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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和九品中正是三國迷們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但由于掌握資料有限，加上一些早期研究的誤導，常常令有關這方面的言論陷入似是而非的境地。比較典型的如著名同人mod游戲《姜維傳》里就提出用科舉制替代九品中正制的想法，那么這樣的想法真的現實嗎？
研究歷史首先需要摒除的兩種思路是簡單的二元對立和跳躍式的斷層發展。放到九品中正制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把九品中正和科舉看作是水火不容的兩樣事物，其實并非如此。九品中正由察舉制衍生而來，科舉則是由課試制發展而來，兩者都是由漢武帝所創制，之后長期都是并存的。創制九品中正的曹丕也創制了五經課試，學通經典便可以憑其入仕。因此兩者的關系不是對立，而是誰更占據上風。 同時，九品中正也不是一個憑空而來的制度，而是應時而產生的。九品中正制的正式頒布是在曹丕時期，但一些資料中則顯示曹操時期就有了九品中正制的雛形，而近年考古發現中正的名稱早在初平年間（190-193）就已經出現。中正最初可能是各郡國自行認定的當地善于品鑒人才的人，且并不是正式的官職，而是民間推選，由郡國認定其資格。這種方式經過曹操時期的發展，最后在曹丕時期正式成形，并成為制度。因此中正制是承襲自東漢以來士人中喜好品評人物的風氣，這股風氣又誕生于察舉制的實行以及儒學的大盛時期。而到了東漢末年，士人顛沛流離，鄉人之間可能出現互不相識的現象，這就更加迫切需要一個明確的標準以及權威人士來對人才進行判定，這些因素聯合起來促使了九品中正制的誕生。唯有認識到這些，才能了解九品中正制的誕生背景和歷史意義，知道這是一個有歷史淵源的制度，而不是曹丕和陳群哥倆互拍腦門，突發奇想創造出來的。
對于九品中正制的很多誤解接下來將逐一解釋。 首先不少人將這一制度理解為曹丕出賣特權給大族，借以換取士族的支持。這一論斷由唐長孺等歷史學家所提出，影響了許多人。但這樣的早期觀點實際上已經被不少學者所駁斥，并拿出了相關證據，即使在原始史料當中，也從來沒有將二者畫上等號。首先漢魏時期是否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士族階層目前在學界尚有一定爭議，通常認為這一時期只是士族的萌芽期，而一個九品中正制能立竿見影地讓士人跑來支持曹丕更是有些讓人匪夷所思，畢竟一種制度要看到成效是需要時間的，而曹丕在繼位的當年就完成了禪代。
曹丕 其次，九品中正制的走歪是有一個過程的，在南朝的沈約在《宋書·恩幸傳序》中就寫道，九品中正制推行的初衷是為了區分人才的優劣，而非給大族們排一個座次。因為是順應時勢而產生的，這一制度實行以來自然是有不少問題，比如夏侯玄在正始年間就提出改革九品中正制，但他的著眼點在于中正和吏部并行，造成了人才選拔標準的混亂，而非士族對官位的壟斷。而壟斷仕途的問題真正顯現已經是司馬炎統一三國之后，尚書令衛瓘和尚書左仆射劉毅一同上疏司馬炎時提出了這一問題，并在奏章里寫出了那句著名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然而此時曹丕都已經去世快六十年了。此外，衛瓘和劉毅都認為九品中正制是基于當時特殊背景而制定的權宜之策，并非長久之計，這應當是符合事實的，至于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居然貫穿了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歷史，這多多少少有點出乎當時人們的意料。 而在九品中正制的發展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司馬懿設立大中正一職。大中正是州級的中正官，負責一個州的品級評判。這一做法在當時就被一些人所反對，例如曹爽的弟弟曹羲，道理很簡單，一個州太大，大中正怎么可能清楚這個州的所有人才孰優孰劣，最后的結果還不是大中正按個人的意思隨意確定等級。司馬懿確立大中正的意思也許是為了加大中央在等級判定中的話語權，畢竟郡國評判人才有著很強的鄉鄰風習。但當時正好又是大族崛起和曹魏開國功臣二代迅速成長的時期，這些權貴憑借大中正一職迅速把持了人事任命。而在晉王朝渡江后為了站穩腳，出讓權力和大族合作，皇權進一步衰落，大族們幾乎壟斷了仕途，這才令九品中正制真正成為大族的工具，如果說曹丕、陳群開國時就能料到這些，而當時的大族們也看到了這樣的結局因而支持曹丕，那也未免太過料事如神了。
