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93】唐荊川父子與方志學

唐荊川父子與方志學

徐瑞清

常州人唐順之，字應德、義修，號荊川，明代著名文學家、理學家、史學家和軍事家，嘉靖年間的抗倭英雄。同時他富于文化底蘊，著述頗豐，有重要的史論著作《兩漢解疑》《兩晉解疑》和《左編》《右編》《文編》《武編》《儒編》《稗編》傳世。地方志方面，作《江陰縣新志序》《石屋山志序》，闡發對方志學的獨到見解。其子唐鶴征，字元卿，號凝菴，著名學者和教育家，子承父業在朝為官，亦著有《周易象義》《桃溪札記》《輔世編》《憲世編》等，主持編纂歷史上首部《武進縣志》和《重修常州府志》。

一般認為，唐宋以后一些史學家對于地方志書編纂的論述多不完整也不系統。明清兩代我國古方志才進入鼎盛時期，尤其清代經過章學誠集大成式的總結提煉和再造，創立了較為完整系統的方志學理論。而明代唐荊川父子有關方志學理論的建樹，實際上為章學誠形成方志學體系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礎，在中國方志學歷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貢獻之一，對方志的性質作出具有獨到性的論述。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常州巡撫都御史歐陽必進、巡按御史陳九德敦促江陰知縣趙錦修志，趙于是辟延陵書院為館，聘張袞主纂，從次年春2月始至冬12月止，《江陰縣志》成稿。唐荊川十分關注地方志，為之作序：“江陰于常州為屬邑，而枕江之沖，為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曾經有研究者稱，以前的學者一直把方志歸入地理類，“直到清代，章學誠才提出方志是地方史的重要創見，辨明了方志在史學上應有的地位和作用”。其實不然。正是唐荊川在這部序言中指出：“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通過方志記載地情以存史，是自古以來的慣例。序中評價主纂張袞稱：“先生以其國史之余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一邑之史”表明，方志不屬地理書而屬史書范疇；“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又表明方志要對一方之所有作出全面記載。②可見，方志是一方之全史。

唐鶴征對修志以存史有著強烈的意識，在纂修首部《武進縣志》、《重修常州府志》時說：“晉陵、武進，在唐稱望縣”，“鶴征幼聞諸故老謂：武進未嘗有志。”“先是常州府有志矣，百余年而未修。武進自入國朝，二百五十余年矣，竟未有志，人人謂之缺典”，“數十年來，人咸嘆息”。為彌補缺憾，他在各方邀請下接受了修志重任。對于方志性質的定位，他繼承父親的思想，指出：“夫世之言志者曰：‘志者史也，史則文而已矣。’”

清代我國方志學正式成型時，理論界分為兩大派。一為地理派，又稱“舊派”，以戴震、洪亮吉等為代表，認為方志是地理書，“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另一派為歷史派，又稱“新派”，以章學誠等人為代表，認為“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指出“志屬信史”、“志乃史裁”、“志乃史體”、“方志乃一方全史”。當時社會以有權有勢的地理派占主導地位，后世大都認同草根學者章學誠的主張，并且成為方志學主流，一直影響到當代。而在明代，章學誠的前輩唐荊川稱方志是一方之史，唐鶴征稱“志者史也”，否定了把方志歸入地理類的傳統觀點，提出方志屬于地方史的重要創見。提出這一真知灼見，唐氏父子不算最早，但也是最早之一。可以說，章學誠繼承了包括唐氏父子在內一些有識之士關于方志性質的重要思想。

貢獻之二，對方志的功能作出比較科學的定位。唐荊川在《江陰縣新志序》中說：“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所謂“經世”或“治生”，就是方志或家譜的資治、教化功能。雖然家譜與方志發揮治生功能方面含意不同，編纂體裁也不同，但求其“實用”而非“觀美”“博物”的道理卻是一樣的。唐荊川一生所涉無論文學、理學、史學、軍事學，都以“經世致用”為價值取向。比如：“《左編》者，為法治而纂也，非關于治者勿錄也。”其纂《右編》也是“以資經世之局”，為“經國之士研精畢智”，“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他既然將方志歸入一方之史，按照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強調方志為資治、教化服務，可謂順理成章。所以，他高度評價趙錦所修《江陰縣志》：“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后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后之為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他認為后來接手縣志主纂成編、繁簡刪存的張袞，能體現趙錦的用心，所以張袞所纂《江陰縣志》可以“著之以為后來治邑者之所據準”。

