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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我聽到體例頭腦就發炸，什么體例不體例，不要聽那些想做當代章學誠的人說得那么玄乎，哪來那么多的條條框框？如果說，此言出自剛參加修志的一般人，情有可原，不知者不為過，影響也不大。如果是主持修志的領導或者擔任主編、總纂之類的人也有忽視體例的傾向，問題就大了。 古往今來，著述體例為學者所重視。古人常言:“為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碧拼鷦⒅獛自凇妒吠?span style="font-family: 宋體; visibility: visible;">·序例篇》中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彼未嶉栽凇缎Ｗ嚶浴分姓f:“欲明書者，在于明類例”，“類例既分，學術自明”。元、明、清時期的一些學者和志書的編者，對于方志的體例問題，也較為重視。清代的方苞、章學誠、洪亮吉等人，對方志體例問題，發表過許多見解和主張。近代方志學家李泰棻認為“志之體例，門目毫無”，必然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民國期間有人對方志體例還專門進行了研究，著書立說，如瞿宣穎的《志例從話》、鄔慶時的《方志序例》。 一、何謂志書體例 有人說，志書的體例就是“體裁加凡例”。有人說，“志書體例是志書組織和分類歸納材料的形式”；有人說，“志書的體例是志書表現自身內容特有的形式”；有人說，志書體例是對“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要求”。雖然表述的方法不一樣，意思大同小異。志所以成為志，它是由獨特的形式所決定的。如我們說詩，無論是古詩還是新詩，所以成為詩，它必須要押韻，要有節奏，離開了押韻和節奏，恐怕就不成為詩了。同樣的道理，一部志書如果離開了志體的形式，恐怕也就不能稱之為志。志書這種獨特的編纂形式，我們通常做志書體例。 從方志發展史來看，方志體例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它曾由漢代的地記，發展為唐代的圖經，而普遍以志命名是在宋代，并且直到南宋，方志才定型下來。南宋以來的志書體，如果和古代的地記、圖經相比，它可以稱之為“史志合一”的方志體。但也有人認為，宋以前有圖經，而無方志，方志源于古國之史，而“圖經明為地理書”，因為這里又牽扯到方志源流問題，與我們現在研究的史志體無直接關系，故在此不再明辨了。 方志體例形式是具有一定的內容的形式，它不是任意編造出來的，而是在千百年修志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我認為，所謂志書的體例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一是體裁，二是結構，三是章法(即撰寫的一般要求)。 方志的體裁，有志、紀、傳、圖、表、錄、考等。以志為主，各有專用。 紀——即本紀，用于大事記，以時系事，它是為志體所吸收的史體體裁。 傳——即人物傳記，專用于撰寫人物生平事跡的一種體裁，是中國二十四史中大量采用的一種史體體裁。 圖——即各種地圖、圖片、照片。 表——即各種表格，是指以表格形式反映事物及其發展變化的一種體裁，也是修史的一種專門體裁。 志——“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是一種依時記述某事物或某事件的特殊體裁形式，在方志中用于各類專志。 考——即考證?？计涫挛锏恼鎮萎愅?。 錄——即輯錄抄錄。 總之，根據記述的需要，志、紀、傳、圖、表、考、錄等體裁分別運用，這是志體的一大特征。因為新志中增設了“概述”，有人認為新志體裁中應列有“述”體。如果從體裁上考察，志和史沒有多大的區別。 方志的結構，與史書的結構不同，史體是以時系事，志體是以類系事。所謂“史體”，舊史學中有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大體例。新史學中采取教科書的寫法。但這些都是以年代為經、以事件為緯，著述往事，側重于從縱的方面反映歷史的連續性，要求史論結合。