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上海從轎子到汽車的歷史丨曹聚仁

轎子也叫“肩輿”，雇用了人，放在肩上抬著走的。先前，由于坐轎的人，身份不同，乃有八人抬、四人抬、三人抬、兩人抬的幾種，轎頂也分金色的、朱漆的、錫的幾種。百年前，如當時的上海道臺呂海寰、袁樹勛、瑞澂，他們就坐八人抬，那是最煊赫的。至如上海知縣，如吳馨、沈寶豐、危道豐，那就坐四人抬的朱頂藍呢轎，其他沒有官職的，那就坐兩人抬的藍呢轎。所以，那時富貴人家，都有轎廳，停著轎子，雇著轎夫，隨時聽候使喚。女人坐的轎子，形式較小而精致，轎簾都有瓔珞須頭，掩映飄拂著。冬天轎簾，還用厚呢或皮毛做的，每逢新正拜年，夫人、太太、少奶們穿著披風紅裙，滿頭珠翠珍寶，自非坐轎不可。新娘坐的是花轎，繡著“鳳穿牡丹”“福祿鴛鴦”的轎簾，有的是四明彩轎（上海的寧波人用之）。至于喪轎，頂上蒙著白布，有的全蒙，有的半 蒙，就看坐轎的人和死者的親疏而分。先前犯了罪的官員，上法場時也得坐轎，那轎子是沒有頂的。上海書寓出征應堂差，坐的是飛轎，在小花園一帶（今浙江路漢口路）大出風頭，轎前掛著“××書寓”的風燈。我們重讀李伯元的《游戲報》還可以看到它們的動態。

我到上海時，轎子時代已經過去了，我的朋友家也有很漂亮的馬車，卻也盛極而衰了，已經進入了汽車的時代。但卻還有一乘轎子留著，那是有名傷寒醫生張聾 （張驤云）的轎子。一轎飛過，大家矚目，都知道張聾 出診了。張聾去世后，上海的轎子也就絕跡。這也是上海的一段掌故。

鄭逸梅先生，也曾說了一段楊子京坐轎子的故事。一百年前，杭州胡雪巖，那是東南馳名的大富翁，胡慶余堂便是他們的家產。后來破產了，胡氏的上海房產就出賣給楊子京家。子京特地做了一件大長衫，好似洋女人的晚禮服一般，每天出門，雇了四個洋人替他拉著走。他有一乘呢轎，也就讓這四位洋人抬著走。這其中，當然有著排洋仇洋的心理，上海市民看了卻大為快意呢！

我也坐過轎子，不過不是綠呢大轎，而是“過山龍”和“活桿” （亦稱“滑干”） ，那是趕得路，上得山，可以走遠程的。

《上海通記·事物原始》：第一輛上海人力車（即黃包車），是在1874年3月24日（清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由法商米拉（Menard）從日本輸入，得法公董局核發照會。

你讀過老舍的《駱駝祥子》嗎？那就是一部人力車夫（拉洋車的）的血淚史。

黃包車，本名東洋車，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所發明的，兩輪高大，有如馬車，輪用木制，包以鐵皮，因為用手腕拉拖，也叫腕車。三年以后，便流行到上海來，那位法人米拉備了三百輛車在租界行駛，他卻因此破了產，逃到海參崴去才了結。那時一因他雇了許多日本人，言語不通，發生了許多誤會。二因木輪包鐵皮，容易損壞馬路，工部局出面干涉。三因開頭的車身大，可容兩人，男女同坐，發生風化問題。后來才改小了車身，改用橡皮輪，和我們所見的差不多了。后來，泥城橋堍，日通公司發明一種鋼絲膠皮輪三彎式車，如老舍所寫的“弓子軟得顫悠顫悠，連 車把都微微地動彈，銅活地道，雨布大簾，雙燈、細脖大銅喇叭”那一種車（包車），本來是洋人坐的貴族車，到了1914年（民國三年），鋼絲橡皮車，便通行全市，成為人力車的時代了。