唐鶴征也認為方志的功能首先是提供決策的依據，指出“天下有變，則敵之得失、勝敗，我之制變、出奇，不下堂皇而決策矣。古人之貴圖籍，必以是也。”可是，許多方志編者沒有認識到，以致“乃檢之各志，無一言及之者。”他在《武進縣志》自序中有一段精彩的論述，表達對方志功能的看法：“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地物，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與其財用，周知其厲害，使同貫利。則知圖志者，無非為政教計也。”這些真知灼見，充分闡述了方志所具“為政教計”即資治、教化功能。他認為若無志書以存史，“失今不紀，后益無征”，而為修成首部《武進縣志》感到欣慰。

章學誠論及方志功能時說：“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即將求其實用也。”他指出方志在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風教”的作用，“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乎！”二是存史，為國史提供資料的作用，“國史于是取裁方志”。章學誠的這些主張，與唐氏父子關于方志功能的論述所見略同，可是他對方志資治功能的認識，卻遜于唐氏父子。對方志功能的定義，當代不少學者試圖作出各種新的闡述，而真正為大家所廣泛接受的，仍然是“資治、教化、存史”。

貢獻之三，對方志的體例和內容作出了科學合理、獨具遠見的研究。唐荊川在其經世致用思想指導下，對方志體例的確立與入志內容的取舍，有著旗幟鮮明的見解。他作《江陰新縣志序》，先以家譜的編修為例指出，“凡其田畮租甔錢貫絲縷豉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應當詳細記載，至于“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閑華飾者”就該從略。“家之所以為家者”，在于“纖勤治生者”，而非“游閑華飾者”。可笑的是有的家譜本末倒置，內容取舍和詳略以“游閑華飾”為詳，以“纖勤治生”為略，其價值就大打折扣了。他批評最早的國邑志《禹貢》《周職方》也是如此，體例內容“有瑣細而俚俗者”，不該記而記了諸如“筱簜箘簵、淮蚌江龜海錯之纖細”，把志書等同于“草木蟲魚之書”。更有“多男少女、多女少男”的記載，幾乎淪于市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唐荊川還列數此后方志仍然存在的流弊：“其敘山川也，既無關于險夷瀦泄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關于觀民省方之實。至于壤則、賦稅、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他感嘆道，這種做法與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為妝綴”、忽略“租甔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的家譜有何兩樣？對治家有何可取之處呢？他還說，當代朝廷組織修《一統志》時發生爭執：“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他明確表示：“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及至過去的江陰縣舊志，收錄內容也都欠當：“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征者，至今令余姚趙君始更修之。”為避免志書“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唐荊川進而明確提出“列而載”“載而詳”和“其所不載”的標準，“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蓋茍有切于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孶息，固不得以其穢雜而略之，而況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他所謂“列”，就是設置門類體例，“載”，就是內容記述。他贊揚趙錦所修新志加強經濟部類，以此改造以地理名勝浮文為主的舊志體，“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十分詳盡，而對于“浮文羨費，則屏去不事”，這歸功于趙能夠晝夜盡心，“才敏而慮周”。唐荊川還形象地稱贊趙錦安排志書的內容“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于家人生事之智算舉無遺者，于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于籍。”顯而易見，方志的體例和內容就該致力于“家人生事”之類有意義的門類，做到“舉無遺者”，堅決排除“耳目之玩”。唐荊川以志書功能為出發點，對志書體例和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科學合理，極具遠見，對于提高志書的質量具有重要的意義。

唐鶴征有著編纂《武進縣志》《重修常州府志》的實踐，對于方志體例、入志內容有真切而系統的體會。他以為舊志只注重地理，使方志失去應有的價值，“志地理者，亦僅可為幽人游覽之勝、詞客吟詠之助，徒文具而已。”為此，他修《武進縣志》分為地理2卷、錢谷2卷、人物2卷、職官科第武備1卷、詞翰摭遺1卷等共8巻，“與前此郡邑之志，體裁稍異。”唐鶴征說：晉陵和武進“地大人眾，政繁務殷。入版圖二百三十余年(注：指從明初起)，其間利弊之興革，賢哲之奮庸，不知凡幾。”“武進為財賦奧區，民生舒慘，惟是焉系，故于財用特詳。”他不拘泥于地理沿革，對于經濟、人文等重要內容和有著地方特色的事物加大份量，打破常規，或在記述時“特詳”，或“必指其事而詳之”，總體設計篇目采用多達4卷的篇幅，分別記載經濟與人物，的確是難能可貴的遠見卓識。得益于縣志編纂的經驗，他受命《重修常州府志》的任務得心應手。為了充分體現常州地方特色，他通覽全府5縣縣志，并在所屬各縣實地考察調研。他說：“少不自揣，嘗有志盡括郡縣之志而本之畫野分圻之初，以觀其棋布星羅之局；審之沿革離合之后，以判其連絡渙散之情。或相使而為臂指首尾，或相錯而為犄角犬牙，或相依而為輔車，或相峙而為鼎足。又察其厄塞險要以佐戰守攻圍，要其陵谷滄桑以妙因應變化，呈之以圖，綴之以籍。則形勢之輕重，錢谷之虛實，戶口之繁耗，有不了然心目之間者哉?”在此基礎上，他從體例到內容為《重修常州府志》作出科學安排，突出記載財賦、錢谷、戶口、水利、人物等重要內容，使這部府志保存了許多珍貴資料。在編修地方志中他奉行的方法，是“收拾遺文，咨詢輿論”，而后“斷以鄙見，述其一二”。這就確立了方志編纂在體例、內容和方法等方面的幾大要點：一是編修志書需要廣征博采，不僅要有文字材料，還要進行社會調查；二是對資料要進行鑒別、判斷、整理和取舍；三是經過綜合分析后，作出有選擇的著述，而不是簡單的資料匯編。當然，對所修縣志，他也承認“時日稍促，咎在掛漏，闕在修潤，則尚有俟乎君子。”

