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區出土青銅禮樂器上的瘤牛與騎馬紋飾

動物紋飾在西南青銅禮器上的運用主要體現為寫實性動物立體塑像裝飾風格和動物紋飾母題的運用。中國西南地區出土的銅牌飾、兵器、貯貝器、銅鼓等青銅器物常見寫實性的動物立體塑像等草原文化裝飾特征。例如貯貝器器蓋上，鑄有圓雕的牛、馬、虎等寫實動物。根據器型、鑄造工藝可知，此類器物是將從我國西北地區傳入的立體紋飾鑄造技術和動物圖像風格運用到本土傳統青銅容器上形成的融合型青銅禮器。這是源自對草原文化的觀念認可和技術交流，并進行了創新利用的產物。 

動物圖像主要有牛、虎、蛇、鹿、馬、羊、猴、飛禽等，其中以牛的形象居多。據初步統計，貯貝器器蓋上以牛為主題的立體塑像出現年代較早，所占比例大于其他動物圖像。同時，在多數大型墓葬中多發現有銅牛頭、真牛角等與牛相關的隨葬品。例如晉寧石寨山M1 中，除了同墓隨葬的銅牛頭和真牛角外，貯貝器5件器物中有4件器蓋飾有立體牛塑像，銅鼓也有線刻的“巨角野牛”形象。從這些以牛主題形象裝飾的墓葬出土器物可見牛紋飾元素在滇文化中盛行。在青銅禮器上，滇人還著重突顯巨角獨峰的瘤牛形象，或把牛的形象鑄于器蓋中心的突出位置或立于銅鼓面上。通過特寫、烘托等手法強化牛的形象，突出表現牛的氣勢，反映了滇人對牛的重視和崇拜。 

由此可見，貯貝器器蓋上鑄有寫實動物立體紋飾的裝飾風格，是將北方、西北地區傳入的動物圖像風格和立體紋飾鑄造技術運用在本土傳統的青銅容器上形成的創新性文化特征。這種器物改革折射出西南人群對外來文化的裝飾藝術、鑄造工藝、族群信仰等的吸納和改進，體現了多元文化之間的兼容與并存。

我國西南、嶺南地區北鄰歐亞草原，西近西亞，南連東南亞，擁有獨特的邊地區位優勢。區域內出土有草原風格兵器、銅扣飾、帶柄銅鏡、蝕花肉紅石髓珠、鈉鈣玻璃、鎏金銀盒、海貝等器物。童恩正、張增祺、霍巍等學者結合文獻提出，這些舶來品部分是通過貿易交換得來的，部分是本土人群用外來傳入的技術在本地制作的。我國南方地區與中亞、西亞之間的民間貿易往來在戰國時期就已初顯雛形。秦漢時期中央王朝建立的對外貿易官道也是建立在這些民間商道的基礎上。民道和官道相輔相成，體現了中央政治體制與西南民間族群在兩漢時期圍繞“交通西域”形成的互動格局。動物紋飾尤其是瘤牛與騎馬形象的運用，是不同區域文化互動的體現。

瘤牛紋 

 變形羽人紋銅鼓上的牛拉橇紋飾 王夢祥/攝

牛圖像多見于畜牧、剽牛儀式、農耕等中國西南地區青銅器圖像場景中。在滇文化大型墓葬中多見隨葬有牛頭、牛角等遺骸，鮮見其他部位骨骼的葬俗。由此推測，如同中原地區的祭祀用牲制度，牛是高等級祭祀儀式性用牲和儀式性宴飲活動中的主要肉食資源。 

結合動物考古學研究成果可知，從境外傳入的黃牛，即普通牛（Bos taurus）和瘤牛（Bos indicus），以及水牛（Bubalus bubali），經過本土化馴養和畜力開發后，為重要的肉食來源、祭祀用牲、畜力農耕資源。西南古代先民對牛資源的獲取和利用，優化了人群飲食結構，促進了生產發展，推動了社會生活變革。 

