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武裝不斷總結革命經驗，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科學思想和工作原則，成為贏得革命勝利的有力保證。如毛澤東于1937年10月25日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提出的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毛澤東在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提出的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等。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統一戰線和瓦解敵軍工作的巨大威力，教育改造了許多日本俘虜。在我方的感召下，其中的部分先進分子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成立反戰組織，開展反戰活動，成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造日軍俘虜：把“鬼”變成人 我軍向來有寬待、優待俘虜的優良傳統。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軍就提出“醫治白軍傷病兵，優待白軍俘虜”的口號；后來，“不搜俘虜的腰包”成為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重要內容，這些對于瓦解敵軍、壯大紅軍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戰爭時期，作戰的主要對象有了變化。八路軍、新四軍繼承紅軍寬待俘虜的優良傳統，用真情感化日軍俘虜，使他們由殺人不眨眼的“魔鬼”，變成了追求正義的“人”。 為了把日軍俘虜由“鬼”變成“人”，八路軍、新四軍從抓獲日軍俘虜一開始，就嚴格遵照俘虜政策給予日軍俘虜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和人道照顧。 首先，不虐待殺害俘虜。剛剛被俘的日軍士兵，充滿了恐懼，或表現得很傲慢，有的還打罵八路軍、新四軍指戰員和醫護人員，有的甚至還組織集體逃跑。為了瓦解日軍，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和新四軍軍部在發布的指示、命令中，三令五申要求部隊把不殺俘虜作為必須嚴格遵守的戰場紀律。對于有些十分頑固的日軍俘虜，戰士們往往難以控制滿腔仇恨，要求將他們殺掉。對此，時任抗大副校長并主持抗大工作的羅瑞卿在《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書中告誡說：“對于十分頑固倔強的分子，亦應耐心對付，不應與之計較，而意氣用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編：《敵軍工作史料》第二冊，內部資料，1987年，第51頁）毛澤東也曾講，即使日軍對八路軍施放毒氣，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仍然不變。八路軍、新四軍指戰員漸漸接受了這一政策，并學會了同日軍俘虜講“我們不殺你！”“你是我們的兄弟！”為了打消日軍俘虜的思想顧慮，八路軍、新四軍中為數很少的懂日語的人都要在第一時間和被俘的日軍進行對話，說明我軍的俘虜政策，了解日軍俘虜被俘前所在部隊的情況，掌握日軍俘虜的想法和要求，為后期開展教育管理和思想轉變奠定基礎。 其次，生活上給予優待。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由于日軍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抗日根據地面臨著嚴重困難，生活物資缺乏。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八路軍、新四軍仍堅持在生活上優待俘虜，想方設法照顧好他們的生活。1941年9月15日，八路軍政治部發布《關于日本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其中規定：為所有日軍俘虜配齊衣物和日常用品，配發筆墨紙張等文具，接收或釋放時要組織歡迎歡送，除安排宴會外，還發給路費和優待費；對于參加八路軍的日本俘虜，更要提高標準，給予優待，如伙食費比八路軍戰士多一倍，每人每月發給5元津貼（八路軍戰士為1元），主食盡量提供白面或大米，節日和紀念日要組織會餐，衣服鞋襪等優先供給，給傷病俘虜發給保養費，行軍中安排為傷病俘虜和體弱俘虜馱載行李，騎乘馬匹等。（《敵軍工作史料》第二冊，第432頁）時任八路軍第120師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說：“俘虜是一律優待的，哪怕我們吃黑豆，也要盡可能地給他們找大米、白面、雞蛋或豬肉。”（《敵軍工作史料》第二冊，第164頁）  ◆1941年，八路軍決定開設“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全都是被俘虜來的日本士兵。 再次，耐心開展教育。除了生活上優待照顧以感化日軍俘虜外，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是從思想上徹底改造日軍俘虜的主要手段。教育的方式主要是組織戰俘閱讀我軍印制的傳單、畫報、小冊子、文件、書籍，由懂日語的干部和反戰同盟成員同他們個別交談，發動干部戰士、人民群眾同他們聯歡等。