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凡湖煉獄：亞美尼亞大屠殺

licht3jh8evr0j 2025-08-24 發(fā)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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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人的早期歷史

亞美尼亞人（英文：Armenians，亞美尼亞文：???????(hayeren)，可音譯為“哈亞斯坦”），自稱哈伊（Hay）。詹姆斯·羅素（James Russell）認為，“哈伊”（Hay）可能來自“赫梯人”（Hati-yos）一詞，表明亞美尼亞人是從巴爾干遷徙至安納托利亞，與赫梯人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公元前9世紀建立的烏拉爾圖王國被認為是亞美尼亞歷史的開始，隨后該王國被米底人征服。公元前331年，亞歷山大大帝擊敗了大流士三世，亞美尼亞地區(qū)變成了馬其頓帝國的一部分。亞歷山大大帝去世后，亞美尼亞地區(qū)陷入多方爭奪的混亂之中。公元前189年，阿爾塔什斯一世（Artashes I）建立了希臘化的阿爾塔克西王朝（（Artashesian）王朝。公元前95年至前65年，亞美尼亞在其后代提格蘭二世（大帝）（Tigrane II the Great）的領(lǐng)導之下，亞美尼亞王國到達歷史上最為強盛的時期。其疆域從今天的外高加索一帶一直延伸到敘利亞、伊拉克北部、東地中海沿岸直至埃及。但在提格蘭大帝去世后，亞美尼亞人的疆域日漸縮減，甚至一度被羅馬與薩珊波斯兩個帝國瓜分附庸，淪為兩國邊境的緩沖帶。由于亞美尼亞人一直以來信奉襖（此處念xiān）教（又名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波斯文： ??????? 】），薩珊波斯統(tǒng)治者有意通過宗教的方式同化亞美尼亞人。3 世紀末，“啟蒙者”格里高利（Krikor Lusavorich）前往亞美尼亞王國傳教，多名亞美尼亞王室成員受洗成為基督徒。出于保留本群體文化獨立性的目的，西元301年，亞美尼亞國王梯里達底三世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亞美尼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同時也是第一個單一宗教國家。

450年和482年，東亞美尼亞爆發(fā)了兩次反對波斯人統(tǒng)治的全民起義，雖然慘遭失敗，但最終迫使波斯帝國做出讓步，亞美尼亞恢復了實際上的自治地位并可以保持基督教信仰。發(fā)起兩次起義的統(tǒng)帥都屬于亞美尼亞知名的馬米科尼揚家族。隨著波斯勢力的衰落，亞美尼亞全部納入拜占庭的勢力范圍。450年和482年，在亞美尼亞著名的馬米科尼揚家族的帶領(lǐng)下，東亞美尼亞爆發(fā)了兩次反對波斯人統(tǒng)治的聲勢浩大的全民起義。雖然最后以失敗告終，但波斯帝國迫于壓力還是做出了讓步，亞美尼亞恢復了實際上的自治地位并可以繼續(xù)保持基督教信仰。比較有趣的是，在亞美尼亞人的歷史記述中最早提到馬米科尼揚家族來自“中國”的史料是五世紀莫夫謝斯·霍列那齊（P'awstos Buzand）的《亞美尼亞史》，該書稱馬米科尼揚家族的祖先來自Chen(k)之地，本出帝胄，因兄弟相爭被迫出走至此，雖然記載簡略，但是意在闡述馬米科尼揚家族血統(tǒng)的高貴與不凡。關(guān)于這一傳奇更為詳細的描述出現(xiàn)在無名氏的《亞美尼亞史略》（Primary History of Armenia）中，一般認為成書于五、六世紀，在此不做過多贅述。隨著波斯勢力的衰落，拜占庭帝國趁機東進，將亞美尼亞地區(qū)全部納入帝國的勢力范圍。

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Arabs）從阿拉伯半島興起。經(jīng)過十數(shù)年的戰(zhàn)爭滅亡薩珊波斯帝國并重創(chuàng)拜占庭帝國，攻占其東地中海沿岸以及敘利亞。此后，以巴格拉圖尼家族為代表的亞美尼亞貴族開始接受阿拉伯人的統(tǒng)治，親拜占庭的馬米科尼揚家族衰落。在阿拉伯人的統(tǒng)治下，亞美尼亞人保留了一定的獨立性，并在伊斯蘭教入侵的浪潮中仍保留自己的基督教信仰。9世紀末，亞美尼亞王國逐漸從阿拉伯帝國獨立。11世紀中葉，亞美尼亞王國先后被拜占庭帝國和塞爾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吞并。一部分亞美尼亞人遷徙至毗鄰地中海的奇里乞亞（有些著作翻譯成“西里西亞”）地區(qū)重建亞美尼亞王國，并和各十字軍國家保持較為密切的聯(lián)系。13世紀下半葉，各十字軍國家先后崩潰，奇里乞亞的亞美尼亞王國于1375年被隸屬于埃及的拉馬丹埃米爾國兼并，后者則在16世紀初臣服于奧斯曼帝國，后并入奧斯曼帝國。

