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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翻到伊恩·麥克尤恩的小說《甜牙》的最后，有些意外地發現了一個致謝和參考書單，其中著重提到的有《誰付錢給風笛手？——中央情報局和文化冷戰》、《英國秘密宣傳戰：1948-1977》和《中央情報局，英國左翼和冷戰：定調？》。往下還有很多書目，不用多列舉也能從中探究到這本小說的背景，甚至可以說這本書的主題，就是上面書目中提取到的關鍵詞：文化冷戰。 在我的閱讀印象里，一向以“恐怖伊恩”著稱的麥克尤恩很少用這種直接帶入歷史的方式書寫自己的作品。這一方面說明這位小說家正在極力拓展自己的寫作疆域，另外也不難窺得他寫作上的野心。很多作家重復自己熟悉的題材進行創造，不免有些悵然若失，那些熟悉的寫作軌跡會讓他喪失創作力，類型化的寫作方式意味著固步自封，但是尋找到合適而新鮮的題材激發自己的靈感還是需要機緣的。麥克尤恩說他是在寫完六十年代為背景的《在切瑟爾海灘上》之后，才想起要寫一本關于七十年代的書。恰好他又一直對冷戰史上著名的雜志《邂逅》（Encounter）事件感興趣，這就順理成章成為了本書的靈感來源。 需要對《邂逅》雜志事件簡單做個介紹。1967年5月8日，《紐約時報》頭版上發表了一篇重磅報道“斯蒂芬·斯彭德離任《邂逅》”，文章中引用這位英國著名詩人和雜志編輯斯彭德的原話證明，這家五十年代創刊，在人文學術圈有著巨大聲譽的知識分子刊物，一直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財政資助。用小說中的話說，這份雜志與大多數知識分子刊物不同，一旦涉及到蘇聯話題，它往往對其抱有敵意，而涉及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上，它采取的是刻意的低調。換句話說，它打著支持自由、民主的自由質分子的旗號，但是暗中隱瞞了雜志的政治傾向性，正如小說中那位軍情五處的官僚說：“中央情報局一直都在支持它那套自以為高級的文化觀念，他們通常都通過各種基金會，隔開一段距離間接運作，他們打的算盤是誘導歐洲持中左立場的知識分子遠離馬克思主義觀念，憑著他們在知識界廣受遵從的地位，替自由世界說話。” 1977年，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央情報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種。由它插手出版的書籍中包括拉斯基的《匈牙利的革命》、T.S.艾略特的《荒原》和《四個四重奏》的譯本：中央情報局甚至出資翻譯了《四個四重奏》空投到俄國。而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也是在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下，在海外出版了俄文版本。英國政府的文化冷戰部門成立雖然較晚，但也資助了不少著名作家，比如幫助喬治·奧威爾將《動物農場》翻譯成十八種語言，同時推廣了《1984》。還幫助阿瑟·庫斯勒出資購買發行了了五萬冊的《正午的黑暗》，作為交換條件，身為英國情報局的文化顧問，庫斯勒提供一個合適資助的作家名單，這也就是小說中虛構的“甜牙行動”。 二 麥克尤恩無意書寫一本文化冷戰的歷史教科書，但是作家與冷戰的關系給他提供了這本小說最大的靈感。小說家的責任與歷史學家不同，歷史學家盡量將歷史真實化，而小說家盡量將歷史虛構化——這里的虛構不是不是架空歷史，而是在真實的歷史之間，引入虛構的人物，讓他們成為歷史宏大背景中虛構主角，這是文學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參與歷史，豐滿歷史，同時又將歷史玩弄于股掌之間。 簡單來說，“甜牙”就是小說中由英國情報部門發起的資助自由作家的活動。小說的主人公塞麗娜·弗魯姆從劍橋大學畢業后，被招納進入軍情五處，成為了一名級別最低的文秘，日常工作是文件歸檔、編制索引以及搜集資料——間諜部門也有無聊透頂的工作，無聊到每天都需要安慰自己，我是替軍情五處當差，好歹籠罩著某種光環，我愿為國家效犬馬之勞，如此的陳詞濫調。