銅鼓、貯貝器上的“巨角獨峰野牛”圖像為瘤牛。在文獻中關于瘤牛的出處，一說提及中國西南地區，晉郭璞注《爾雅·釋畜》“犦牛”條言：“即犎牛也……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明瘤牛是漢代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西南少數民族進貢給中央王朝的貢品；另一說提及西域，《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載：罽賓國“出封牛”；《后漢書·順帝紀》曰：“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晉書·張駿傳》載：“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余品”，可知在漢晉時期瘤牛是西域進貢中央的貢品。 

基于目前的考古學和遺傳學研究成果，瘤牛是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特有牛種。瘤牛的馴化起源于公元前7000 年的印度河流域。迄今為止，在中國境內其形象始見于距今2400年的中國南方地區的貯貝器、石寨山型銅鼓。結合石寨山墓地出土銅牌飾牛圈圖像可知，瘤牛應該在不晚于公元前3世紀引入滇文化區域，并進行圈養馴化。現代瘤牛DNA研究和考古學資料也暗示，中國家養瘤牛由印度及東南亞傳入，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國最早引入瘤牛的地區。從印度河流域到我國滇池地區的傳入路線是單線還是多線的我們暫時還不得而知，但是通過文獻可推測當時瘤牛的來源有直接從外地引進、本地馴養繁殖兩種途徑。 

騎馬紋 

 石寨山M71：142疊鼓形貯貝器器蓋上的狩獵場景圖像 引自《云南文明之光》

 石寨山M13：356貯貝器器蓋上的戰爭場景圖像 引自《云南文明之光》

 石寨山M13：2疊鼓形貯貝器器蓋上的場景圖像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滇昆明卷》

生物學研究成果顯示，高熱潮濕的熱帶、亞熱帶氣候不適合馬的生產和繁殖。結合考古成果研究可知，青銅時代南方地區的馬資源為稀缺、珍貴資源。晉寧石寨山 M13:2 疊鼓形貯貝器下鼓鼓面所鑄場景描繪了滇人與其他從事不同生業模式的族群交流活動。馬匹可能是通過類似的納貢或交易等形式引進西南地區。 

通過考古成果和器物研究可見，西南地區牛、馬資源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發揮的功能各有側重。對這兩種動物資源的利用體現了古代族群對外來資源利用和改造的能力，也從側面反映了南方地區社會發展的多樣性。 

中國西南地區自古以來都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以及交融的前沿地帶。其區域文化發展歷程可見廣域地區之間人群互動脈絡和社會文明化進程。貯貝器、銅鼓是古代南方地區典型的青銅禮樂器。在滇文化大型墓葬中，貯貝器一般與銅鼓組合出現，且借用、改造銅鼓的銅鼓貯貝器、仿造銅鼓的銅鼓形貯貝器和疊鼓形貯貝器貫穿貯貝器的興衰過程。貯貝器、銅鼓等青銅禮樂器組合及其紋飾記錄著中國西南地區古代族群的信仰、儀禮、習俗，對銅鼓的改造行為及貯貝器的興衰演變體現了不同族群之間禮制傳統的差異，折射出區域內族群間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歷程。銅鼓、貯貝器的紋飾主題出現瘤牛、騎馬等形象，更是體現了中國西南地區、西北地區與歐亞草原文化區域、印度河流域等廣域文化交流和人群互動。 

綜上可見，在青銅文化傳播和農業傳播浪潮的影響下，西南古代族群選擇性地利用有利資源，進行生產力和生業模式的變革；西漢時期，隨著郡縣制在西南地區的設置，西南族群的生活習俗、葬俗傳統出現了滇文化與漢文化融合的文化因素，呈現了多元一體，兼容并存的文化面貌。由此可見，西南古代族群在外來文化影響下進行的社會生活變革、社會轉型和韌性升級折射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