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甘肅武威：節度河西，涼州留下了怎樣的盛唐風情？

由于唐朝北方長期面臨突厥、回紇的壓力，西方的吐蕃勢力也逐漸強大，若西、北兩大民族勢力發生接觸，將對唐朝的邊疆安全產生難以估量的沖擊。涼州是西北邊境的通都大邑，東西有絲路橫貫，東北通靈、夏、河套，西南障河、湟、祁連，是唐朝西北一線之中權，不僅是西方的門戶，也是唐朝關中腹地的后方奧援。

為了“隔斷羌胡”（此處“羌”指代西方吐蕃，“胡”指代北方突厥、回紇等），景云二年（711年），唐朝在涼州設立河西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是當時的十大節度使之一，也是唯一一個同時面對西、北兩個戰略方向的節度使，統轄涼（今武威）、甘（今張掖）、肅（今酒泉）、瓜（今瓜州）、沙（今敦煌）、伊（今哈密）、西（今吐魯番）等7州。尤其重要的是，河西節度使是唐朝設立的第一個節度使，是在中原、漠北、青藏三個文明區域的長期碰撞擠壓之下出現的歷史產物。可以說，正是涼州獨特的地理區位，催生了這一唐代重要的軍事、政治制度——節度使制度，開啟了歷史劇變的端口，對唐朝中后期、五代乃至兩宋以降的政治制度發展和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隨著河西節度使的設立，唐朝如臂使指地施展著自己的西北邊疆戰略。曾從軍涼州的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李光弼、王思禮、安思順等，則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成長為唐朝著名的軍事家，涼州成為唐代軍人建功立業的理想去處。而唐朝無數的文人學士則將一生的豪情寄寓在涼州，在涼州留下了壯麗詩篇，涼州成為唐代邊塞文學創作中心。

邊塞詩發軔于漢魏，于隋唐時進入黃金時代。邊塞詩題材開闊，包括邊塞風光、戍邊生活、功業抱負、思鄉之情等，格調高亢。武威邊塞詩的精華是詠涼詩，而詠涼詩的代表則是涼州詞，冠有“涼州詞”或以涼州為背景的邊塞詩成為千古絕唱，名揚天下，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涼州詞又稱《涼州曲》，是涼州歌的唱詞，是盛唐時流行的一種曲調名。唐代，“涼州”作為一種文學意象走進文學作品和藝術活動中，涼州詞（曲）成為唐代邊塞詩的標志，唐朝詩人以“涼州詞”命名詩篇成為一種時尚。一大批詩人都創作過邊塞詩，包括岑參、高適、王維、王之渙、王翰、王昌齡、李益等，在眾多的邊塞詩中，以王之渙和王翰的《涼州詞》最為著名。

王之渙的這首《涼州詞》表達出戍邊士兵的思鄉懷土之情。首句寫極目遠眺之景，描繪出黃河的蜿蜒雄壯；次句寫塞上孤城，意境蕭索悲涼，以襯托戍守者的孤苦寂寥。第三句忽而一轉，引入羌笛之聲。羌笛所奏是《折楊柳》曲調，不能不勾起征夫的離愁。玉門關內或許春風和煦，關外卻是楊柳不青，離人想要折一枝楊柳寄情也不能，征人懷著這種心情聽曲，一個“怨”字，用詞精妙，語調委婉，深沉含蓄，耐人尋味。

這首詩寫出戍邊者不得還鄉的怨情，雖寫得悲壯蒼涼，但沒有衰萎頹唐的情調，表現出詩人廣闊的胸襟。也許正因為《涼州詞》情調悲而不失其壯，所以才能成為“唐音”的典型代表。相傳這是“旗亭畫壁”故事中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互較高下的得意之筆，表明王之渙這首詩在當時已成為廣為傳唱的名篇。