它的結構是一條線，形同圓柱。所謂“志體”它是側重于從橫的方面來表現各種事物的廣泛性，事以類從，類為一志，分門別類記述一地的歷史和現狀。它是以橫為主，縱橫結合，橫向展開，結構形式如同沙盤。所以，章學誠認為“史體縱看，志體橫看”?！皺M排門類”是志體的又一個重要特征。 所謂章法，即表述方法，通常又稱之為文體。自古以來，中國文體之多，舉世無雙，但就表達方法而言，主要不外乎三種：抒情文、記敘文、論說文。在文學家的筆下，無論是詩詞、小說或文學性的隨筆、散文等創作，都是以抒情、記敘為主，而很少論說。理論家多半采用論說體，偶然也用一些記敘和抒情的筆法。在歷史學家的筆下，主要是記敘，兼或發點議論，直接抒發作者感情的卻極為少見?？傊?，文學家的文筆，理論家的論筆和歷史學家的史筆雖有共同之處，卻又各有特點，而且這特點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掌握住各自的特點，即就不成為文學家、理論家和歷史學家了。 志書行文謂志文，志屬史類，志筆即史筆?，F在我們常說方志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但不可否認它和歷史科學有著親緣的關系。如果從編纂學的角度來看，方志是“志表史里”，因此只有用史筆來寫才能符合志體章法的要求。 史筆與文筆不同。文人作品唯恐怕有本，非由自己創造；史家撰述唯恐無本，一物出于自己。言而無證，史家大忌。史筆的記敘文與文筆的記敘文大不一樣，它只要求如實地把歷史寫下來，切忌增加撰者想象或摹繪環境，要求不夸張、不虛構。它是靠材料、靠史實。故章學誠在《修志十議》中指出“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尚文辭，茍于事實有關，即胥里文移，亦所采錄，況上此者乎？茍無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史實不足不明的方志，即使文采風流，也不能令人信服，因而也很難站得住腳且流傳久遠。 史筆與論筆也不同。一切理論文章，主要是靠邏輯思維，它主要不是給人以形象，也不是動之以情，而是以闡發道理為主，運用邏輯的力量說服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以理服人。這類文體，又可分為偏重主觀意見的曰議論文，如哲學、政論方面的文章；偏重客觀規律的曰說明文，如自然科學、經濟學文章。而史筆是以確鑿的證據，令人心悅誠服，重在記敘，敘而不論或少論。但必須看到，在史筆的運用上，地方志比史書要求更嚴格。方志是資料性著述，以記地、記物、記事、記人為主要對象，完全要用事實說話，基本上不加議論。有時為了說明問題，在敘事中或敘事之后，有些志書也有引用別人的見解議論的，也有作論斷性的議論的，但篇幅簡短，就事論事，不作長篇大論，議論與事實的記述要渾然一體。 與章法有關的還有文風和語言。章學誠對修志文風和語言提出“四要”的主張：要簡、要嚴、要核、要雅。對于今天修志仍有參考價值?，F在有許多地方提出新志書文風和語言應嚴謹、樸實、簡潔、流暢。編纂方志，如果沒有語言文字修養，沒有駕馭史筆的能力，是不會編纂出好的方志來的。在方志的文風和語言上，我們要特別注意反對假話、大話、套話、空話。新方志原則上使用風格純潔的白話記敘文，但也可適當吸收一些文言詞語，以求簡嚴達意，古為今用。 二、方志體例的發展和類型 方志是我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今天我們編修方志就是繼承傳統，改造傳統，使之為今天社會服務。要在傳統的基礎上創建一種新的方志體例，就不可不對舊方志的體例進行一番研究。如果動不動先來一番推倒、批判、拋棄，連基礎都沒有了，那還談什么推陳出新，與時俱進? 方志的體例，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吸收了歷史、地理等書的某些體裁和表現形式逐步成熟和完善起來的。但從宋代以來，對志書的形式影響最大的還是紀傳體史書，《禹貢》之類地理書也有一定影響。 自宋以來，出現了多種體例的志書。如果從體例淵源來看，有擬史體和擬經體之別。 擬史體：仿效紀傳體史書，全書用圖、表、紀、志、傳等體裁編寫。如宋代周應合的《景定建康志》。全書五十卷，分為錄、圖、表、志、傳、拾遺六類，每類下又分細目。