亞美尼亞大屠殺背景、原因及過程

1453年5月29日，奧斯曼帝國攻克君士坦丁堡，存在兩千年之久的羅馬帝國（Roman Empire，公元前27年—公元1453年）宣告滅亡。為更好的控制巴爾干和小亞細亞地區(qū)，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將首都從埃迪爾內(nèi)（Edirne；舊稱哈德良諾波利斯Hadrianopolis、希臘語中被稱作阿德里安堡）遷往位于歐亞大陸交界處的君士坦丁堡（希臘語：Κωνσταντινο?πολι?、Κωνσταντινο?πολη；拉丁語Constantinopolis，又譯康斯坦丁堡；奧斯曼土耳其文：?????????；現(xiàn)代土耳其語：?stanbul）。由于新征服的巴爾干地區(qū)、小亞細亞西部以及東愛琴海沿岸地區(qū)以基督徒為主，且分屬于不同的民族與教派。在宗教、民族與教派多元的背景下，為了更好的統(tǒng)治廣大基督徒臣民，奧斯曼帝國實行“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依照宗教自治的原則管理帝國的非穆斯林屬民，允許基督教社區(qū)保留一定的自治權(quán)利。亞美尼亞人信奉的基督教流派與主流的基督教派別不同，被稱作亞美尼亞使徒教會（英語：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Hay Arakelagan Yegeghetzi）。

關(guān)于該教會的歷史應追溯至公元451 年，在卡爾西頓大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上，亞美尼亞人因信奉堅持“基督一性論”（Monophysitism）的格里高利派被判為異端，并在此后長期受到其他基督教派的迫害。1461 年，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命布爾薩的亞美尼亞主教尤瓦基姆（Yuvakim of Bursa）前往君士坦丁堡。在訂立契約后，賦予他相應的權(quán)力管轄奧斯曼亞美尼亞人。尤瓦基姆遂成為第一任君士坦丁堡亞美尼亞宗主教（Armenian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他既是教會首腦，也是世俗領(lǐng)袖，在不違背伊斯蘭教教法（shar? ’a）的前提下采用基督教教法（Canon Law）管理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的日常生活，由其派遣征稅人在地方向亞美尼亞教堂和修道院征收人丁稅。鑒于亞美尼亞人所信奉教派獨特性，奧斯曼帝國將其單獨劃為亞美尼亞米勒特。米勒特制度是奧斯曼帝國管理多民族、多宗教群體的核心制度，通過賦予非穆斯林群體有限的宗教與民事自治權(quán)維持帝國穩(wěn)定。該制度起源于15世紀中期，以《古蘭經(jīng)》“經(jīng)書之民”概念為理論基礎(chǔ)，將基督教徒、猶太教徒等群體劃分為不同米勒特（宗教社區(qū)），允許其保留宗教傳統(tǒng)并實行內(nèi)部自治。非穆斯林群體通過繳納人頭稅換取帝國保護，其宗教領(lǐng)袖享有司法裁決、教育管理等自治權(quán)。奧斯曼帝國將非穆斯林群體劃分為三大主要米勒特：東正教米勒特、亞美尼亞米勒特與猶太教米勒特。