拉洋車的，都是貧苦的從鄉間來的工人農民。他們自己買不起車子，也捐不起照會，就產生了許多車行，如永隆公司、亨利公司，數以千計；有的備了幾輛車，有的備了幾十輛，出租給車夫，也就成了一個大市面。1921年，上海租界照會，不過8388輛，到了1931年，便增加到68005輛（增加了近八倍）。到了抗戰前夕，上海全市，已有8萬輛以上的巨數。以二人一輛計，靠此為生的，總有二十萬人上下（連中間的車行人手）。有的車夫，積了一點錢，買了輛半新舊的車子，捐一張照會，車座比較整潔，包拉幾家固定主顧，那便是“野雞包車”，在人力車這一行中，可算是自耕農了。（這活兒駱駝祥子也干過。）

洋人到了中國，對黃包車發生興趣，我們在香港九龍就可以看到。我們該記得，1945年12月1日，一些美國兵發起黃包車皇后競賽，一輛車子載一位小姐，從三馬路（漢口路）外灘出發，自東而西，經南京路折入陜西北路，終于陜西南路。比賽結果，車工姜二毛以二十分鐘得冠軍，瓊南迦小姐成為黃包車皇后。可是，勝利以后，上海已成為三輪車時代，黃包車的七十年在朝也就結束了。

想不到在香港還可以看到黃包車的行駛呢！

我這個鄉下佬到上海第一年，便在鹽商吳家做家庭教師；吳家蓄駿馬兩匹，亨司美馬車（HANSOM）舒適華麗，夕陽西下，時常馳往龍華、滬西一帶兜風。那正是馬車代轎子而興的時代，吳家雖有汽車，總還不及馬車的風頭健呢！不過我所教的吳家公子吳福保，他的母親，原是北里名妓，歸吳家后，竟隨馬車夫私奔，潛跡哈爾濱，吳氏心中猶有余痛云。

騾車馬車，原是北方的交通工具，可是華麗的四輪馬車，還是從歐洲輸到東方來的。19世紀，北京已有四輪馬車，那是皇室的御用車，一般人不敢用。到了清末，一二品大員才開始乘坐。上海租界是洋人的天下，皇帝管不著，富商大賈紛紛自備四輪馬車，堂皇過市，百無禁忌的。據說：杭州人程定夷，是有名的收藏家，他首先開風氣，坐了四輪馬車。后來，江建霞、沈淇泉兩位太史公，家境雖窮，卻要擺闊，也坐四輪馬車。時人寫了打油詩：

闊得如此窮，

窮得如此闊。

江浙兩翰林，

江三沈十一。

不過，四輪馬車的車輪還是木輪加鐵皮包的，走起來有些顛簸，直到亨司美馬車出來，這才用了橡皮輪胎，走起來非常輕便舒適了。前面往往駕著阿拉伯種的高頭駿馬，馬身上披著錦毯，頭上戴著小笠，笠上有兩小孔，把馬耳矗露在外面。那些年輕少年郎，自己拉著馬韁，身邊伴著美貌小姐，在綠陰夾道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向西飛駛，到張園、愚園兜圈子，也是他們顯威風的行當。（亨司美馬車，大都敞篷，春秋佳節，適于郊游。）

洋人到東方，看了清朝官員的纓帽箭衣，覺得很好玩，他們就用蔑視中國人的觀念，把這種打扮當作馬車夫的服裝，除了頭上那個頂子。這么一來，就成了洋場風氣，連滿洲人在上海做官的，也讓自己的車夫，這么穿戴了。（滿人寶子觀，做新衙門會審官，他的馬車夫，身穿玫瑰紫的箭衣，用黃綢鑲邊，頭上纓帽，也是玫瑰紫的，纓兒是黃的，和箭衣一致。看起來，倒像是清初入關的攝政王呢！）租界洋人，還定了一種不平等的法令，凡是華人的馬車，在馬路上行駛，速度絕對不許超過洋人的車子，否則就會被處罰款。那時有一位商人金琴蓀，好駕快車，趨乘過市，不問洋人與否，飛馳而過。有時還揮鞭抽打紅頭阿三，當然是會被判罰款，他也毫不在乎。19世紀末期，國人普遍排洋，也是民族自覺的朕兆。