著名的俘虜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專設了日本問題、中國問題、時事問題、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等多門課程，對日軍俘虜進行政治理論教育，使他們明白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前途和日本勞動人民所蒙受的災難，從而使他們明白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目的及其失敗的必然性。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高級指揮員，如聶榮臻、陳毅等甚至親自與日軍俘虜談話，對他們施以教育。通過耐心宣傳教育，日軍俘虜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看法或多或少都有所改變，自動投誠的也越來越多。1940年八路軍中的日本人有7%的經教育后自動投誠，這一比例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別達到18%、48%。（楊文彬、殷占堂編著：《在華日人反戰運動紀實》，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第50頁） 抗日戰爭期間，我軍寬待日軍俘虜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巨大的。它以活生生的事實駁斥了日本當局的欺騙宣傳，宣揚了八路軍、新四軍的優良作風和人道主義精神，動搖了日軍軍心。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共俘虜日軍6213名，日軍投誠746名。（張前承：《中國心理戰發展史》，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63頁）連日本當局也不得不承認：“八路軍瓦解皇軍的手段，最厲害的是優待、釋放俘虜。”（《敵軍工作史料》第二冊，第165頁） 成立反戰組織：由覺醒聯盟到解放聯盟 經過八路軍、新四軍的感化和教育，一些日軍俘虜認清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本質，思想逐漸覺醒，他們不僅主動與日本軍國主義劃清界限，而且積極成立反戰組織，以宣傳正確的革命道理，喚醒更多被蒙蔽、被驅使的日本士兵。 最早成立的日本人反戰組織是覺醒聯盟，其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是杉本一夫。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他曾于1933年參加日本海軍，后因病退出現役，1937年6月到滿洲鐵路公司下屬的基建公司工作，1938年7月29日被八路軍游擊隊俘虜，被俘后改名為杉本一夫。經過八路軍的耐心教育和他個人的觀察體會，杉本一夫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里，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決心參加八路軍并成立一個以日本人為主的反戰組織，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向中國人民贖罪。在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工部的同意和支持下，1939年11月7日，覺醒聯盟在山西省遼縣（現左權縣）麻田鎮八路軍野戰總部成立，杉本一夫為聯盟負責人，受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直接領導。覺醒聯盟以呼吁廣大日軍士兵覺醒，反對侵略戰爭，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惡，學習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寶貴革命經驗，共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為宗旨。（徐則浩：《從俘虜到戰友——記八路軍新四軍的敵軍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頁）此后，在八路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大力支持下，覺醒聯盟先后在太行、冀南、冀魯豫、山東和太岳軍區建立起了五個支部。  ◆覺悟的日本士兵自愿留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參加反對日本侵略戰爭的工作。圖為1941年5月，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成立大會。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總司令在了解到杉本一夫的情況后，就一直對其給予細心的關懷和大力的支持。他親自批準杉本一夫參加八路軍，覺醒聯盟成立后，又親自去看望聯盟成員表示祝賀，后來還親自介紹杉本一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覺醒聯盟成立不久，日本來華進步青年文學家鹿地亙夫婦在國民黨統治區重慶創立了反戰同盟，與華北的覺醒聯盟遙相呼應。鹿地亙是日本共產黨員，因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而受到日本當局的迫害通緝，被迫流亡中國，經周恩來同意、郭沫若推薦，加入國民政府，從事對日宣傳工作。為了教育日軍俘虜并通過他們團結爭取廣大日軍士兵，鹿地亙決定建立反戰同盟。