17 世紀以降，奧斯曼帝國的中央集權(quán)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在中央，伴隨武力征伐的漸趨停滯，蘇丹從領(lǐng)兵作戰(zhàn)的將軍蛻變?yōu)樯砭踊蕦m的寡人，“為君但不為王”，僅能掌控被稱為蘇丹省（Hüdavendigār 源自波斯語，意為“萬物之主”，在這里指代從首都君士坦丁堡到舊都布爾薩間的領(lǐng)土。此外，在布爾薩地區(qū)建省后也成為其省會布爾薩的別稱。）的狹小地區(qū)。在地方，權(quán)力從地方政府轉(zhuǎn)移至私人地產(chǎn)擁有者手中，“公權(quán)私化”的情況日益嚴重。這種去集權(quán)化的表現(xiàn)，在18 世紀地方豪強阿揚崛起后，成為奧斯曼地方社會最為顯著的特點。格里高利派教會則利用了這一趨勢，乘機擴大了自身的權(quán)力。早在 16 世紀上半葉，相對完備的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區(qū)（ Armenian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就已建立；至18世紀，此教區(qū)在帝國境內(nèi)獲得除奇里乞亞大教長區(qū)（Catholicosate of Cilicia）、阿格塔馬爾大教長區(qū)（Catholicosate of Aghtamar）和耶路撒冷宗主教區(qū)（Armenian 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以外的全部管轄權(quán)。君士坦丁堡成為亞美尼亞米勒特的首都——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亞美尼亞宗主教成為多數(shù)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的實際領(lǐng)袖，抵御來自基督教主流教派的威脅。在首都亞美尼亞人口穩(wěn)定增加的同時，亞美尼亞米勒特內(nèi)部的階層分化隨之顯現(xiàn)。其中最為顯赫的是阿米拉（amira）階層，他們主要為銀行家和放貸者，負責為奧斯曼高階官員處理金融業(yè)務，與之形成互利共生的關(guān)系。他們占有巨額的財富，據(jù)估算，至18世紀末，其最富者資產(chǎn)總值可達一百萬英鎊。此外，人數(shù)不多于兩百的阿米拉階層亦有資格擔任政府高官，成為奧斯曼蘇丹的助理。作為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的統(tǒng)治階層，他們出資贊助教堂和修道院的修建，并利用權(quán)勢影響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人選；在日常生活中，為凸顯貴賤之別，他們身著特殊形制的衣服，蓄有特殊造型的胡須，并享有一系列特權(quán)。

因為亞美尼亞人的信仰并非奧斯曼帝國的官方信仰伊斯蘭教，阿米拉階層外的奧斯曼亞美尼亞人往往止步于官場，并且身為異教徒，奧斯曼亞美尼亞人不能服兵役，喪失了在仕途上晉升的空間。因此，商業(yè)和手工業(yè)成為更多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發(fā)家致富的選擇，他們在貨幣兌換、金飾工藝、珠寶業(yè)、對外貿(mào)易等領(lǐng)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鑒于亞美尼亞人自身非穆斯林的身份，絕大多數(shù)奧斯曼亞美尼亞精英難以在軍界和政界有所進展，盡管亞美尼亞人也需要繳納“血稅”。迫于現(xiàn)實生存壓力，亞美尼亞精英們只能另辟蹊徑，在商業(yè)和手工業(yè)上有所突破，就像同時期在西歐的猶太人那般。希臘人則與其不同，盡管希臘人也是奧斯曼帝國的異教徒臣民，但是得益于希臘人連接東西方的作用以及拜占庭遺民的身份。在1821年希臘獨立戰(zhàn)爭以前一直作為奧斯曼帝國重要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存在。希臘人精英活躍于奧斯曼帝國的各行各業(yè)，甚至有希臘精英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帕夏（土耳其語：pa?a，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tǒng)里的高級官員，通常是總督、將軍及高官）。希臘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社區(qū)被稱為法納里奧區(qū)，居住在該社區(qū)的希臘人也被稱作法納爾人。法納爾人作為希臘裔精英階層，他們憑借歐洲教育背景和政治經(jīng)驗，在18-19世紀期間形成了對巴爾干地區(qū)的特殊影響力。部分法納爾人領(lǐng)袖在1821年希臘獨立戰(zhàn)爭中擔任重要角色，同時通過資助學校建設(shè)和文學復興運動推動希臘古典文化傳承，可以說法納爾人推動了近代希臘民族主義的興起。

1821年希臘獨立戰(zhàn)爭爆發(fā)，奧斯曼蘇丹馬哈茂德二世非常憤怒，處決了帝國政府譯員主管以及其他一些地位顯赫的法納爾人，同時下令對法納里奧區(qū)進行屠殺和洗劫。而為了報復希臘人在特里波利（Tripolitza）犯下的暴行，他在復活節(jié)當天將出身摩里亞地區(qū)的希臘東正教大牧首絞死在了宮門下面。大牧首被暴尸三天，隨后蘇丹才準許猶太人將他的尸體拖走丟到海里去。至此，希臘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和作用徹底被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取代。當君士坦丁堡的亞美尼亞人歡天喜地的接手法納爾人的產(chǎn)業(yè)時，他們絕對不會想到一百年后他們的后代也會面臨法納爾人今日的處境。前奧斯曼時代的亞美尼亞人擁有和基督教信仰緊密結(jié)合的歷史傳承，這種歷史傳承在奧斯曼帝國建立后得到了延續(xù)。早在16世紀前，但格里高利派教會幫助亞美尼亞人建立了獨特的歷史傳承，亞美尼亞人獨立于政治框架外，不受王國命運的影響。這種歷史傳承和基督教信仰緊密結(jié)合，亞美尼亞人可以不擁有獨立的國家，但必須擁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瓦爾丹·馬米科尼安在戰(zhàn)爭爆發(fā)的前夜說道：