方志本是史籍一種，號稱“第四大史體”，它模仿紀傳正史本是理勢之所必然，但有的牽強模擬則近于附會，如清代乾隆《江南通志》分為十志，志例自以為“用班史(班固)《漢書》十志之例”。乾隆《碭山縣志》也分為十志，志例則云“體仿后漢(指司馬彪《續后漢書》——引者注)”，又星野、風俗等門常雜取“正史”，而系之原說，典章制度摘錄政書。這等通行之事，往往千篇一律，毫無差異。 擬經體：即擬《春秋》筆法，仿經書體式編寫志書。如顏木《隋志》、陳上元《溧志》竟用《公羊傳》《谷梁傳》等體式，自問自答，以擬古人。章學誠嘲笑說:“庸而且妄。＂(清代《湖北通志·凡例》) 如果從志書結構來劃分，志書則有：分綱列目體、多目無綱體、三書體、總綱系目體、全書編年體、新三書體等。 1.分綱列目體：全書先分大的門類，門下再分細目。如李兆洛的《鳳臺縣志》屬于此例。是書分成十二門類：卷一，輿地；卷二，食貨；卷三，營建；卷四，溝洫；卷五，官師；卷六，選舉；卷七，藝文；卷八人物；卷九，烈女；卷十，古跡；卷十ー，圖說；卷十二，附錄。每個大門類下，再分若干小門類(或稱之細目)，如“與地”下設沿革、疆域、坊保、山川、形勝、分野等六小類；“食貨”下設風俗、戶口、田賦、額解、額支、捐攤、賑恤七小類。這種體例目以類歸，層次清楚，結構嚴謹，便于反映事物間的統屬關系。 2.多目無綱體：明代萬歷《徐州志》、清代康熙《霸州志》，取法《大明一統志》，將全書內容分為若干門目，平行排列，無所統屬。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河南巡撫賈漢復主修《河南通志》，全書五十卷，分為三十門，設有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城池、河坊、封建、戶口、田賦、物產、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祠祀、陵墓、古跡、帝王、名宦、人物、孝義、烈女、流寓、隱逸、仙釋、方技、藝文、雜辨。駢列名目，無所統屬?？滴趸实墼铝畎础逗幽贤ㄖ尽返捏w式修志，所以清初采用這種體例者較多。傅振倫先生批評這種體例是“采訪的檔冊、簿錄。談不上著作之林”。章學誠在《修志十議》中說:“近代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奔瘁槍@種體例之要害而言。 3.三書體：所謂“三書”，是指一部地方志書，由“志”“掌故”和“文征”三部分(即三種體裁)組成，即“仿紀傳體正史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中，“志”是著述，“掌故”和“文征”是記注或稱之“比類”，近似今日的檔案資料匯編。后來在三書之外又設“從談”，收錄瑣事畸言，實際上就是一般志書中的“雜記”或“附錄”。三書體的創始人就是章學誠。這種體例，將著述與資料匯編區別開來，解決了過去地方志中著述與資料匯編不分的一個主要弊病，是封建社會最完備的方志體例，對后世影響很大。 4.總綱系目體：以天、地、人為總綱，總綱下又各分細目。南宋紹興三年(1133年)太守孫捷、郡人曹叔修《永嘉譜》，創為年譜、地譜、名譜、人譜之體。明代唐樞根據孟子所說的“諸候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將他編纂的《湖州府志》分為土地志、人民志、政事志三個門類。陳鍪、王一龍的《廣平縣志》分為土地、人民、政事、文獻四綱。清康熙趙弘化《密云縣志》則分為天文、地理、人事三綱。乾隆杜延甲的《河間府志》分為與地、宦政、人物、典文四志。還有些在此基礎上變化而成的。這種體例雖然簡單明了，但難以容納一地復雜的內容，正確反映各事物間的關系，因此清嘉慶之后很少有人再用這種體例了。 5.全書編年體：即全書以編年為主，作為一篇文字而不分門類。如明代萬歷間馬文煒以邑人而修《安邱志》，首篇為總志，是編年之體。而輔之歷代地理沿革、封建表等。陳士元修《灤州志》十ー卷，分為四篇，首為編年體的世編，并紀官師、人物、科舉、選舉，而次以無可入世編的疆里、壤則、建置。清代乾隆間汪中昂采此體而撰《廣陵通典》，以紀其鄉邦文獻。他說:“斯編薈萃條流，差次年月。各代排比，列城沿革、道里、戶口、貢賦，巨靡不包，細亦無漏，故謂之通。進節義，退草竊，貴賢能，賤奢逾，棄神怪，擯嘲詠，唯錄有用之事，弗為無益之談，字求其實，言歸于正，故謂之典?！鼻宕拦馊?/span>(1823年)，其子喜孫，繼承其志而刊行之。這實際是一部揚州編年史。