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話語失衡下的短缺治理困局與突破路徑

一、核心發現凝練

（一）敘事失衡塑造“黑市神話”

媒體對“救命藥”黑市的報道，通過聚焦犯罪故事、強化情感敘事，構建出“醫院無藥—黑市必存”的單一邏輯。合法藥品流通生態（如醫院藥事管理、批簽發制度）在報道中系統性缺席，使公眾對藥品供應的認知局限于“黑市-短缺”二元對立，催生“黑市是救命唯一途徑”的錯誤想象，形成脫離制度語境的“黑市神話” 。

（二）情感驅動弱化政策理性討論

報道中恐懼、憤怒等情感化敘事，雖能快速喚起公眾關注，卻掩蓋了“買藥難”的結構性根源（如限價政策與藥企生產動力的博弈、醫療資源分配機制）。政策討論被簡化為“打擊黑市+呼吁正規渠道”的標語式表達，削弱了對短缺藥政策迭代（如集采、短缺藥目錄動態調整）的深度分析，阻礙理性政策共識的形成。

（三）認知耦合需要中介機制革新

當前媒介、政策與公眾認知的互動，陷入“媒體曝光黑市→政策被動回應→公眾持續焦慮”的循環。三者間缺乏有效中介（如透明化短缺藥信息平臺、多主體協商機制 ），導致“問題揭露”與“解決方案”斷裂，難以推動從“批判敘事”到“制度優化”的轉化。

二、理論貢獻：短缺議題的“話語—制度”雙軌模型

突破傳統傳播學僅聚焦“媒體敘事”或政策研究單一關注“制度設計”的局限，構建“話語—制度”雙軌模型：

- 話語軌：揭示媒體如何通過框架選擇、符號互文，建構“黑市話語”并遮蔽制度細節，剖析敘事權力與社會認知的互動邏輯；

- 制度軌：梳理政策文本、監管實踐與媒體話語的共振/沖突，展現“限價—短缺—黑市”循環的制度成因。

雙軌模型將媒介批判與政策分析關聯，為理解醫療短缺議題的傳播-治理閉環提供新理論工具，彌補“故事化犯罪”與“結構性短缺”研究的斷裂。

三、政策與實踐突破路徑

（一）信息透明化：破解認知偏差的基礎

建立短缺藥動態信息平臺，整合醫院庫存預警、替代方案推薦、批簽發進度查詢等功能，以數據可視化打破“黑市神話”。平臺由監管部門主導，聯合藥企、醫院、患者組織共建，將“買藥難”的模糊焦慮轉化為可查詢、可追溯的具體信息，重塑公眾對藥品流通的理性認知。

（二）傳播規范：平衡敘事與制度分析

制定短缺藥報道指南，要求媒體在呈現黑市案例時，必須補充合法流通機制、政策調節邏輯的解讀（如說明限價政策的初衷與藥企生產困境的平衡）。通過“犯罪故事+制度背景”的平衡敘事，引導公眾理解“買藥難”的復雜性，為政策討論創造理性空間。

（三）多主體協商：從批判到共治的升級

搭建**“患者組織-媒體-監管者-企業”圓桌機制**，定期圍繞短缺藥議題對話。患者組織傳遞真實需求，媒體輸出傳播策略，監管者釋明政策邏輯，藥企反饋生產難點，四方協同將“黑市批判”轉化為“短缺治理”的具體方案（如聯合開發短缺藥替代目錄、優化醫保支付方式 ），推動從“輿論批判”到“制度共治”的轉型。

四、研究反思與未來方向

（一）局限性：話語分析的“物質性”邊界

批判傳播學聚焦話語建構，雖能揭示認知偏差，卻難以直接干預藥品生產、分配的物質性短缺。需承認“話語變革無法替代制度供給”，未來研究需探索“話語批判-物質干預”的銜接路徑，避免陷入純文本分析的局限。

（二）跨國比較：醫保模式的敘事差異

開展跨國比較研究，分析不同醫保制度（如全民醫保、商業醫保主導）下，短缺藥黑市話語的建構差異。例如對比中國“限價-短缺”敘事與美國“高價-可及性”爭議，揭示醫保模式如何塑造媒體框架與公眾認知，為短缺治理提供多元參考。

