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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國的古都，你可能會想到“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長安，宮墻深重、莊嚴肅穆的的紫禁城，“暖風熏得游人醉”的臨安……但你是否知道，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還有一座被掩埋在地下的六朝古都呢？ 它就是鄴城，這座命運最坎坷的古都，它的光輝屬于那個華麗的魏晉北朝，此后便沉寂在歷史的洪流中，漳河水沖刷了它的名字，也沖刷了它存在過的痕跡。 鄴城，是西門豹治水之地，“銅雀春深鎖二喬“的故事在這里上演，建安七子的風骨在這里形成；它開創了佛教造像的“鄴城模式”，它還是都城規劃史上的里程碑。 而相比于其它知名古都，對于鄴城的研究要晚得多。從酈道元注《水經》到俞偉超先生的踏查，碎磚破瓦之間，魏晉北朝的紛亂歷史在荒草蔓生中慢慢浮現。 鄴城臨漳水，其置城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齊桓公“筑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之地。”最早的功能當為駐兵的堡壘；魏時以西門豹為鄴令，著名的西門豹治水，就發生在漳河流域。鄴城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太行山東麓的丘地上。西邊，太行山蜿蜒成屏障，南部黃河流經，漳水、白溝、淇水、蕩水、洹水、滏水環城而過，形成天然的護城河；北靠遼闊殷富的河北平原，東邊則由河漸海，形成南北交縱的河運網絡，“據河北之襟喉，為天下之腰膂”，是得天獨厚的戰略要地。漢末，占據于此的袁紹擴建鄴城，主要著重城市的防御功能。三國的序幕拉開，華北成為了兵家動蕩之地，袁紹為了樹立威信，以“統一”為筑城理念，形成規劃整齊的城市格局，但終究是為別人做了嫁衣。建安九年，曹操攻陷鄴城，“定武功，濟黃河”，二十一年，曹操稱王，正式定都于此。曹操對鄴城的營建，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在西北開鑿玄武陂，以訓練水師；二是筑銅雀臺、金鳳臺、冰井臺，以更好防御；三是鑿利漕渠，“引漳水東入清洹”；四是營建宮室建筑。其中冰井臺為倉儲場所，除了充當冰室外，還存有石墨、糧食、鹽等戰略物資，其軍事地位可見一斑。三個臺相距六十步，上有兩座浮橋式閣道相連接，“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在曹操的規劃下，鄴城形成了左右對稱，整齊劃一的格局：城區分為南北兩部分，中間由主干道隔開，宮殿區在中央，主宮殿位于中軸線上，東部為貴族聚居區，南部為普通居民區。
司馬炎禪代魏室后，鄴城失去都城地位，轉而成為北方一大重鎮，后又經八王之亂，永嘉元年，汲桑、石勒攻破鄴城，“焚之，火旬有五日方滅。”——這不是鄴城經歷的第一場災難，當然也不會是最后一場。公元319年，石勒建立后趙政權，短短幾十年后，將領石虎奪王位，將都城遷到了鄴。后趙對鄴的營建以復原為主，如在文昌殿舊址上修建太武殿，在銅雀臺東北建九華宮，最大的工程是城外的華林苑。但畢竟國祚太短，政局動蕩，建筑工程終于還是爛尾了。此后石閔奪取政權，建立冉魏，僅兩年八個月便易主慕容氏的前燕。慕容儁“繕修宮殿，復銅雀臺”，但對于都城的整體格局沒有大的改動。鄴城自公元前370年被前秦王猛攻克，經歷了160多年的沉寂，在東魏時再次成為都城，而后高洋在鄴城南郊祭天，建立北齊。鄴城此后經歷了兩朝四十多年的經營，來到了它輝煌鼎盛的時刻。
最大的改變是營建鄴南城。鄴城此前的城郭范圍及城內街道里巷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但隨著經濟的復原和人口的增長，原來的布局已不夠容納都城的人口，建筑的破敗也難以支撐王族的威嚴。東魏在原來鄴北城的南邊開辟了一個面積差不多的南城，把從河洛遷來的士民安置在城內及近郊；同時復原了北城原來的布局。據說，高歡營建鄴城時將其規劃成了神龜的形狀，“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龜，大逾方丈，其堵堞之狀，咸以龜象焉。”這固然是一段虛實難辨的傳說，但都城之營建應該是遵循了自然地理形制和傳統道家思想。高潤墓 墓室北壁墓主人坐帳圖 摹本 （圖源 河北省博物館）北齊國滅，鄴城被北周攻破，建德六年，武帝撤并宮殿；此后隋文帝楊堅統一華夏，鄴城再一次慘遭大火的侵蝕，終于一蹶不振。 鄴城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于它前承西漢長安，后啟洛陽、唐長安城。而其建城理念，更是對后世影響深遠，甚至影響了韓國的漢城、日本的京都，成為儒家文化圈的基因之一。中國王朝的氣象，在于其方正。如今去西安和北京，這種內外套合，左右對稱的格局仍然是城市的整體面貌。而這種規制，正是從鄴城開始的，它破除了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的前制，在統治者的統一規劃下，發展出了具備自身特色的格局。