1939年12月25日，“在華日本人反戰革命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大會在桂林樂群社禮堂隆重舉行。大會通過了同盟宣言，規定了停止侵略戰爭、撤回日本派遣軍、打倒日本官僚政府等六項任務。1940年7月20日，反戰同盟本部在重慶成立，鹿地亙被推舉為本部會長。此后，反戰同盟先后成立洛陽、冀中、晉察冀、晉西北、膠東、魯南、魯中、蘇中、蘇北、淮北、淮南、延安等十余個支部。 1942年以后，對日斗爭形勢發生了變化。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作戰壓力增大，內部動搖；抗日根據地建設克服重重困難，不斷加強；對日軍的政治攻勢取得明顯成效。為適應形勢發展，更好地配合八路軍、新四軍作戰，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人反戰組織進行了整合改組。 1942年6月23日，由岡野進提議并經中共中央批準，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延安成立。岡野進又名野坂參三、野坂鐵，日本共產黨黨員，先后任日本共產黨黨綱起草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1931年前往莫斯科任日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執委；1940年3月隨周恩來等人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人的熱烈歡迎，此后經中共中央安排，留駐延安從事針對日本和日軍的工作直至1945年9月離開回國。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事實上承擔了統一領導反戰活動的職責，對于推動反戰活動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后，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快速發展，先后建立了17個支部，盟員達數百人。（徐則浩：《從俘虜到戰友——記八路軍新四軍的敵軍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7頁）  ◆第一個參加八路軍的日本士兵杉本一夫。 1942年8月15日，在岡野進推動下，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這兩個大會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重視和支持，大會決定將覺醒聯盟改名為反戰同盟，成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杉本一夫任會長。1943年5月，在新四軍政治委員劉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下，反戰同盟華中地方協議會成立。這樣，華北和華中地區的反戰組織便統一了起來。 1943年以后，抗日戰爭形勢又有了新變化。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喪失了戰略主動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不僅保衛和擴大了根據地，還在一些地方對日偽軍發起了攻勢作戰。為適應形勢發展變化，日本人反戰組織需進一步調整發展，以加強領導、統一行動。 在經過近一年的籌備后，1944年1月15日至2月16日，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擴大執行委員會以及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臨時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朱德總司令、葉劍英總參謀長等應邀出席。大會總結了過去近五年的反戰組織發展情況和反戰活動開展情況，提出了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和平自由的新日本的新的工作方針。根據這次大會的決定，反戰同盟改組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4月9日，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正式成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同時宣布解散，反戰同盟各支部改名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各支部。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成立是在華日人反戰組織的重大轉變，也是我軍敵軍工作進入新階段的重要轉折。1944年6月1日，總政治部在《關于敵軍工作的指示》中明確規定，“今后的敵軍工作應該通過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及日人干部去進行”，各級政治部的敵工部門對敵軍工作“只居于方針的領導與協助解決實際困難的地位”。（《敵軍工作史料》第三冊，第497頁）日本人反戰組織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成為對日軍開展政治攻勢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幫手。 