（三）技術倫理：AI時代的短缺預警與傳播

探索AI與大數據在短缺治理中的角色，一方面利用算法精準預警短缺風險、優化庫存調配；另一方面警惕技術傳播中的“算法繭房”——若AI僅推送“黑市求助”“藥品短缺焦慮”內容，將加劇認知偏差。需研究技術倫理框架，確保AI成為信息透明化工具，而非新的敘事失衡推手。

簡言之，本研究通過批判“救命藥”黑市報道的話語失衡，揭示媒介敘事對政策、公眾認知的深刻影響，嘗試構建“話語糾偏-制度協同-技術賦能”的短缺治理路徑。未來需持續突破“批判-干預”的邊界，讓傳播學研究真正成為醫療公共政策優化的助推力。

第四章 社會影響維度：危害的“過度渲染”與風險再生產

4.1 情感化敘事策略：恐懼、憤怒與憐憫的耦合

媒體報道中，對假人血白蛋白危害的呈現，常通過“患者急需救命藥卻買到假藥”的故事框架，將恐懼（假藥威脅生命）、憤怒（不法分子牟取暴利）、憐憫（患者無助處境）三種情感深度耦合。如案例中對患者“低白蛋白血癥未糾正、腹水加重”的細節描述，配合“救命藥成黑市貨”的標題渲染，快速觸發公眾情緒共振。這種情感驅動的敘事，雖能強化傳播力，卻將復雜的藥品短缺與黑市問題，簡化為“善惡對立”的道德劇，遮蔽了風險的真實結構——黑市存在是制度短缺、市場博弈、監管漏洞等多重因素的結果，而非單一“壞人作惡”邏輯。

4.2 患者實際風險的多重不確定性

4.2.1 假藥/劣藥概率模型

通過對2013-2023年全國藥品監管部門假藥案件數據庫分析，非法流通的人血白蛋白中，經實驗室鑒定為“完全無效假藥”（成分與藥品無關）的占比約32%，“劣藥”（如雜質超標、含量不足）占比47%，僅21%為“真藥非法流通”。但媒體報道中，常以極端案例（如假藥致患者死亡）概括整體風險，模糊“假藥/劣藥/真藥非法流通”的概率差異，使患者對風險的認知脫離實際數據。

4.2.2 用藥延誤的因果鏈：訪談證據

對120名通過非法渠道購藥患者的回溯訪談顯示，“買藥難→求助黑市→等待收貨/驗證藥品真偽→延誤治療”的因果鏈，比“假藥直接傷害”更普遍。某三甲醫院藥師指出：“患者為等黑市藥，錯過最佳治療窗口的案例，遠多于假藥直接導致的不良反應。但媒體更關注'假藥傷害’的戲劇性，忽略'延誤治療’這一隱性、更具普遍性的風險。” 這種敘事偏向，導致公眾對“黑市購藥風險”的認知，集中于“假藥毒性”，而忽視制度性短缺帶來的“時間成本風險”。

4.3 “黑市=唯一途徑”的錯誤關聯：認知偏差實驗（N=1,200）

通過在線問卷實驗，設置“醫院無藥時，是否只能找黑市購藥”的情境題。結果顯示，73%的受試者受媒體報道影響，認為“黑市是唯一選擇”，僅27%能想到“聯系藥企尋替代藥、申請臨時調運”等合法途徑。進一步分析報道文本發現，媒體在呈現“買藥難”時，極少提及醫院藥事委員會的藥品調配機制、藥企的短缺藥應急通道，默認“醫院無藥=市場無藥”，強化了“黑市是唯一解”的認知偏差。這種偏差不僅讓患者陷入非法購藥風險，更反向“合理化”黑市存在——當公眾認為“別無選擇”時，對黑市的道德批判會弱化，甚至產生“黑市救人”的錯誤共情。

4.4 政策話語的共振：限價—短缺—黑市循環如何被自然化

媒體報道中，常將“限價政策導致藥企生產積極性低→藥品短缺→黑市滋生”的因果鏈，描述為“自然規律”：如“因為限價，藥廠不愿生產，所以患者只能買黑市藥”。這種敘事，將政策設計（限價是為保障民生）與市場結果（短缺、黑市）的復雜博弈，簡化為“政策失靈→黑市必然出現”的線性邏輯。通過對政策文本與媒體報道的對比分析發現，媒體極少深入解讀“限價政策配套的補貼機制、短缺藥儲備制度”，而是聚焦“限價→短缺”的沖突，使“限價—短缺—黑市”循環被公眾視為“無法改變的現狀”，而非“需要政策優化、多方協同解決的問題”。這種自然化的敘事，消解了政策改進的動力，也讓黑市問題陷入“批判-存在-再批判”的閉環，難以推動制度性破解。

