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yī)之 經方醫(yī)學理論體系

章太炎先生曾經論述到：醫(yī)之始，出于巫，古者，巫彭初作醫(yī)，《素問·移精變氣論》稱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其后智慧萌動，知巫事不足任，術始分離，其近于巫者，流而為神仙家，遠于巫者，流而為醫(yī)經、經方兩家。

意思是說，自從巫醫(yī)分家以后，大約在上古神農時代，中醫(yī)就分為了醫(yī)經和經方兩家。其中經方注重草石治病，起初用單味藥，積累了眾多單方證經驗，其代表著作就是《神農本草經》。后來，漸漸開始使用二味藥，多味藥，積累了眾多的復方方證經驗，其理論基礎仍然是八綱，代表作為《湯液經法》。到了秦漢時期，經方治病規(guī)律逐漸的豐富完善，在長期臨床實踐中，對病位淺深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表里層次之間加入了半表半里概念。最淺者在表，深一步者為半表半里，最深者為里，病位概念由兩種發(fā)展為三種。秦漢時期經方經驗的豐富，以及理論的發(fā)展是在八綱理論基礎上的完善和發(fā)展，是歷代方證治病經驗的總結。

此時常用方證大致歸為六類，即治療表陽證類方證，功在發(fā)汗解表，如麻黃湯方證、桂枝湯方證等；治療表陰證類方證，功在強壯發(fā)汗解表，如桂枝加附子湯方證、麻黃附子甘草湯方證等；治療里陽證類方證，功在吐下清熱，如白虎湯方證、大承氣湯方證等；治療里陰證類方證，功在溫里健中，如四逆湯方證、吳茱萸湯方證等；治療半表半里陽證類方證，功在和解清熱，如小柴胡湯方證、四逆散方證等；治療半表半里陰證類方證，功在強壯和解清上溫下，如烏梅丸方證、柴胡桂枝干姜湯方證等。

這一經驗總結和理論的升華均記載于《湯液經法》中。表、里、半表半里三個病位，每個病位又有陽證和陰證兩種病情，即經方的三陽三陰證。

到了漢末，張仲景在《湯液經法》的基礎上進行整理完善，晉代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中說：伊尹以亞圣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但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張仲景原書內容瀕于失傳，幸而得魏晉太醫(yī)令王叔和保存和整理，才讓我們能看到其大部分內容。仲景之書后來被命名為《傷寒雜病論》，包含《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個部分。

《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

疾病之淺深即八綱概念，淺者屬陽、屬表，深者屬里、屬陰。經方是用八綱思維認識藥物，認識疾病癥狀，臨床辨證組方，再用藥石治療疾病，而形成了獨特的方證對應的理論體系。

從學術特點上，經方是根據人體患病后出現(xiàn)的癥狀反應，進行辨證論治，即于患病機體一般癥狀反應規(guī)律的基礎上，而適應整體、講求疾病的通治方法。臨床上，一般先辨六經，繼辨方證，求得方證對應治愈疾病。

胡希恕先生于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通治”二字。他在《經方辨證施治概要》一書中寫道：中醫(yī)治病，之所以辨證而不辨病，是于它的發(fā)展歷史分不開的，因為中醫(yī)發(fā)展遠在數千年前的古代，當時既沒有進步科學的依據，又沒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勢不可能有如近代西醫(yī)面向病變的實質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而只有憑借人們的自然官能，于患病人體的癥狀反應，探索治病的方法經驗，經實踐復實踐，不但促進了四診的進步、藥性的理解和方劑配制的發(fā)達，而且對于萬變的疾病，亦終于發(fā)明了一般的規(guī)律反應，并于此一般規(guī)律反應的基礎上，試驗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種種驗方。

胡希恕先生指出：一般常見病的發(fā)病皆是“機體與疾病交爭的形式隨時地反映出來”，治病不能只強調外因，而是要看內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即人體抗病機能與外邪斗爭出現(xiàn)的臨床癥狀。中醫(yī)所謂為表證者，即機體欲借發(fā)汗的機轉，自體表以解除疾病而未得解除的形象；中醫(yī)所謂為里證者，即機體欲借排便或涌吐的機轉，自消化管道以解除疾病而當未得解除的形象；中醫(yī)所謂半表半里證者，即機體欲借諸臟器的協(xié)力作用，自呼吸、大小便、出汗等方面以解除疾病而尚未得解除的形象，此為限于機體的自然結構，而勢所必然地對病斗爭的固定方式。因此，則表、里、半表半里便規(guī)定了凡病不逾的病位反應，若機體的機能亢進，則就有陽性的一類證候反映于病位；若機體的機能沉衰，則就有陰性的一類證候反映于病位。疾病刺激于機體，機體即應之以斗爭，疾病不解，斗爭不已。疾病的種類雖殊，而機體斗爭的形式無異，此所以有六經八綱的一般地規(guī)律反應。

胡希恕先生講述的發(fā)病規(guī)律即經方的病因病機，這一病因病機恰切地說明了《傷寒論》的六經實質，“中醫(yī)辨證施的首要精神，即是在患病機體一般地規(guī)律反應的基礎上，講求一般疾病的通治方法”。

今天的筆記就寫到此，下次再見，如果還有下一次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