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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心時期，禮崩樂壞意味著人類根據風俗習慣所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遭到了破壞，人們從原有的氏族社會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自由，但人卻被分裂為本來的（自我、單個人、自身）和非本來的（大眾、人家、叛變自由）兩種人，而造成了人們生活目的的迷惘和人生意義的失落，人們在道德、習俗、宗教、文化、思想、觀念等等方面面臨著個人應該有什么樣的道德、社會應該有什么樣的道德這一哲學問題。而且，由于以鐵器和牛耕為代表的科技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發展，雖然能使人們獲得肉體和心理(或精神)的愉悅，但卻使人們受到了由于身體的自然需要所呈現出來的非理性情欲所支配，人們又一次膨脹了欲望。但科技的發展不僅更新了人們說明世界之謎的宇宙智慧，也更新了指點人生迷津的人生智慧。由理性激發了人們一種精神上的東西，使人類的生命本能和理性道德產生了明顯的沖突。諸子百家為了解決人們如何在各種沖突的渴望與欲求間做出合理的判斷和選擇，便開始從根本上去追問風俗習慣或道德觀念的根本意義和約束力的根據，它來自哪里？人究竟應該采取怎樣一種人生態度？人生應當或不應當做什么事情（也即應當修養哪些德性或遵循哪些道德規范）？應該擁有什么樣的幸福觀？個人應如何處理與傳統習俗的關系？這些哲學問題，即“人應該怎樣生活”這樣一個最根本的“蘇格拉底問題”。這其中，以道家和墨家等理性主義者認識到風俗習慣是一種欠缺反思的社會道德，只能應對生活中那些沒有時間和機會進行反思的急事。如果一個人只會滿足于自己生物性，其實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動物。人作為高級生命形態，人性之開端就應該脫離獸性。當一個人言行中的動物性越少，人性越多，那么這個人的境界就越高。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個集團、一個國家、甚至全人類都是如此。因此，人類文明的進步應以某種動物性本能欲望被抑制為前提，才能使人們從野蠻狀態進化到有教養的文明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據此，道家和墨家為了使人類擺脫原始動物性，便根據理性原則建立起人類社會需要的道德法則，以便在日常生活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實際問題時，受到道德義務的約束而“應該地”去做，而不是無拘無束地自然而然地做。由此，倫理學便不在于描述人的行為，不在于指導做什么，而是通過理性原則使習俗道德發展為理性道德規則。人類的道德生活便從來自于生物學的自然本能走向自由性。 理性主義者從人的意志本身含有普遍的道德規范要求出發，強調每個人都有能力進行道德選擇，每個人應該成為了自己行動的主宰，通過自己的選擇鑄造自己的命運，并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成為了有責任的人。因此，人應該自己為自己立法，并自覺遵守，以追求做人的極致，有尊嚴、有自由、有信心，善待自己、善待他人，遺后世以良風益俗，也就是強調道德上的自律。但在責任這一負擔的壓迫下，每個人必須為他的自由、他的選擇、乃至他的存在付出代價，人類也從群體走向個體。正因為如此，道家提倡人應該是自我的存在；墨家提倡正義、平等和博愛；莊子提倡自由，使先秦時出現了以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為目標的個人主義運動，這也使理性主義者產生了孤獨感。 再有，我們從人類歷史上可以看出，軸心時期還是東西方社會從美德向著善發展的時期。也是哲學上善與真產生矛盾之時。在西方，蘇格拉底提出了善。在東方，老子等也都提倡追求善。而孔子在《論語》中雖然多次提到善惡，但孔子只注意到屬于美德的仁，這意味著孔子未達到善的層次。儒家是到了孟子，才轉向了求善。換句話說，善才是理性主義者所倡導的道德。 理性的發展還使東西方社會都陷入了道德是可教的還是天生的矛盾之中。在古希臘，柏拉圖在《曼諾篇》中通過曼諾提出了這一問題：道德是否可教？它是天生的，還是訓練出來的？蘇格拉底認為不能這樣討論問題。如若一個人對于曼諾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就不能知道曼諾是窮還是富。所以，必須先知道什么是道德，才能知道道德是否可教。現在先假設道德是知識，再討論它是否可教。如果道德是人心所固有，它就是自然的東西；如果一個人必須通過教化才成為有道德的人，那么它便是一種知識，則道德便不是人心所固有。因為，德性可教就意味著德性是可以任意改變的，換一種教育就會造成一種德性。從而，一個人不是根據德性自身的價值來決定是否接受這種德性，而是根據自己受到的教育。這樣，教育者所施展的教育手段就具有了決定意義，教育者可以通過富有魅惑力的手段來影響受教育者，從而達到任意塑造一個人的德性的目的。如此一來，德性本身的價值就喪失了。由于欠缺理性的指導，儒家在人性是先天與后天、本能與培育、自然與使然的張力之間陷入了矛盾，既承認人性的自然根據，又接受人性的后天教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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