開展反戰活動：對日軍的宣傳瓦解 日本人反戰組織成員及受其教育影響覺醒后的日本俘虜，除少數拿起武器與日軍直接作戰外，大部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和日本人反戰組織的具體組織下，投入到了對日軍的政治攻勢中，協助八路軍、新四軍更有效地對日軍作戰。 向日軍開展火線喊話。讓日本俘虜到前線向日軍喊話，既能發揮他們講本國語言方便與日軍溝通的優勢，還能現身說法，打破日本當局丑化、污化八路軍、新四軍的騙局，引起日軍內部的矛盾。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的不少盟員自告奮勇到前線去，向日軍喊話，配合八路軍、新四軍作戰，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如百團大戰中，覺醒聯盟太行支部的所有成員全部到一線對日軍士兵進行宣傳喊話，配合八路軍作戰，給日軍造成了很大影響。1943年華中地區的佃湖、陳集等地反“掃蕩”戰斗中，反戰同盟蘇北支部配合新四軍第3師在前線對日軍喊話，爭取了10余名日軍向新四軍投誠。（新四軍戰史編委會編：《新四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第348頁）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在支部書記小林清的帶領下，對文登、榮城、牟平等地駐守的日軍頻繁進行喊話宣傳，對瓦解該部分日軍發揮了重要作用，小林清等人因此被當地群眾親切地稱為“日本八路”。文藝演出也是變相的火線喊話，而且效果往往更好。如覺醒聯盟太行支部創辦了“國際劇團”，反戰同盟冀中支部創辦了“國際劇社”，他們在八路軍或地方武裝的保護下，深入至敵后日軍據點附近的村莊演出話劇，并邀請日軍觀看，以真情感化日軍。有時，盟員們也會向駐守碉堡的日軍士兵送去慰問袋，里面裝上糖果點心或毛巾肥皂，以拉近與日軍士兵的感情，引發日軍士兵的思鄉厭戰情緒。  ◆周恩來與岡野進在延安。 編印針對日軍的宣傳品。反戰組織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和支持下編印針對日軍的宣傳品。由于盟員們在被俘之前大都經歷過殘酷的戰斗，目睹了殘殺平民的悲劇，也受過日軍長官的欺騙、打罵等不人道對待，因此對日軍士兵的生存現狀和心理需求有清晰的了解，這就為有針對性地編寫宣傳品奠定了基礎。1942年8月，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代表大會通過《日本士兵要求書》，其中提出了改善日本軍隊中士兵生活待遇和保障他們應有權利的228項要求，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小林清：《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81-99頁）在后期針對日軍的宣傳中，大多采用了其中的觀點。為了擴大宣傳面，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的大多數支部都辦有日語刊物，既面向廣大日軍宣傳，也在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內發行。比如覺醒聯盟總部創辦的機關刊物《覺醒》，太行支部創辦的《反戰報》（后改名《同胞報》），太岳支部編印的日文報紙《士兵的呼聲》，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創辦的《士兵之友》（日語），蘇北支部創辦的《日本士兵之聲》《新時代》日文刊物，鄂豫支部創辦的《新導報》《反戰旗》日文報紙等。覺醒聯盟冀南支部編輯出版的《日本士兵之友》《戰友》等刊物，根據日本士兵的心理精心撰寫文章，還配上精美的圖畫，對日軍很有吸引力。冀南支部書記秋山良照也因此在冀南的日軍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僅有許多日本士兵給他寫來信件，甚至有一名日軍的上等兵被他感動后主動聯系要求到八路軍的隊伍里來。由于他們在對日軍的宣傳工作中的突出成績，朱德總司令專門發賀電表示肯定和贊揚。 開設日語廣播電臺。通過短波電臺對日軍進行宣傳是另一個有效的政治攻心的方法。無線廣播安全性高，內容多樣，除了大量宣講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日本侵華戰爭的本質等內容外，還可以播放日語歌曲，講一些日本士兵熟悉的家鄉故事，更容易勾起日軍士兵的厭戰和反戰情緒。較早開播對日軍廣播的是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從1940年11月起，反戰同盟延安支部以日軍士兵為對象，開播日語無線電廣播，每周播音兩次。廣播的內容主要是播報戰況，介紹八路軍中日本士兵的生活，以及根據地的情況，闡明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等，這些對激發日軍厭戰反戰情緒、動搖日軍軍心士氣、瓦解日軍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為日本人所忌憚的是新華廣播電臺的日語廣播。由岡野進建議，中共中央同意，新華社所屬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從1941年12月3日起正式開播日語口語廣播，面向日軍士兵播報抗戰戰事、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的活動，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俘虜政策等。廣播每周一次，每次30分鐘。廣播內容由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提供，岡野進負責日文稿件的審定，播音員有森健、高山、原清志等。