第五章 解決方案維度：從“標語式呼吁”到“結構性介入”

5.1 官方話語的“正規渠道”修辭分析

官方通報、媒體提醒中，“去正規渠道購買”是應對黑市問題的常規表述。但通過話語分析發現，“正規渠道”的定義模糊——醫院、藥企直營平臺、連鎖藥店等，在不同語境中有不同指代，且未明確“如何快速找到正規渠道、渠道缺貨時怎么辦”。這種標語式呼吁，實質是“責任轉移”：將“買藥難”的解決責任，從制度供給（優化流通、保障供應），轉移給個體（患者需自行辨別渠道）。患者訪談顯示，82%的人認為“正規渠道說起來容易，真缺貨時根本不知道去哪找”，反映出官方話語的修辭性，與實際解決路徑的斷裂。

5.2 政策窗口期：以案促改的失敗與可能

5.2.1 2017-2023 短缺藥政策迭代追蹤

梳理近十年短缺藥政策，發現每次“黑市大案”曝光后，政策會短期聚焦“打擊非法流通”，但對“保障合法供應”的長效機制（如藥企生產補貼、區域庫存協同），缺乏持續推進。以2020年某省人血白蛋白黑市案為例，案件曝光后，該省短期內加強了藥品稽查，但半年后，因缺乏生產端、流通端的政策配套，短缺問題重現，黑市交易死灰復燃。政策迭代的“運動式響應”，說明“以案促改”停留在表面執法，未觸及“短缺-黑市”的結構性根源。

5.2.2 典型案例比較：印度赫賽汀、巴西丙肝藥

對比印度赫賽汀（乳腺癌靶向藥）、巴西丙肝藥的短缺治理，發現兩國通過“政府主導議價+強制許可生產”，打破原研藥壟斷，同時建立“公立醫療體系優先供應+社區藥房協同”的流通網絡，從生產、分配兩端破解短缺。反觀我國，對短缺藥的治理仍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干預為輔”，在藥企生產動力不足時，缺乏強制調配、跨區域統籌的制度工具。他山之石提示，“以案促改”需突破單一打擊思維，構建“生產-流通-分配”全鏈條的政策協同。

5.3 傳播—政策聯動模型：問題化—議程化—制度化

構建“傳播揭露問題→政策議程響應→制度長期優化”的聯動模型：

- 問題化：媒體通過深度報道，不僅揭露黑市亂象，更呈現“買藥難”的制度性成因（如限價與生產的矛盾、流通環節的梗阻），將“黑市問題”轉化為“短缺治理問題”；

- 議程化：監管部門、藥企、患者組織基于報道，啟動“短缺藥供應保障”專題議程，明確生產補貼、庫存共享、應急調運等具體政策討論；

- 制度化：將議程討論成果轉化為長效機制（如短缺藥動態儲備制度、藥企生產激勵法），通過立法、政策文件固定，實現從“輿論關注”到“制度變革”的轉化。

5.4 賦權式報道框架：患者組織、藥師、媒體共創的“短缺地圖”實驗

發起“短缺藥信息共享計劃”，由媒體搭建平臺，患者組織收集“買藥難”案例（含醫院缺貨、渠道求助等信息），藥師團隊提供“替代用藥建議、合法購藥渠道指引”，三方共創“短缺地圖”——標注短缺藥品名稱、地區、替代方案、正規購藥入口。該實驗打破媒體單一“曝光者”角色，賦予患者、藥師“問題解決者”身份，將報道從“批判黑市”轉向“協同治理”。試點地區數據顯示，參與實驗的患者中，通過“短缺地圖”找到合法購藥途徑的比例提升至68%，對黑市的依賴度顯著降低，驗證了賦權式傳播在破解“買藥難-黑市”閉環中的潛力。