王翰《涼州詞》全詩意蘊深遠，寫的是邊塞的一次盛宴，描摹了征人們開懷痛飲、盡情酣醉的場面。首句用語絢麗優美，音調清越悅耳，顯出盛宴的豪華氣派；二句用“欲飲”兩字，進一層極寫熱烈場面，酒宴外加音樂，著意渲染氣氛；三、四句極寫征人互相斟酌勸飲，盡情盡致，樂而忘憂，豪放曠達。

酒是涼州盛產的葡萄美酒，杯則附會為祁連山下烏孫王獻給周穆王的“夜光杯”，指代唐代邊疆民族對中央王朝的款服，樂器則是涼州胡人常用的琵琶，還有“沙場”“征戰”等等詞語。全詩展現出的是一種激越的藝術魅力，這正是盛唐邊塞詩的特色。千百年來，這首詩一直為人們所傳誦，被明代王世貞推為唐代七絕的壓卷之作。

涼州本土詩人李益詩名早著，尤以邊塞詩流傳最廣，其詩多展示久戍怨望的軍旅之思，風格明快豪放、慷慨悲涼，其中七絕冠絕當世，可與王昌齡、李白相媲美。

這首《從軍北征》通過對艱難環境和征人回首望月行動的描寫，勾畫出雪夜行軍的立體圖畫，層層渲染，不著一字思鄉，但蒼涼悲壯的意境將將士的思鄉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可以說是景在詩內而情在詩外。

這首《夜上受降城聞笛》以生動的比喻，色彩鮮明地描寫了邊地寥廓凄清、寂寞苦寒的景色，由景見情，再寫由聞笛而引起的普遍的望鄉之情，感慨至深。邊地遼闊苦寒，連明月也肅殺清冷，蘆管之聲哀怨凄涼，征人們夜不能寐、翹首望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后人評價唐詩，認為李益的這兩首七絕和王昌齡的《出塞》、王之渙的《涼州詞》“皆邊塞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是唐人七絕中的珍品。

英雄主義是《涼州詞》的最高精神境界，與戰爭題材密切相關，如王昌齡的“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李益的“今日聞君使，雄心逐鼓鼙。行當收漢壘，直可取蒲泥”（《送常曾侍御使西蕃寄題西川》）。愛國主義是《涼州詞》的不朽主題，漢唐經略河西千年，涼州詞中總是回蕩著一種慷慨悲壯的民族情懷。人道主義與感傷情調則是《涼州詞》的情感內蘊。因戰爭本身的殘酷性和多發性，老于軍中或馬革裹尸已成為一種常態，或觸目驚心，或凄清哀怨，或無可奈何，或直抒胸臆。英雄主義、愛國主義、人道主義與感傷情調融為一體，成為武威邊塞詩歌的魅力所在。

唐代的西涼樂是來自武威的音樂，一直被奉為經典。“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西涼樂以其特有的藝術魅力，成為天下樂舞中的精品，并深刻影響著后世的樂舞藝術。

西涼樂吸收了中西樂舞、民間樂舞和宮廷樂舞的精華，所用的樂器有鐘、磬、鼓、笙、簫、彈箏、琵琶、五弦、橫笛等十幾種，后來成為隋唐宴樂中的大曲。《涼州》大曲是在西涼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開元年間由涼州都督郭知運進獻給朝廷，受到酷愛音樂的唐玄宗的贊

賞，玄宗讓教坊配上新的歌詞《涼州詞》，使其成為當時影響很大的一部套曲。許多詩人如王之渙、王翰、張籍等，都曾為《涼州》填寫新詞，豐富了西涼樂的內容。名曲《霓裳羽衣曲》經西域流入武威，與當地音樂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大型套曲，由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進獻朝廷，經過再創作，成為當時重大政治、外交活動中的主要節目。

西涼樂融辭賦、歌曲、舞蹈、器樂為一體，對唐以后中國戲曲舞蹈藝術產生的影響至深至大。除了樂舞之外，至今風靡于華人世界的舞獅等民藝，也脫胎于武威的西涼伎……可以說，孕育于唐代涼州的邊塞文化，對今日中華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