馬車成行成市，馬車夫成群結黨，姨太太和馬車夫偷情私奔，也就成為當年的社會新聞了。

上海豪門巨富，自備馬車，公館人家都有馬車間，比后來的汽車間還要大。連著馬房得有三四人打理，要喂馬，要遛馬，一天也是很忙的。為著適應上海市民一般要求，馬車行紛紛設立，供客雇喚，也可包月或包日租。全月轎車六十元，篷車五十元，全日五元。馬車行，以龍飛為最大（白克路、派克路口，今國際飯店東面），其他如公大、公和、協大、時發…………都是很大的。馬車夫，這一大集團，暗中就有了組織，也可說是流氓集團，和捕房包探也有勾結，便為非作歹，無惡不作了。鄭逸梅曾提到當時的“四大金剛”：（1）“火燒木頭”，黑而瘦長，聲勢卻很大。（2）“跑龍套”，他是跑龍套出身，在這一行雄踞一席的。（3）“癩葆生”，此人癩痢頭，頭上光禿禿，可是，他是相馬行家，關外馬來，得他看過才行。他又是騎馬能手，替闊佬駕車。（4）“老升和”，他是 小白臉，長三姑娘的大眾恩客。這部四大金剛傳，也就可以說是上海租界史的一頁。

英國人到的地方，都有跑馬場，香港人士一定明白。上海跑馬廳，占地六百余畝，四周兜一轉，也仿佛賽了一圈了。跑馬之日，華人入場的機會很少，一般人就在馬場四圍坐著條凳看賽，每人三四銅元。要舒服一點，就一家人雇一輛馬車，在跑馬廳四周兜圈子，周而復始，看完才散，真的馬車成龍，有三五百輛那么多。所以，賽馬那三天，馬車行生意是空前的。還有歲時節令，坐馬車兜喜神方，或是走龍華看桃花，也是馬車飛馳的日子。有的人家，遇有喪事，也要雇馬車載客送殯，對中下人家說來，就成為一種經濟負擔。后來汽車代興，上海的馬車先后淘汰（蘇州、南京還維持了一些年）。總之，亨司美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陳定山寫過一篇《快車金四父女遺事》；金四，即金琴蓀，人稱“快車金四”。上海人，曾任猶太洋行買辦。琴蓀美豐儀，好御亨司美馬車，過四馬路（福州路），一枝香、萬家春樓上，都有女郎憑欄相看，擲下茉莉花球的。琴蓀行如蕩子，趨乘過市，揚鯨骨軟鞭，有前而不讓者，即掣鞭撻之，“唰”的一聲，人方呼痛，金四馬車已飛過十丈外了。巡捕見而不問，行人為之側目，呼之為“快車金四”。后為仇家襲擊，墮車而死。其女蕙云，美豐儀，好男裝，好駛快車如其父，騎姿尤勝。每出，少年有如蜂蝶，隨其后不舍。蕙云輒舉鞭掣之，有呼痛者，蕙云則疾鞭更掣之，以此人稱為亨司美公主。后來，她返璞歸真，下嫁小說家吳覺迷，可惜夫婦之間，也不很相得云。

《上海通志·事物源始》：汽車第一次到上海，在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共二輛。由匈牙利人李恩時（Leinz）輸入，一輛賣給寧波商人周湘云，另一輛歸猶太商人哈同所有。因此，周湘云有了一張“拿波溫”（NUMBER ONE，第一號）的汽車照會，哈同也有了一張“拿波溫”的司機執照。有錢的人，當然在爭面子上想花樣，哈同就想用“拿波溫”司機執照駕駛“拿波溫”汽車，曾經托人和周湘云情商，周呢，當然不答應。哈同便想到雇流氓搶照會的主意，只要周家汽車上街了，便擁上去搶了下來。他是拼著打官司賠點錢了事的。周家一聽此消息，那汽車就一直不上街了。后來，上海綁票猖獗，這樣彰明昭著的汽車號碼，當然更不敢使用了。