這種體裁只可用于僻邑小縣或鄉鎮志，對于歷史悠久、資料豐富的通都大邑是不相宜的。沈東紅修仁和《臨平鎮志》就是采用了這種體例，按年排列，而不分門類。 6.新三書體：民國18年(1929年)浙江大學校長將夢麟在浙江省政府提議方志新體例及進行辦法案，主張解散舊體，分編三書，其三書除“省史”外，還有“年鑒”及“專門調査”二書。年鑒及各種專門調查側重于現狀，省史專寫歷史。不過，此主張并未實施。 如果按類目的多少和篇幅的長短，方志可分為繁體和簡體。所謂繁體，是指類目多、篇幅長的志書。如明代《句容縣志》共一百二十四門目；清代光緒《幾服通志》長達三百卷。繁體志書卷帙浩繁，內容蕪雜，分目過于細碎；其優點是保存了較多的資料。所謂簡體，是指門目少、篇幅短的志書。如明代康海的《武功縣志》，三卷七篇，僅兩萬余字，用紙不過七十番。韓邦靖的《朝邑志》，共兩卷七篇，六千七百余字，用紙十七番。簡體糾正了繁體過細過長的弊病，但它不便保存資料。章學誠批評康、韓兩志“簡而無當”，“潛濫荒疏”，失去紀事簡明、暢晦曲達的原則。 如果按紀事的斷限劃分，方志可分為通紀體和續志體。 通紀體是指志書記事的時間范圍貫通古今。古代多數志書，特別是首次編寫的志書，采用此體。續志體是指志書只紀某一歷史時期的情況，重點記述上次修志以來這段時間范圍內的事物。鑒于方志的特點，并不存在如同斷代史那樣嚴格意義的斷代志。實際上一種是統合古今的(無上限)，一種是非統合古今的(有上限)。 按編纂方法劃分，方志可分為編纂體(或稱之纂輯體)和著述體。所謂編纂體，是指不用作者語言重新編寫，而是纂輯別人的記述，如清代李文藻所編的《歷城縣志》和《諸城縣志》，即是纂輯舊文而成。所謂著述體，即是編寫者不照抄別人的記述，而是根據搜集來的資料，用自己的語言重新編撰，叫做“自鑄新詞”。章學誠主張“三書”中主體部分“志”，就是用著述體。 三、新志體例的展望 新方志的體例尚未定型，從上屆志書的結構來看，絕大多數采用的是章節體，與古代的分綱列目體相近。先分大類，大類下設小類，小類下面再列細目。新方志大多數由概述、大事記、各類專志、人物、附錄五個部分組成。少數志書未設“概述”，而設有“史略”，即分為史略、大事記、各類專志、人物附錄五個部分，新編《紫陽縣志》即屬此類。依據各類專志設置的多寡，又分為大篇體式、中篇體式、小篇體式三種。 新編方志在體例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體例篇目“全國趨同”的現象。趨同的體例篇目，往往缺乏個性。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趨同現象呢?若從思維方法上看，一方面人們喜歡求同，相互仿效，什么流行干什么；另一方面領導習慣統一，當一切統一之后，個體的特點就容易被扼殺，創新意識就被削弱。 修志之初，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曾下達過志書參考篇目，初衷是引導，結果成了套裁的模式。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人們發現了這個問題，有些地方試圖通過打造個性，以求突破。由于體例有其系統性，有的志書雖然突出了個性，但在體例安排上又遇到其他一些障礙和缺陷。這些都需要我們在續志編修中認真加以研究和解決。 當下有這么一種思考和做法，即在新編方志中增加史的成分和縱向結構，形成“縱述歷史、橫陳現狀”的新格局。例如重修《義烏市志》《高淳縣志(1986—2005)》卷首設置了“史略”，用相當的篇幅陳述志書上限前的歷史，“史略”的結構是縱向的。還有部分新志自覺和不自覺地在分志(專志)中增加了概述和綜述，較以前的志書史的成分亦明顯增多。我以為這些跡象表明“新的史志結合體”正在孕育之中。 古人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對于方志編纂體例和編寫方法，只有投身到方志編纂實踐中才能掌握，才能創新。如果說能背幾段偉人語錄就認為可以大治天下是可笑的話，那么只知道橫排豎寫就認為已經掌握了方志編纂體例和編纂方法同樣是可笑的。 本文由歐陽發先生授權在“新越絕書”微信平臺發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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