幸好，愛好閱讀文學的塞麗娜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就是“甜牙行動”，旨在以間接而隱秘的方式資助那些在意識形態上對大眾具有影響力的寫作者。按照故事發展的邏輯，塞麗娜愛上了她直接負責接近和資助的年輕小說家湯姆·黑利。 這部小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在于，乍看起來，它并不是麥克尤恩熟悉的類型小說，但這并不意味著麥克尤恩舍去了他熟悉的類型寫作。書中的小說家湯姆很大程度上符合麥克尤恩自己的寫作軌跡，而且書中引入了很多人物同樣也是現實中的麥克尤恩的朋友圈，比如小說家馬丁·艾米斯，出版人伊恩·漢密爾頓、湯姆·麥奇勒。他們的出現讓這本小說打破了虛構的界限，讓歷史成為了小說的共謀，所以麥克尤恩說，這本書是他失聲又失真的個人自傳。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塞麗娜是先愛上了小說家的小說，然后才愛上了小說家湯姆。所以書中提到的幾個短篇小說，或者用形容麥克尤恩的作品說法，幾個小長篇，都是典型的“恐怖伊恩”風格，也大都能在他之前出版的作品中找到故事原型。無論是講述雙胞胎兄弟的《這便是愛》，還是講述愛上商店櫥窗里塑料模型的《愛人們》，以及講述平庸無趣的中產階級婚姻中背叛的《逢“床”作戲》，都被引入了特定的時代感，讓人感受到了一種故事走向的不安定。 三 書中書的寫法有多作家都曾嘗試過，但是在麥克尤恩的小說中，這些被引入的片段成為了塞麗娜與湯姆悲劇的緣由，尤其那個《逢“床”作戲》的小說，已經給故事的走向劃定了宿命一樣的結局。但是麥克尤恩很顯然不會用一個很簡單的愛情故事的結局來完成他的創作。熱愛文學的塞麗娜，她的文學觀是一種膚淺的經驗主義，或者是一種幼稚的現實主義，她不喜歡博爾赫斯、約翰·巴斯、托馬斯·品欽、科塔薩爾、威廉·加迪斯，她喜歡的作家是那種一種類型：“我相信人們付錢給作家，就是要他們'作假’，碰上合適的時候，他們應該利用真實的世界，即我們所有人共享的這個世界，從而將自己的作品構建得煞有介事，栩栩如生。”這是小說中人物的文學觀，也是麥克尤恩通過這本小說力求做到的，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也是小說中的作家湯姆想要完成的。 這本小說最為驚艷的結局出現了。麥克尤恩的小說習慣性用大量的篇幅營造不動聲色的氛圍，有時候他的耐心真讓人驚訝，所有的書寫都是為了最終的結局逆轉。當小說家湯姆發現了塞麗娜對他的資助源自軍情五處之后，他依然不動聲色地與其繼續交往，他掌握了這個故事的主動權，他觀察，搜集，投入到他們的愛情故事，他設身處地成為“她”，想象她如何背叛他，這一切的隱忍和欺瞞，就是為了完成一篇名為《甜牙》的新作：“我是個沒寫過長篇小說的小說家，現在命運在我的路上扔了一塊美味的骨頭，一個有用的故事簡要大綱……所以我不會揭穿你，不會吵上一架然后分道揚鑣，現在還不會。取而代之的，是沉默，謹慎，耐心的觀察，以及寫作。事件發展決定小說情節。人物都是現成的。我什么都不用虛構，只要記錄。我要觀察你如何工作，我自己也能當個間諜。” 這是一篇幾近完美的小說，也是一個殘忍的故事，為了故事的完美，所有人都可以犧牲掉，愛情可以犧牲，背叛成為可能，只要可以成為小說中素材，小說中的道德觀是懸置的，我們無法用小說中人物的道德來衡量現實的道德。而對于小說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麥克尤恩也表述了他自己的文學觀，文學既然是最高的形式，歷史和政治當然也要為文學，即為虛構的存在服務。而不是讓文學淪為歷史的附庸，政治的玩物。一旦真實打斷虛構，就如同文化冷戰一樣，文學的悲劇就發生了。我們有很多文學名著成為了文化冷戰史上的犧牲品，而這樣的文學遭受到了讀者更嚴厲的審判，正如昆德拉評價《1984》，可惡的恰恰是把生活縮小為政治，把政治縮小為宣傳。因此，不管他的主觀意圖如何，奧威爾的小說自身就構成了輿論宣傳精神的一部分。它將一個可恨的社會的生活縮減成了它的罪孽的簡單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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