據鄭逸梅先生說：上海第一個坐汽車的，卻是杭州名士葉浩吾的兒子葉少吾。其人在上海花界頗有名聲，他父親知道了，嘆息道：“如此浪蕩，成何體統！”他就自稱為“浪蕩男兒”。他寫過 《上海之維新黨》《商界鬼魆記》一類的諷刺小說。后來任《中外日報》編輯。那時代坐汽車的，都是洋人，他就借洋人的汽車到處拜客，行人為之注目。

汽車初來時，工部局也不識貨，仍依馬車從輕征稅。到了1910年（庚戌年），工部局始頒發汽車執照，1～500號規定為私家車。501～600號為營業車。（到了第三年，便打破這一規定了。）自備汽車執照，黑底白字，俗稱公館牌子。陳定山先生對汽車照會說了一些有趣的掌故：第一號周湘云，第二號猶太商，第三號馬立斯，哈同則是第四號。后來，盛杏蓀諸子，老四澤丞，重價買了哈同的四號牌照，又花錢捐到了44和444兩張牌照。蘋丞行七，找到了77號。杜月笙則是7777，四個7。（還有祥生汽車行找到了40000號電話號碼。云飛汽車行的電話號碼30189，看起來不容易記，當時登報征求諧音詩一句，應征第一名為“歲臨一杯酒”，從此大家都記住了。我的一個朋友，特地找來“77918”的電話號碼。上海人喜歡弄這套玩意兒，將來的人，當然不明白緣由了。）

上海的“出差汽車”，民初也就上市了。照會號碼是白底黑字，取費分計時、計程及包日（或半日）三種，還沒有計程表。以二十分鐘計，車資一元，小賬二角。著名的汽車公司，除“云飛”“祥生”，還有“利利”；“利利”失敗，繼起則為“銀色”，鼎足為三。

《上海縣志》載：公共租界電車，1911年（清宣統三年）3月5日開辦，一自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至外灘，一自西門至滬寧車站，一自滬寧車站至外白渡橋，一自滬寧車站至提籃橋，一自楊樹浦至十六鋪，一自洋布局至十六鋪，一自提籃橋至十六鋪，一自外洋涇橋至靶子場，一自三洋涇橋至北泥城橋。其后法租界也有了電車，接著又興了無軌電車。第一天通車時，從靜安寺起，開到外灘止，乘客二十四人，一半是洋人，一半是華人，都是上海大亨，如朱葆三、虞洽卿等。兩旁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擁擠得很；可是大家不敢坐，因為里巷謠傳，電車容易觸電，不能乘坐，所以洋人特地試給大家看，表示乘坐電車，毫無危險。后來車廂上掛了“大眾可坐，穩快價廉”八個大字。那時的電車真價廉，從靜安寺到外灘，只要銅板二枚。我到上海時，已是1921年，從拋球場到 跑馬廳也只要銅元一枚。（電車分頭等、三等兩種，那時華人只能坐三等車，也是洋人輕視華人的心理。）電車開頭并不設閘門，沿途可飛車而上，飛車而下。我也自負飛車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此不敢再試了。其后裝了閘門，誰也飛不成了。

電車初行時，一位皖南名士王鐘麒，他在《神州日報》寫了反對電車的社論，說洋人搜括貧民薄利，剝奪了洋車夫的生計。語為洋人所忌，派巡捕拘捕，王氏便逃回揚州（他的第二故鄉）不敢再來上海了。他曾寫了兩首詩：