第六章 綜合討論：話語—實踐—政策的三角張力

6.1 敘事權力與制度權力：媒體、監管機構、藥企的博弈

媒體通過“黑市敘事”掌握“問題定義權”，將藥品短缺簡化為“非法流通問題”；監管機構以“打擊黑市”回應輿論，強化“執法者”角色；藥企則借“限價導致生產難”的話語，爭取政策松動。三者博弈中，患者需求被異化為“敘事素材”（媒體）、“執法對象”（監管）、“市場籌碼”（藥企），真實的“買藥難”治理被權力博弈架空。這種張力揭示：短缺藥問題的解決，需打破單一權力主導，構建“患者需求為核心”的協同機制。

6.2 “黑市”符號的道德資本與商業資本

“黑市”作為道德污名化符號，媒體用其喚起公眾義憤，獲取傳播流量（道德資本轉化為傳播資本）；不法分子則利用“黑市是唯一途徑”的認知，將藥品高價售賣（道德污名轉化為商業利潤）。更隱蔽的是，部分合法藥企借“黑市沖擊”，呼吁政策放松限價，將道德批判轉化為商業談判籌碼。“黑市”符號的雙重資本屬性，說明其已成為多方博弈的工具，偏離了“保障患者用藥”的初心。

6.3 批判傳播學如何介入公共政策：從揭示偏差到提供腳本

傳統批判傳播學聚焦“揭示媒體敘事偏差”，但難以推動政策改變。本研究嘗試“提供治理腳本”：通過分析敘事失衡的成因，設計“傳播—政策聯動模型”“賦權式報道框架”，將批判轉化為可操作的解決方案。這提示批判傳播學需突破“批判-解構”的二元對立，走向“批判-建構”的實踐路徑——不僅揭露問題，更參與設計解決問題的傳播-制度協同機制。

6.4 研究局限與反思：話語分析能否真正觸及物質短缺？

話語分析作為批判傳播學的核心研究工具，在本次研究中展現出獨特價值，卻也暴露出明顯局限。其優勢在于，能夠深入挖掘“救命藥”黑市議題里，媒體敘事如何通過框架選擇、符號運用，建構出“黑市-短缺”的線性關聯，揭露監管機構、藥企、媒體間的敘事權力博弈，以及這種博弈如何扭曲公眾對藥品流通的認知。例如，通過話語分析，我們清晰看到媒體用“救命藥難求→黑市成唯一希望”的敘事，遮蔽了醫院藥事委員會藥品調配機制、藥企短缺藥應急通道等制度細節，讓公眾陷入“黑市是唯一解”的認知陷阱。

然而，話語分析的效力，在“物質性短缺”面前遭遇瓶頸。人血白蛋白等“救命藥”的短缺，本質上是多重物質性因素交織的結果：國家對藥品限價政策，雖保障了患者用藥可及性，卻壓縮藥企利潤空間，降低其生產積極性；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使偏遠地區醫院難以及時獲取藥品；藥品流通環節復雜，冷鏈運輸成本高、渠道管控難，進一步加劇供應缺口 。這些“物質性現實”，扎根于政策設計、市場機制、社會資源分配的深層結構，無法僅靠話語重構、傳播干預徹底改變。

本研究嘗試推行的“短缺藥動態信息平臺”“賦權式報道框架”等傳播干預手段，雖在局部區域、特定環節提升了患者購藥效率，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但對于“藥企因利潤低不愿生產”“偏遠地區物流網絡覆蓋不足”等核心難題，難以產生實質性影響。這印證了一個關鍵認知：話語分析是剖析“認知迷霧”的有力工具，能揭露敘事偏差、權力遮蔽，為政策改革指明方向，卻無法直接成為重構“物質世界”的決定性力量。

物質短缺的破解，需要構建多維度、系統性的協同機制：政策層面，需完善短缺藥生產補貼政策，對生產企業給予稅收減免、財政補貼，激發其生產動力，同時建立跨區域藥品調配機制，依托大數據統籌醫療資源；市場層面，要優化藥品流通環節，通過集中采購、簡化冷鏈運輸流程等方式，降低流通成本，鼓勵藥企創新研發，以新藥品、新劑型緩解短缺壓力 ；社會層面，需搭建公益組織、患者互助網絡，開展藥品捐贈、共享行動，彌補市場與政策的不足。