日語廣播在日軍中引起了很大反響，不少被俘的日軍都聽過廣播，有人就是在聽了廣播后主動投降的。特別是女播音員原清志，她的語音純正，很受日軍歡迎。原清志于1937年3月來到中國，同年11月加入八路軍，隨后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日語廣播引起了日軍的恐慌，日軍遂使用大功率無線電設備進行干擾。由于人員調整、技術故障等原因，日語廣播于1943年3月暫停播放。新華廣播電臺開播的日語廣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的外語廣播，開播的日子也被確定為中國人民對外廣播（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紀念日。（萬京華：《新華社與抗戰對外宣傳》，《中國出版》2015年15期，第30-31頁） 協助教育改造日軍俘虜。為更好地教育和改造日軍俘虜，推動敵軍工作發展，在岡野進的提議下，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同意，1940年10月在延安創辦了日本工農學校，岡野進任校長。從創辦到抗日戰爭勝利的5年間，連同后來開辦的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日本工農學校共教育改造上千名日本俘虜。經改造后的日本俘虜有些被送到前線從事反戰和瓦解日軍的工作，有些留在了延安的各個機關、學校擔任日語教育和翻譯工作。日本工農學校是一座鍛造反戰戰士的熔爐，一批批日本俘虜被送進來，經過教育改造后又送到前線和后方的不同崗位，成為反戰工作和瓦解敵軍的骨干力量，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1944年，新四軍委托日本人民解放聯盟開辦了兩期日本人訓練班，為期6個月，教育改造日本俘虜。除了給予物質上的幫助外，訓練班的所有工作均由日本人民解放聯盟負責組織實施。訓練班的工作取得了許多成績和經驗，為此后開辦類似訓練班提供了參考。（《敵軍工作史料》第三冊，第527頁） 另外，日本人反戰組織還在日軍駐地和必經的道路附近墻壁、電線桿、樹干上書寫和張貼了大量反戰標語，有時甚至直接接通與日軍的電話進行反戰宣傳，均取得了一定效果。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各地日本人反戰組織又協助八路軍、新四軍開展受降工作，發揮了很大作用，不少日本軍隊放棄抵抗，不顧國民黨的阻攔和部分頑固日本軍官的威脅攜武器向八路軍和新四軍投降。在遣送滯留東北的大量日本難民的工作中，日本人反戰組織也做了大量工作。  ◆反戰同盟支部印出大量宣傳品，準備向敵占區發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日本人反戰組織也光榮完成了它在中國的使命。1945年8月30日，日本工農學校、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延安王家坪八路軍大禮堂舉行紀念大會，準備奔赴前線協助受降并轉道回國。隨后，大部分人員經轉東北回到日本，部分人員則留在中國并參加了解放戰爭和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 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武裝以及全體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一切同情、支持、參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際友人的勝利，其中包括大量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侵略者進行堅決斗爭的日本反戰組織的全體成員，他們最多時達到1200多人。（孫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戰斗爭》，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44頁）他們中的有些人拿起槍在前線與日本侵略軍英勇戰斗，而更多的人則拿起筆，用傳單、標語、廣播，用動情的語言感化日本侵略軍，喚醒日本士兵的人性和道義，積極配合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而特殊的貢獻。  ◆太行區日本人反戰同盟為瓦解日軍書寫的日文標語。 日本人反戰組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得益于日本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岡野進的堅強領導和全體反戰組織成員的努力工作，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抗日軍民的大力支持，正如日本人反戰組織在出發紀念大會上通過的給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致敬信》中所說，“解放聯盟和日本工農學校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發展，這完全是你們正確的領導和誠懇的援助的結果”。（徐則浩：《從俘虜到戰友——記八路軍新四軍的敵軍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頁）這段歷史記錄和見證了中日人民追求和平正義、互敬互幫的偉大友誼，成為苦難戰爭史中的光輝一頁，也是保持中日世代友好的良好基礎之一。  編輯｜侯夢瑋 責編｜陳彥如 編審｜項東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