網羅遍地將焉適，

披發歸來未可嗟。

多難只緣文作祟，

憂天拼會骨埋沙。

有靈欲奏通天表，

無地能容泛海槎。

四海知交君最厚，

可能為我作朱家。

已由亡命成張儉，

拼把縑囊待杜根。

落落不辭頭可斷，

云云應悔舌猶存。

敢因風浪違初志，

欲駕云霓叩九閽。

多少名流同一嘆，

更無人與作昆侖。

上海電車，猶如中國舊社會的政風一般，貪污之風成行，賣票員收入，一大半是“揩油”而得，公司設了查票員，而“揩油”之風如故。于是又設了高級查票。近十多年，“揩油”之風完全肅清，可見今日社會風氣的進步。（香港電車，也沒有揩油事情，可見風氣轉變，還在社會人士的共同習尚。）

不過，再久居上海的老上海，離開上海一久，也不明白今日上海的進步了。那最有名的一路電車，而今東起江灣五角場，西迄靜安寺，長達十七公里，比先前長了一倍呢！ （行駛于南京路上的有軌電車，于1963年拆除。從魯迅公園至江灣五角場的有軌電車，于1975年末拆除。——編者注）

答老上海：承示指點拙文所說上海電車初設，分頭三兩等，頭等供洋人乘坐，華人只能乘三等，謂不合事實。頃檢查資料，確系如此，并不錯誤。我問過幾位前輩，謂初期確乎如此，此與華人不得進公園，不得進華懋飯店前門，不得進洋人俱樂部，不得進跑馬廳，用意相同。我到上海時，已是1921年，電車一門之隔，“頭”、“三”分等（并無二等），洋人心目中之華人，便是如此。老實說：我這個土老兒，一直是“排外”的，因為那時的洋人實在太可惡了。

香檳佳釀醉流霞，

閑向天街踏日華。

夜靜人稀歸去也，

倩郎扶上自由車。

——包天笑《上海竹枝詞》

我們看了《八十日環游世界》的影片，開場還有一種早年的自行車，前面輪子特別大，后面輪子較為低小，早期輸到上海的自行車，也就是這種樣式，那時的小姐們，怕羞，白天不敢學車，晚上才讓自己愛人扶著車子走，因此，余翁的《竹枝詞》就這么寫，蓋紀實也。自行車，也叫自由車，也叫腳踏車；那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汽車大王福特，他就贊美自行車是最完美的交通工具，既迅速又不費汽油，而且走起來靜寂無聲，它的好處，汽車就達不到。

從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賽汽車的鏡頭，其聲響，其橫沖直撞，都是驚人的。只有自行車比賽，不僅是比快，而且可比慢，因 為“慢”比“快”更難以駕駛；上海競慢比試，得獎的是鄧秋馬（秋枚的弟弟），這是最高技巧的表演。

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后，日軍汽油節約，上海私家汽車絕跡，那些轎車閑下來，配上了自行車，便來了代替黃包車的三輪車。據說，首先創辦的是一位姓傅的技工，他的三輪車公司初張之日，只在上海《新聞報》登了幾行分類廣告，大家不很注意。可是一車過街，兩人可坐，坐起來又很舒服，便很快就通行了。那時，有的車身在前的，有的車身在旁的，有的車身在后的；在后的最穩妥，而且兩人車身比單人更平穩些。這樣便結束了黃包車的時期。勝利以后，我們回到上海，已經是三輪車的世界了，黃包車逐漸少去。（三輪車，以澳門為最精美舒服，管理上以漢口、廣州為最合理。上海也不錯，卻也有討價還價的。北京的三輪車，單人坐的為主，也可討價還價。據說，今后將大量改用“的士”，三輪車也將淘汰了。）

在香港流行一種時代曲，叫作《三輪車上的小姐》，原是舊上海流行過的，但香港卻沒有三輪車。

到了澳門，雙雙坐上三輪車，在海邊兜風，那是神仙世界，什么汽車、馬車都比不上。據說，三輪車早年已在南洋各地流行過，而且行客可以隨時下車搭車，這樣，產生了浪漫史，也是可能的。或許“三輪車上的小姐”是從南洋來的，也未可知。那幾年，有一影片，叫作《三輪車夫之戀》似乎可和馬車夫的“光榮”相媲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