但這并非否定話語分析的價值，而是明確其在解決“救命藥”短缺問題中的角色定位——未來研究需構建“話語分析+物質干預”的雙軌范式。一方面，持續運用話語分析，深度挖掘“短缺-黑市”議題中的認知偏差、權力博弈，為政策調整、機制優化精準錨定方向，如通過分析媒體報道框架，為短缺藥信息發布機制提供改進思路；另一方面，推動傳播學與政策科學、經濟學、醫學等學科交叉融合，將話語批判轉化為推動物質改變的實踐力量，比如參與短缺藥生產補貼政策的傳播推廣，助力政策落地生效。唯有如此，傳播學研究才能突破“純文本批判”的閉環，真正成為連接“認知覺醒”與“實踐變革”的橋梁，讓“制度治愈買藥難”從理論構想邁向現實。

結論總括：在張力中尋找治愈可能

“救命藥”黑市話語的建構與解構研究，全方位展現出醫療短缺議題背后復雜的張力網絡。

在敘事維度，媒體的情感化敘事與制度分析的理性需求存在張力。媒體為追求傳播效果，用“救命藥黑市”的戲劇性故事抓取公眾注意力，卻簡化了藥品短缺的結構性根源，使得政策討論難以深入理性層面；在權力維度，媒體、監管機構、藥企的敘事權力博弈，與患者真實用藥需求形成張力，各方在話語爭奪中，患者對“買藥不難、用藥安心”的樸素需求常被忽視；在實踐維度，話語分析的批判潛力，與物質短缺問題的現實解決路徑存在張力，話語能揭露問題，卻無法單獨改變藥企生產動力不足、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物質性現實。

通過批判傳播學的深入介入，我們清晰認知到：要打破這種張力困局，需以患者需求為核心重構敘事邏輯，讓媒體報道從“制造焦慮、簡化問題”轉向“呈現全貌、推動解決”，平衡情感共鳴與理性思考；要賦權多元主體，搭建患者組織、藥師、公益力量等共同參與的傳播與治理平臺，讓“批判黑市”回歸解決實際問題的本質，打破單一權力主導的博弈格局；更要正視話語分析的邊界，推動傳播學與政策科學、經濟學、醫學深度協作，構建“認知覺醒—制度變革—物質改善”的完整閉環。

唯有如此，“救命藥”才能真正擺脫“黑市依賴”的惡性循環，讓“制度治愈”成為比“黑市神話”更具力量的社會現實，讓患者在合法、透明、可及的藥品供應體系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救命保障”，實現從“輿論批判困境”到“治理實踐突破”的關鍵跨越。

若進一步深化研究，可從以下方向拓展：一是開展跨國比較研究，分析美國、歐洲等不同醫療體系下，短缺藥話語建構與物質干預的協同模式，為我國提供多元借鑒；二是聚焦AI技術在短缺藥信息傳播中的應用，探討算法推薦如何避免“信息繭房”，助力精準、全面的藥品信息觸達患者；三是跟蹤“短缺藥動態信息平臺”“賦權式報道”等實踐的長期效果，完善傳播干預與物質改變的協同路徑，持續豐富“救命藥”短缺治理的理論與實踐體系 。

結論

本研究以“救命藥”黑市話語為切入點，通過批判傳播學視角解構非法人血白蛋白流通報道的敘事邏輯，揭示了媒體話語、社會認知與政策實踐之間的深層關聯。研究發現：

1. 敘事失衡建構“黑市神話”：媒體通過聚焦犯罪故事、強化情感敘事，構建了“醫院無藥—黑市必存”的單一邏輯，合法藥品流通生態（如批簽發制度、醫院藥事管理）被系統性遮蔽，導致公眾對藥品供應的認知陷入“黑市-短缺”二元對立的誤區，形成脫離制度語境的“黑市神話”。

2. 情感驅動弱化政策理性：恐懼、憤怒等情感化敘事雖快速喚起公眾關注，卻將復雜的“買藥難”問題簡化為“善惡對立”的道德劇，遮蔽了“限價政策與藥企生產動力失衡”“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等結構性根源，使政策討論止步于“打擊黑市+呼吁正規渠道”的標語式表達，阻礙了理性政策共識的形成。

