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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華生于1893年。他出生在浙江省吳興市。早年就讀于上海同濟德國醫學院。1914年后，他兩次去德國學習。他于1922年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先后在北京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成為學術運動的領袖。作為一名“地質學家”，朱家華闖入政壇，成為蔣介石青睞的一位大將軍，主要是由他的同胞張靜江和戴季陶推薦的。  1926年10月，中山大學校長制改為委員會制，戴季陶、顧夢玉、徐謙、丁偉芬、朱家華為校務委員。朱家華承擔了中山大學眾多學校的整頓任務，展現了非凡的才華。戴季陶雖然是總統，但他一直忙于北伐。兩個月后，他去南昌協助江，把中山大學交給朱家華做東道主。這位英雄有地方使用軍隊。 蔣介石建都南京后，戴季陶再次推薦朱家華。朱家華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幫助蔣介石在浙江清理張靜江。陳國富認為朱家華是吳興同鄉的好朋友，就連老百姓也認為朱家華是CC部門的骨干。朱家華的“雙軌前進”戰略成效顯著。 1930年12月，朱家華任中央大學校長，后任中國英庚科董事局主席、國家經濟委員會秘書長。 1932年2月，朱家華任教育部部長，11月任交通部部長，成為蔣介石的最高將領之一。
 1948年冬，朱家華派人將故宮、中央博物館、中央研究院、北京圖書館的文物和圖書運往臺灣，同時為中央研究院搬遷做準備。 1949年6月，朱家華任行政院副院長，不久隨國民黨軍從臺灣退休。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院長辦公室部長”。他于1963年去世，享年70歲。 家世與青少年時期 朱家驊（西元一八九三－一九六三年），字騮先，清光緒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一八九三年五月三十日）生於浙江省吳興縣小港里鶴和堂。其始祖自臨安遊學湖州，遂在此定居，至家驊為第十六代。累世經營南貨業。父雲舫，母姚氏。家驊為幼子，大兄家麟（祥生），二兄家騏，及兩姊一妹，尚有兄姊各一人，皆不育。 家驊六歲（一八九八）入鄰舍私塾，啟蒙師為江梅村。十一歲（一九○三），改入縣城馬軍巷沈氏家塾。是年六月喪父，翌年四月喪母，改入北壩沈氏家塾，始讀《四書》。十三歲，改入南潯正蒙學堂。十四歲，私下剪去辮子，被目為小革命黨。十五歲，改入南潯公學，年底畢業。十六歲（一九○八）赴上海，在通運公司識張人傑（靜江）。是年九月，考取同濟德文醫學校，為自費生，隨納少華博士（Dr. Nasauer ) 習德文。升入二年級後，史地、動植物、理化等課，均由德人教授。十八歲（一九一○），因受曹礪金、沈士遠、沈尹默諸師影響，已具革命思想，見報載汪兆銘（精衛）謀刺攝政王消息，大受感動。乃於六月赴南京，欲謀刺兩江總督張人駿。十九歲（一九一一），聞黃花岡起義消息，與學太徐霽生等發起組織中國敬死團。八月，武昌起義，敢死團籌備在滬起義工作，推家驊為駐漢代表，乃偕黃伯樵等二十餘人赴漢口。因從軍未果，被紅十字會派至德國人組織之重傷兵醫院服務，歷時三個月。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家驊二十歲，結束醫院工作，於一月底返滬，方知敢死團曾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之役，對上海光復不無貢獻。在通義銀行識吳敬恆（稚暉）、李煜瀛（石曾）等人。時同濟籌辦工科，改稱同濟醫工學校，乃返校，改入工科。 民國三年三月，隨張人傑乘西伯利亞鐵路臥車赴德自費留學，先到蓋爾森教堂城(Gelsenkirche)之荷蘭礦場實習半年，於十月入柏林礦科大學攻讀。五年十月，礦科大學併入工科大學，為第七院，家驊參加考試後升三年級。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學生多已從軍，依規定一班不滿三個德國學生不能開課，家驊班上經常僅有三個中國學生，故無法繼續求學，遂於十二月十五日離開柏林，取道丹麥、瑞典、芬蘭、俄國，回到上海。 民國六年四月，我國對德絕交。八月初，家驊與程亦容女士在北京結婚，三十一年春離異。三十五年二月十二日，與王文淵女士結婚。 中研院十八年 民國十六年十月，中華民國大學院之大學委員會成立，家驊以廣州第一中山大學副校長身分為該委員會當然委員。時中央研究院尚隸屬於大學院，故也參與中研院之籌備工作，並於十一月被推為地質調查所（翌年一月改名地質研究所）籌備委員之一。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當選中研院第一屆評議會聘任評議員。二十五年一月五日，總幹事丁文江（在君）病逝。六月，應蔡元培院長之請繼任總幹事，於十五日到任。二十六年，以主持浙江省政太忙，請傅斯年代理總幹事。二十七年，傅斯年不肯繼續代理，而家驊所兼黨、團等職務，較前尤為繁重，乃於十二月由任鴻雋（叔永）繼任。傅斯年曾說：「中研院設總幹事一職，本是『內閣制』。」可見總幹事對中研院之重要。二十九年三月五日，蔡元培病逝香港，評議會於三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開會，選出三位院長候補人：家驊與翁文灝各得二十四票，胡適二十票。遲至九月十八日方派家驊為代理院長，於二十日就職。直到四十六年十月辭職，四十七年一月十一日移交，主持中研院院務達十八年之久。 家驊擔任中研院總幹事及代院長期間，正值國家多事之秋，先是抗日戰起，自京滬西遷，並隨戰事之變化不斷播遷，各研究所散處大西南各地；勝利後，再陸續復員京滬。喘息甫定，又遷臺灣。抗戰前，該院已設有十個研究所，在抗戰期中，又增設數學、醫學、體質人類學三個研究所籌備處，並將動植物研究所各自獨立成所。雖一再播遷，飽嘗顛沛流離之苦，仍能繼續成長發展，而研究工作也未中輟。三十四年秋，又籌設近代物理（即原子能）研究所，雖未完成，亦可看出領導者能掌握學術發展之方向。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退時，因時間倉促，交通困難，而經費無著，只有數學與歷史語言兩研究所來到臺灣，家驊又擔負起籌措經費、找尋院址、購地建屋等起死回生的重任，不僅陸續重建植物、化學、動物三研究所，並增設近代史、民族學兩研究所。 中研院評議會之成立，是丁文江任總幹事時為該院立下之百年大計；至於院士會議，則為家驊之重大貢獻。自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開始籌劃，至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選出第一屆院士八十一人，家驊當選為數理組院士。九月二十三日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中研院之體制，才算完成。惟翌年大陸即告失守，多數院士及第一次院士會議所選出之第三屆評議員三十二人，滯留在大陸，在臺者均不足法定人數。只有使兩會照常集會，恢復其職權，才能使中研院從半停頓狀態中納入正軌。經多方討論，終於想出「以報到登記人數為實有全體人數」之辦法，呈奉總統令準後，於四十六年四月二日在臺舉行第二次院士會議，四月三日舉行第三屆評議會首次會議。停頓已八年之院士會及評議會集會問題，獲得解決，為中研院在臺之復興奠定了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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