漢長安城復原示意圖 中軸線布局是鄴城建制最大的創新，北起北城垣，向南依次是文昌殿、端門、止車門、閶闔門、章門內大街；主要建筑規整分布于城內，顯示出端正穩重的王室氣象。 其次是宮殿區集中。宮殿區主要位于北部中央，在其周圍設置官署，筑“曾宮”，開啟了后代的皇城建筑制度。 整個城市的方位是“坐北朝南”，可能受到了天地陰陽理念的影響，自此，先秦以來的“以西為尊”正式變成了“以北為上”。 里坊制度也在這一階段慢慢成型，左思《魏都賦》記載鄴有五里：戚里、長壽里、吉陽里、永平里、思忠里。東魏、北齊時的鄴南城設置了更加完備規整的里坊，大致以朱明門為中軸，東西對稱，南北整齊排列，為后來大興、長安的坊市制度提供了先例。 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寫，“唐之宮城承隋之舊，然隋建新都大興城，實受北魏孝文營建之洛陽都城及東魏、北齊之鄴都南城之影響。”“鄴-大興-長安”的中世紀都城系統理論，已成為學術圈內的共識。 唐長安城示意圖（圖：絲綢之路文化遺產） 那個時代，正是佛教傳入中國并在此遍地生花的時代。社會動蕩，人心彷徨，人們在宗教中尋獲心靈的寧靜。鄴城的佛教發展開始于十六國后趙時期。《洛陽伽藍記》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石虎下召取消了漢人不得出家的禁令，在佛教方面選擇“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應所奉”。東魏遷都鄴城，僧尼隨之南遷，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月婆首那、毗目智仙均在鄴譯經和出經。高齊時有那連提黎耶舍翻譯佛經。僅北齊一代，譯出經論八部五十二卷。到六世紀中期，鄴城佛學達到極盛，當時還設置有專門管理佛教事務的官員：“北齊置昭玄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上世紀以來，鄴城地區發現了多處造像坑，2012年在臨漳縣習文鄉北吳莊北地、漳河南堤北側的河灘內發現的北吳莊佛教造像埋藏坑，共發掘有北魏、北齊時代的2895件造像。 這批造像基本上為漢白玉，常見中小型漢白玉背屏像。有題記的約占總數一半，顯示大部分為東魏北齊時期，造像表面多貼金和彩繪，顯示出了精湛的工藝水平和極高的藝術審美。 在鄴城形成了一種以鏤空透雕的雙菩提樹為背屏，北齊新式佛像為主尊，襯托以龍、塔、飛天、瓔珞的“龍樹背龕式”造像，學者稱其為佛教造像發展過程中的“鄴城模式”。 北齊佛七尊像（楊曉慧攝） 在今天的趙彭城村、核桃園等地還發現有佛教建筑基址，以上兩座佛寺遺址均位于鄴南城中軸線以東位置，且相距不遠。已勘探出的形制規模和出土遺物暗示其為東魏北齊時期的大型皇家寺院。 除了城市內部的寺廟外，開鑿石窟的傳統也在此扎根。魏晉南北朝時期鄴城地區的石窟多沿太行山東麓一線開鑿，有響堂山石窟、安陽小南海石窟、靈泉寺石窟、涉縣媧皇宮石窟、林州洪谷寺千佛洞、鶴壁五巖山石窟、衛輝香泉寺石窟等等。 其中，響堂山石窟位于鄴城西部的峰峰礦區，由北響堂、南響堂和水浴寺（小響堂）組成。 北響堂 中洞 主佛壇 在造像上，響堂山石窟已脫出“秀骨清像”的模式，佛的造型健壯，佛頭豐圓多作螺發。可能是以北方民族的形體為模特建造的，也可能從南朝文化影響轉為胡人文化影響的結果。 南響堂 第一窟 響堂山石窟項目 鄴城地區石窟的一大特色為造像和刻經并舉，大量石刻經文的出現，和北朝時期流行的末法思想有關。佛教認為,“釋迦佛正法住五百年,像法住一千年,末法住一萬年。”釋迦涅一千五百年后,即進入黑暗、恐怖的末法時期。信徒們認為當世已進入末法階段，而這種惶恐，不僅來自于佛教經典，也來自于他們的現實處境。 北周武帝實行滅佛政策，銷毀佛寺，勒令僧人還俗，鄴城佛教淹沒在了歷史的洪流中。
鄴城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都城建制的符號，還有一個時代的燦爛文化。金虎臺、銅雀臺、冰井臺，合稱為“三臺”。三臺矗立于城的西北部，呈居高臨下之勢，本為防御之用，卻無意中成為了文人們賦詩清談的場所。