司馬懿 在批判九品中正制的過程中，又常有人將曹操抬出來樹立為對立面，例如史學家陳寅恪就稱曹操所要建立的是庶族法家政權。然而事實上從秦朝滅亡及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法家就在讀書人之中成為了異端學說，最后不得不和儒學融合形成律學而得以存續，法家政權已經失去存在的土壤。且曹魏政權并沒有在任何方面表現出對抗政權儒家化的歷史趨勢，曹操本人雖用法嚴格，但也擁有較高的儒學修為，不但任用了大量名士，自己在撰寫文書時也常常用到儒家經典中的典故。至于經常被拿出來提到的求賢令和“唯才是舉”，更多是在漢魏嬗代時期的特殊形勢下的政治口號，“唯才是舉”并不包含任何強制命令和可操作的指標。最重要的是，前面已經提到，九品中正制的雛形就是在曹操時期形成的。 在指出這些錯誤的認識之后，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強行在三國時期實行科舉制會是什么情況。 在看待歷史問題時，一定不要有我比古人聰明的想法。穿越文里容易出現類似主人公穿越到古代，然后運用現代人的知識烹制出蛋糕、火鍋、炒菜等美味的現代美食，之后成為神廚的故事。然而真的穿越回去所要面臨的現實是，宋朝之前因為技術限制造不出鐵鍋，辣椒等一系列植物要等到明朝末年才傳到中國，古今動植物品種有差異口感也不同等等...所以如果客觀條件達不到，那么再巧妙的想法也難以實現，古人所缺乏的往往不是想法，而是環境。 在科舉制的施行所需要的條件里，首先所要面對的是考生來源的問題。需要了解的是，科舉制的出現也不是馬上就消滅了士族，與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士族這一群體在唐朝依然很活躍。唐朝時的科舉取士以進士和明經兩科為主，所選用的人才非常有限。以進士為例，唐朝一次科舉考試所招收的進士在全國只有二三十人，有的年份甚至一個考中的都沒有。而且科舉所選取的士人在地位上也遠不及那些靠家族恩蔭出仕的高官子弟，科舉制度實行初期，三品以上的大員幾乎全部被高官子弟所壟斷。也就是說，唐朝的科舉制只是給士族以外的子弟開了一個小小的口子，另外這一時期的科舉還禁止工商從業者參加。到了宋朝時宋太祖才大幅度增加科舉取士人數，但直到南宋時期，科舉取士做官人數仍遠不及靠家族恩蔭入仕做官的人數。
科舉考試 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數量本身就不多。全民識字在整個世界都只有很短的時間，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絕大多數群眾都是不識字的，根據清朝末年朝廷統計，當時全國識字率不到1%。即使認為清政府的統計方式不夠科學，數字不準確，這個比例也絕然達不到10%。很多人因為秀才是科舉制度下最初級考試的合格者，便并不將其放在眼里，還有了窮酸秀才一詞，然而清朝末年全國擁有秀才以上功名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甚至比今天的大學教授還低。大家熟悉的《范進中舉》故事里，范進考了幾十年的科舉終于考上了舉人，他的成績是廣東省第七名，而廣東省現在每年就會產生四十多位市文理狀元，還需注意的是，范進考的科舉是三年才舉行一次，因而舉人的數量遠低于現在的市高考狀元。
范進中舉 既然如此，那說明范進讀書非常厲害嗎？是也不是。范進能中舉那他確實有一定的過人之處，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教育資源嚴重稀缺，在那九成九不識字的人里，天資超過范進絕對不在少數，如果讓他們和范進經過同樣的學習再去參考，范進是絕然無法再考上這個名次的。同時，由于古代的學校教育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科舉制度興起后官學形同虛設，科舉考試里考生的教育開銷必須由考生自己全額負擔。對于平民而言，這是一筆沉重的開銷，而且會隨著社會越安定、教育水平越高、考試競爭越激烈而越發昂貴。此外，光是參加考試就需要付出大量金錢，據統計，明朝末年一位考生參加完全套的科舉考試，花在旅費、食宿費、小費、禮品費、宴會費、交際費這方面上的數額大約是六百兩，遠比今天的學生去美國留學昂貴，完全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擔得起的。像范進這樣的普通百姓孤注一擲地苦讀一生，最后翻身躍龍門的實在少之又少，無怪乎其當場發瘋。 為什么當時不大力興辦教育，提高民眾識字率呢？很簡單，直接原因是興辦教育需要的成本開銷太高，政府難以承擔，即使是新中國也是在建國37年后的1986年才頒布《義務教育法》，確立了九年義務教育的制度，而全部免除義務階段學雜費則是要等到2006年，教育這一塊的支出對于封建王朝來說過于高昂。而根本原因則是農業社會不需要太多的知識分子，少部分人用來維持社會和政府的正常運作，多數人都去種地才是農業社會的合理結構，不然教育出一大堆知識分子要怎么去安置？ 而教育的擴大化也是一種歷史趨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觀念的進步，受教育群體在不斷向下發展。知識分子在先秦時期主要誕生于貴族士大夫階層，漢魏晉時期產生了高門大姓，由此出現了士族階層，經過南北朝的演變，寒族又開始崛起，最終憑借著唐朝的科舉制以及五代十國的亂世，寒族漸漸取代了士族。這里要解釋的是，寒族或者說寒門這個群體和現代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寒門并不是指普通民眾。寒門這個詞匯里，寒是形容詞，門才是主體，普通民眾是沒門的。士族指的是門閥制度下的高級豪族，而寒族則是次級豪族，類比到今天的話，士族起碼是省部級以上的家庭出身，而市委書記的家庭則毫無疑問是寒族。例如晉書里提到周訪和陶侃二人是寒族出身，周訪的祖父官至威遠將軍，父親官至左中郎將，陶侃的父親官至揚武將軍，這差不多算是當時標準的寒門家庭。