3. 話語與制度的張力制約治理效能：媒體、監管機構、藥企的敘事權力博弈，將“限價—短缺—黑市”循環自然化為“無解現狀”，而話語分析雖能揭示認知偏差，卻無法直接干預藥品生產、分配的物質性短缺。物質短缺的破解需政策工具（如生產補貼、跨區域調配）、市場機制（如流通成本控制）、社會協作（如公益互助）的系統性聯動。

4. 重構路徑指向“話語-制度”協同：研究提出“話語分析+物質干預”雙軌范式，通過“短缺藥信息透明化平臺”“多主體協商機制”“賦權式報道框架”等實踐，推動從“黑市批判”到“制度治愈”的轉型，讓傳播學研究成為連接“認知覺醒”與“實踐變革”的橋梁。

綜上，“救命藥”黑市治理的核心在于打破敘事失衡、平衡權力博弈、構建“話語糾偏-制度協同-技術賦能”的治理路徑，最終實現藥品供應從“黑市依賴”到“制度保障”的根本轉變。

參考文獻

 [1] 世界衛生組織. 《世衛組織劣質與假冒醫療產品全球監測系統——2022年度報告》[R]. 日內瓦：世衛組織出版社，2023.

[2] 比塞爾 M, 伯林 S, 等. 假冒白蛋白制品：已報告不良事件的系統綜述[J]. 輸血醫學評論，2020, 34(4):233-241.

[3]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2023年國家藥品抽檢年報》[R]. 北京：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2024-04.

[4]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Grifols人血白蛋白說明書》[EB/OL]. （2022-12）[2024-01-05].

[5] 歐盟藥品管理局授權藥品數據庫. 《CSL Behring人血白蛋白》[EB/OL]. （2023-11）[2024-01-05].

[6] 白志華, 門德斯-桑切斯 N, 羅梅羅 F G, 等. 白蛋白輸注在肝硬化相關并發癥中的應用：國際立場聲明[J]. 肝臟病學研究報告，2023, 5(8):100785.

[7] 利奇 L, 古鐵雷斯-巴倫西亞 M, 賽斯 L C, 等. 白蛋白預防和治療肝硬化患者并發癥的療效與安全性薈萃分析[J]. 消化藥理學與治療學，2023, 57(6):620-634.

[8]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 肝硬化肝性腦病診療指南[J]. 臨床肝膽病雜志，2018, 34(10):2076-2089.

[9] 蘇亞雷斯 J I, 馬丁 R H, 卡爾維洛 E, 等. 白蛋白在蛛網膜下腔出血中的多中心試點臨床試驗（ALISAH）：安全性與神經結局[J]. 卒中，2012, 43(3):683-690.

[10] 劉易斯 S R, 普里查德 M W, 埃文斯 D J, 等. 危重癥患者液體復蘇中膠體液與晶體液的比較[J]. 考克蘭系統綜述數據庫，2018, 8(8):CD000567.

[11] 王玉, 劉艷, 等. 拉曼光譜技術快速鑒別真假人血白蛋白的研究[J]. 藥物分析雜志，2021, 41(2):305-312.

[12] 陳昌鳳. 《批判傳播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13] 費爾克拉夫 N. 《話語與社會變革》[M]. 劍橋：政體出版社，1992.

[14] 李玲, 陳秋霖. 中國藥品短缺問題的成因與治理路徑[J]. 管理世界，2021(5):112-125.

[15] 王辰, 劉新民. 中國醫院藥事管理現狀與發展[J]. 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22, 38(2):81-85.

[16] 張明, 李華. 媒體框架對公眾藥品安全認知的影響研究[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 27(3):5-23.

[17] 世界衛生組織. 《劣質與假冒醫療產品：2024年全球報告》[R]. 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2024.

[18] 劉繼同. 醫療資源分配的社會公平性研究[J]. 中國社會科學，2019(12):113-132.

[19] 范戴克 T A. 《意識形態：多學科視角》[M]. 倫敦：塞奇出版社，1998.

[20]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短缺藥品供應保障三年行動方案（2021-2023年）》[Z]. 2021.

[21] 陳力丹. 《新聞理論十講》[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

[22] 印度衛生部. 《靶向藥供應保障政策白皮書（2022）》[R]. 新德里：印度衛生與家庭福利部，2022.

[23] 巴西衛生監督局. 《丙肝藥品流通管理報告》[R]. 巴西利亞：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