清刊本《三國志像》曹操大宴銅雀臺 在三臺之上，至今還留著建安文人的足跡。曹操全方位招攬人才，全國各地的有識之士皆投奔其帳下，鄴城為這些賢達提供了穩定、寬容的創作環境，逐漸形成了以“三曹”和“七子”為代表的建安文人集團。在曹操父子的倡導下，一改兩漢“詞賦競爽，吟詠糜聞”的頹廢風氣，形成了“清峻、通脫、簡約”的建安風骨。曹丕作《登高賦》：“……駕言東道，陟彼城樓。逍遙遠望，乃欣以娛……”登高騁望，遼闊平原盡收眼底，怎能不生發心緒開闊之情。儒生薈萃，儒學發展也如火如荼。石虎遣國子博士到洛陽抄寫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注《轂良春秋》，列于鄴宮學館。北齊時，這里是名儒的聚集地，思想家邢邵、杜弼；儒學家權會，郭茂，張景仁；史學家魏收，李德林……“鄴下為之傾動，盡選風流才子，應對賓客，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豐盛，館門成市。“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一個城市由文人雅士和市井文化共同構成。鄴城作為北方經濟中心，匯聚而來的除了文人還有商人。早在秦漢時期，鄴城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交通要道，在城內采集到了“鄴傳舍”瓦當，說明這里設置有驛站，以供公文傳遞和物資轉運。魏晉北朝時，作為北方政治、經濟中心，鄴城匯集著各地的人群和貨物，在戰亂頻仍的時代，構筑著一方小小的烏托邦。曹魏在里坊內建有客館，供往來賓侶商販居住；市場定期開市，同時設置專門的官吏管理。今天的城市廢墟上還常見模印在陶量的底部的陶文“業市”，應是官署所用的法定量器，放置在市場內，平準稱量，防止不法商販克扣作弊。文獻已不見這些坊的名字，但考古發現的石刻文獻提供了新的線索，在出土的墓志銘中，出現有諸如敷教里、嵩寧里、孝義里，崇仁里、井義坊、公子坊等名字，可案的有三十一里四坊。南城坊郭還設置有東西二市，由專門的機構管轄。東魏、北齊時，高麗、勿吉、蠕蠕、吐谷渾、契丹、新羅等民族多次遣使到鄴，城內修建有專供外國使節居住的回館。這些外來的商人帶來了異域的風土人情。后趙時，為避石虎諱，改“胡餅”為“麻餅”，“胡荽”為“香荽”，“胡豆”為“國豆”。《北齊書》還有“蒲桃酒”的記載，這種傳自波斯的佳釀，已成為鄴中達官顯貴的座上客。各種思想流派匯集于此，西域來的商人帶來了中亞的瑣羅亞斯德教，《晉書·石季龍載記》：“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胡天即火祆教祭祀場所。
九原崗北齊壁畫墓 馬匹貿易圖
茹茹公主墓出土陶駱駝 （圖源：邯鄲發布）
“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商業發達，富商階層龐大，“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屢見不鮮，各種紛爭不斷，導致訴訟之風盛行，《洛陽伽藍記》便有記載：“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后詔，自相與奪，法吏疑獄，薄領成山。”人情險诐固然有道德上的評價意味，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城市的勃勃生機。作為京畿之地，統治者的一舉一動也牽連著坊間的心緒。北齊時，高洋盡誅元氏于東市，“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當統治者暴虐無道的時候，坊間也人心惶惶，興起“叫魂”式的流言也就不足為奇了。 城市的繁榮，在于它的開放，而統治的末路，在于它的狹隘。殘暴的統治者選擇用決絕的方式征服民眾：后趙政權毀于統治集團內部的自相殘殺；石閔對胡人采取屠殺的政策，一日斬首數十萬胡、羯等少數民族，甚至錯殺了很多大鼻子多胡須的漢人；北周政權采取滅佛政策，佛像被毀，寺廟被收為國有，寺僧被勒令還俗，還俗僧人達三百萬。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重回長安洛陽，鄴城被大火燒盡，今日的地底還埋藏著火燒土塊和炭塊的痕跡。還遺留在地面之上的，只有金鳳臺和銅雀臺的一角，及幾處建筑臺基。唐時的岑參在這里寫下了：“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云殿。”而作為地方城市的衰退，水環境和交通的變化是其主因，隋唐以后，大運河永濟渠縱貫華北平原，但并不經過鄴城；溝通漳水和白溝的利漕渠逐漸淤廢；黃河改道南徙，決溢與日俱增，原來的水運網絡被徹底打破，鄴城首當其中，再也無法恢復往昔的繁榮。三臺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懷古憂思之情，在華北平原飄蕩。每一處田埂，每一座山丘，都承載著數千年文明的更迭，回蕩著歷史的聲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鄴城考古發現與研究》如今，鄴城夢已遠，幸得還有殘存的土臺、遺留的石窟、出土的造像，讓我們可以想見往日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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