清代章學誠提出“志為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對資料要“博觀約取”，就能“巨細無遺，永垂信史”。編寫中要“決斷是非”“筆削文辭”。志書分為“三書”即志、掌故、文征。要以志為主體，使之在對各種原始資料鑒別篩選后，成一家之言的綜合性著述。當然，這種著述要“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為事也。”在記述內容上，章學誠反對戴震“志以考地理”“不必侈言文獻”之說，“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并抨擊方志不設標準濫收藝文的弊病，指出“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章學誠上述有關方志體例與內容的觀點，大都能從唐氏父子所言中找到契合點。

貢獻之四，對方志人物傳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唐荊川對于《江陰縣志》為人物列傳，并且詳細記述給予肯定。他舉司馬遷《史記》之例，說明人物傳的作用：“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于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茜萩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治生家者所必資。”

唐鶴征修志時尤其重視人物傳，深感“武進自季子以禮讓為教，千載而下，至闔城死國，其靈秀之所鐘，郁為人文，何可數記。他志于人物，略舉大端，鶴征必指其事而詳之”。為此，他為首部《武進縣志》設置人物傳2卷，占全志8卷的四分之一。他還就詳載人物的原因作出解釋：“俾讀者如見乎其人，景行思齊，所由切矣。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大都使為吏者，得視已成；為士人者，不忘前事。則于政教，未必無少補云。”然而，人物入傳是一件復雜的事情，唐鶴征對于《重修常州府志》的人物如何入傳與評價持審慎態度。他說：“人物一類，作志者無不難之。蓋以眾論之難合也。余鶴征，仕也未嘗操賢否之目，退也未嘗為月旦之評。人倫冰鑒，實非所長。聞見幾何，而欲揚榷今古乎？《春秋》一書，圣人猶以知我、罪我聽之人，矧荒耄如不谷者乎？”意為修志者都認為寫人物傳難，難在眾人意見不一。他自謙，為官時不曾有分辨是否賢人的眼光，退居時沒有做過褒貶品評，明察人品實在不是我之所長，閱歷有限，豈敢評價今古呢？就連作《春秋》的孔圣人，還有支持他和反對他的人，何況像我這樣的昏憒之人呢？唐鶴征遇到有人請托以求列入人物傳時，堅持原則，嚴格標準，顯示了優秀的史德：“雖欲托聲文具，有所不敢，矧曰信史？近年之載與不載，以時為限，非有去取也。”          

章學誠主張志書分為外紀、年譜、考、傳“四體”。他指出：“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貴辨真偽。”入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柜，核實無虛，送館立傳。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采擇，方準收錄。”他反對“請托作傳”的志壇歪風：“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托作傳，全無實征。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為，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后患之虛心爾。”

章學誠關于人物傳的審慎態度和科學方法，與唐氏父子把方志人物傳寫成“信史”的觀念與實踐，可謂一脈相承。

綜上所述，唐荊川父子在關注或參與方志工作的同時，圍繞方志理論問題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與研究，提出不少真知灼見，為方志學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清代學者章學誠繼承、吸收包括唐氏父子在內的方志理念精華，同時提出許多前無古人的創見，在親身修志實踐中予以系統化，使方志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章學誠同時代的常州籍著名方志學家洪亮吉、孫星衍、李兆洛，對方志學說提出不少高見，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令人遺憾的是他們作為當時方志主流學派，不僅未能繼承前輩加老鄉唐氏父子的主要方志思想，反而成為唐氏父子和章學誠觀點的對立派，這充分證明了在任何時代都有創新之難的命題。

   【說明】本文原題為《唐荊川父子對方志學的重要貢獻》，原文有注釋，此處略去。

天津市國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