陶侃 宋朝之后，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科舉考試的擴大化加上印刷術的推廣應用，平民中開始產生一些知識分子，這才有了評書戲曲小說等一系列市民文化生活體裁的作品。但真正讓全民都具備一定受教育水平，還是得靠新中國成立后的掃盲運動和九年義務教育，這些都是離我們不遠的事。而教育擴大化的趨勢依然在推進當中，繼全面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之后，國家又在研究十二年義務教育的可行性。 把時間移回到曹丕所處的漢魏之際，此時的教育普及程度遠比清朝低，而且由于印刷術尚未發明，書籍成本也遠高于后世?！吨T葛亮集》里就有提到諸葛亮曾為劉禪抄寫各類書籍，諸葛亮貴為丞相，他親自抄寫書籍體現了對劉禪學業的關心，但也反映出即使當時的高門權貴想要看書也得靠抄寫。西晉的左思寫出《三都賦》之后，人人爭相傳抄，便有了洛陽紙貴一詞，當時傳抄《三都賦》自然也是洛陽的文人和權貴們，而非平民。漢魏晉時期的文化世家都有家傳一經的傳統，就是為儒家經典做注，然后作為傳家寶代代相傳，其中不乏高門大族。可以說像關羽這種熟讀《春秋左傳》的人，在文化層次上已經直接和普通民眾拉開了差距。 諸葛亮塑像 如果在這個時候實行科舉制，由于教育資源的嚴重失衡，可以想見到時候這種考試必然被世家大族所壟斷，平民幾乎不可能在眾多世家大族的包圍下突出重圍。舉個很近的例子，建國后曾一度廢除高考，其一大原因就是教育資源過于傾斜到城市，導致高考幾乎被城里人所壟斷，得不到同等教育資源的農村人對高考制度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對于漢魏當時來說，教育資源失衡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大力興辦教育制造平民知識分子的不可行我在上文已有提及，因而在生產力、技術和社會觀念使教育擴大到士族以下群體之前，科舉制對普通人會是比察舉制更加不公平的制度。比如說漢末京兆人鮑出和酒泉人楊豐分別因營救母親和見義勇為，被州府征辟為官，但如果是在科舉制度下，靠讀書他倆能有這個機會嗎？ 同時科舉如果在漢魏時期實行，還要考慮許多實際操作層面上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考題怎么出。如果要用科舉替代察舉或者中正，那么科舉考試里的考題就要代表國家的正統思想。但漢魏時期讀書人之間并沒有能夠統一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儒家學派受到嚴重打擊，西漢初年儒學發展緩慢，即使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其他各學派依然存在了一段時間。東漢時經學得到了重大發展，但大家對于儒學經典的研究并不像后世那么透徹，學問終究是要拿來實踐操作的，孔孟二圣也不可能把所有問題都面面俱到地寫進來，讀書人之間的意見往往并不統一，因而面對不同的問題時各家便有了不同的解釋，就出現了各個分支學派。例如西晉初年官方以司馬昭老丈人王肅的學說為官方正統，但很多讀書人并不買賬，民間仍是鄭、王、馬三家學說并行，甚至官方也不斷吸納鄭玄的學說與王肅的相結合。
王肅 更重要的是東漢末年時局動蕩，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之前幾十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以前的說法和做法拿到當時是未必行得通的。關于守孝，鄭玄就提倡守夠時間，而且各項要求要嚴格執行，但當時的社會環境很難有這個條件，實行起來就有困難。而過了幾十年后，社會漸漸安定下來，大家又有這個條件了，面對這樣的變化，要怎么確定執行標準？另外，不同的社會環境又會產生大量前人所沒有經歷過的新問題，例如戰亂導致了許多家庭的離散，男性二娶和女性二嫁都是當時常見的現象，那么面對父母家庭重組后的另一方及其子女要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對待，儒家先圣沒有專門去研究這種問題，儒學者們也會有大量爭論。在這種特殊環境下，即使朝廷出臺一套思想標準，也未必得到讀書人的認可，這就加大了實行科舉的難度。 總而言之，任何制度有其誕生的條件和背景，九品中正制也是如此，這套制度順應了當時的特殊背景并發揮過一定作用，但并非長遠之計，且因為種種原因而迅速變味成為了大族壟斷仕途的工作。如果當初在衛瓘和劉毅的提議下將其廢除，后來的歷史大概又會是一種不同的光景。而科舉作為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是順應了寒族崛起的條件而誕生的，如果不顧環境強行將其搬到漢末，那勢必遭到現實的阻攔而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就和在生產力低下的農業社會搞資本主義一個道理，兩者都是難以實現的。 最后重申觀點： 一、九品中正制有其誕生的特殊背景，說它單純是曹丕用來討好大族的工具有失公允，其在一定的時間里也發揮過積極的作用。 二、漢魏時期尚不具備實行科舉制的條件，此時強行實行科舉制難以達到預想中的效果，更不可能一躍進入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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