，而是他能使用這樣的大腦活這么久。 載于《列寧。回憶錄》第3卷前言作者和編者尼·列·美舍利亞科夫1925年莫斯科—列寧格勒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版第121—136頁 [1] 回憶錄寫于1924年。——編者注 [2] 弗拉基米爾·米哈伊洛維奇·明茨（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нц，1872年9月16日——1945年2月？日（或1944年11月12日）），拉脫維亞醫學家。1918年列寧遇刺時曾為其進行救治。1920年獲準回國。1923—1924年任阿比西尼亞女王及王儲的專職醫師。拉脫維亞并入蘇聯后，繼續在拉脫維亞國立大學工作。1941年里加淪陷后在貧民窟繼續行醫。1943年因拒絕為德國軍官診治而被捕。1944年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后在那里遇害。 [3] 鮑里斯·所羅門諾維奇·魏斯布羅德（Борис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Вейсброд，1874年10月22日——1942年8月6日），蘇聯醫學家。1902年起參加革命運動。1903年流亡國外。1906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同年回國在醫院工作。1918年列寧遇刺后，參與診治。此后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工作。1939—1940年期間參加蘇芬戰爭。1942年在鄂木斯克逝世。 [4]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奧布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бух，1870年3月25日——1934年6月14日），蘇聯醫學家。1892年起參加社會民主主義運動。1894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革命后脫離政治活動。二月革命后在赤衛隊工作，參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動。1919—1929年任莫斯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1929—1931年任莫斯科第二醫學院教授。1931年退休。 [5]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謝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從事馬克思主義運動。1901年畢業于喀山大學醫學院。積極參與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國外。1908—1910年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對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國，擔任莫斯科皮亞特尼茨基區蘇維埃主席，積極籌備了莫斯科武裝起義。1918—1921年任衛生人民委員。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學醫學院社會衛生學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醫學百科全書》主編。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40—1949年任全蘇衛生學會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6] 娜捷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894年加入勞動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烏法和西伯利亞。1898年同列寧結婚。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1年移居德國，是《火星報》書記，參與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的籌備工作。1905年回國，1905年革命失敗后流亡法國。1917年4月回國，參與了無產階級青年運動的組織工作。聯共（布）十四大時是“新反對派”成員，但后來又脫離反對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員。1937年當選為第一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蘇聯最高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39年病逝，遺體葬于克里姆林宮墻下。 [7] 瑪麗亞·伊里尼契娜·烏里揚諾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寧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選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員。1925—1934年任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35—1937年任聯共（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宮宮墻。 [8] 現在的謝·彼·波特金醫院。——編者注 [9] 關卡在現在的白俄羅斯車站附近。——編者注 [10] 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羅扎諾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занов，1872年10月3日——1934年10月16日），蘇聯外科醫生。1922年曾為列寧做手術，取出列寧體內的子彈。1925年曾為伏龍芝做胃潰瘍手術，因伏龍芝在手術后逝世而不再進行臨床手術。1929—1934年任克里姆林宮醫院外科主任。1931—1934年任中央高級醫學研究所外科系主任。1932年被授予“勞動英雄”稱號。1933年獲列寧勛章。 [11] 列奧·博爾夏特（Leo Borchardt，1879年8月28日——1960年6月2日），德國內科醫生、生理學家、藥理學家。 [12] 費利克斯·克列姆佩列爾（Felix Klemperer，1886年10月9日——1932年4月2日），德國內科醫生，1922年曾為列寧診病。 [13] 彼得·彼得洛維奇·拉扎烈夫（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азарев，1878年3月31日——1942年4月23日），蘇聯物理學家。1907年開始在莫斯科大學工作。1916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學工作。1917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內戰期間為紅軍傷兵安裝X光室。1919—1931年任衛生人民委員會物理與生物研究所所長。1931年被解職并被短暫監禁，獲釋后被流放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1932年回到莫斯科。1934年起在全蘇實驗醫學研究所工作。1940—1942年任莫斯科博物協會副主席。1942年在阿拉木圖逝世。 [14] 阿列克謝·德米特里耶維奇·奧奇金（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Очкин，1886—1952），蘇聯外科醫生。 [15] 德米特里·伊里奇·烏里揚諾夫（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寧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會。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圖拉，后又流放到波多爾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報》記者。1905年革命期間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辛比爾斯克委員會委員，革命失敗后暫時脫離政治活動。一戰期間入伍，在軍隊中開展革命宣傳。1918年任克里米亞地下革命委員會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亞人民委員會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亞委員會委員兼克里米亞革命委員會委員。1921年起在衛生人民委員會工作。1943年在高爾基城逝世。 [16] 列夫·格里戈里耶維奇·列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н，1870年？月？日——1938年3月15日），蘇聯醫學家。內戰期間在衛生人民委員會工作。1920年起在克里姆林宮醫院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7] 非完全性癱瘓，功能減弱。——編者注 [18] 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克拉麥爾（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амер，1876年2月21日——1935年4月24日），蘇聯神經病理學家。 [19] 戴維·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國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財政大臣、軍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職。 [20] 奧特弗里德·費爾斯特（Otfrid 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國神經學家。1897年起開始行醫。1922—1924年期間為列寧診病。1924—1932年任德國神經病理學家學會主席。1938年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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