“那些以為基督教信仰于我們?nèi)缤屡壑耍F(xiàn)在會意識到，他們無法將其從我們身上剝離，就像無法改變我們的膚色一般。”

與此同時，由于政治上長期的動蕩不安，亞美尼亞人的歷史傳承往往帶有“殉難”的悲劇色彩，這歷史傳承賦予了亞美尼亞人一種逆來順受的族群性格，也為未來亞美尼亞人所面臨的危機埋下了伏筆。在復國無望后，15世紀一位名叫梅科勒提齊·那卡什（Mkrtich Naghash）的亞美尼亞主教寫道：

“流亡至異國他鄉(xiāng)確是一件悲慘至極的事。如同飛禽和伙伴走失，偏離航線且無處休憩。”

同時，亞美尼亞人擁有獨特的語言和文字，在同西方數(shù)百年的接觸中，為捍衛(wèi)自身的宗教信仰（傳教與護教），奧斯曼亞美尼亞文化精英掀起了研究亞美尼亞古典文化的熱潮。因此，傳統(tǒng)時代奧斯曼亞美尼亞人同他者最大的不同，在政治上通過亞美尼亞米勒特得以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宗教、教派加以區(qū)別，從而形成了以亞美尼亞米勒特為紐帶的教派認同。

亞美尼亞人因為自身特殊信仰的原因，和希臘人一起成為奧斯曼帝國聯(lián)系西方世界的橋梁和聯(lián)通帶。奧斯曼帝國的對外貿(mào)易與交流往往被這兩個群體所把控。數(shù)百年間，亞美尼亞人被主流基督教社會排斥、攻訐，奧斯曼蘇丹對基督教各教派的一視同仁，為亞美尼亞人提供了難得的生存空間。在數(shù)百年顛沛流離中，多數(shù)亞美尼亞人再次成為同一個國家的屬民，并通過格里高利派教會團結(jié)在亞美尼亞教堂和修道院周邊。帝國轉(zhuǎn)型期間，教會權(quán)力隨之擴大，這種由相對大一統(tǒng)的教會從中央到地方的宗教自治構(gòu)成了奧斯曼亞美尼亞人政治生活的核心內(nèi)容。因此，盡管奧斯曼亞美尼亞人身為“有經(jīng)人”（People of the Scripture）而低人一等，但政治的穩(wěn)定亦為奧斯曼亞美尼亞人提供了高度參與帝國經(jīng)濟活動的可能。綿延數(shù)百年的經(jīng)濟往來，為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新的行會中產(chǎn)階級埃斯納夫（Esnaf）開始形成。1750 年，君士坦丁堡大驛站建造完成，這座擁有 166 個房間的建筑成為阿米拉和埃斯納夫共同處理商業(yè)事務的場所。而這樣一群新生力量，也在和西方歷時上百年接觸的同時，悄然間“開眼看世界”。

19世紀民族主義浪潮在歐洲興起，很快席卷奧斯曼帝國。從1821年希臘獨立戰(zhàn)爭開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前，巴爾干半島的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紛紛獨立，奧斯曼帝國喪失了其在巴爾干半島除東色雷斯以外的所有領(lǐng)土。而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按照定義的不同可分為1895-1896年的哈米德大屠殺和1915-1917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造就亞美尼亞人悲慘命運的其中一個誘因就是數(shù)次俄土戰(zhàn)爭的失敗。

1878 年第十次俄土戰(zhàn)爭奧斯曼帝國戰(zhàn)敗，根據(jù)戰(zhàn)后《柏林條約》（Treaty of Berlin）的規(guī)定，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和人口大幅縮水，其淪喪國土的多數(shù)居民為基督徒。此外，隨著俄國逐步向南擴張，大量穆哈吉爾人涌向奧斯曼帝國。1854 年至1860年間，約17.7萬韃靼人定居在安納托利亞中部和南部；1858年至 1866年間，約47萬切爾克斯人遷移到奧斯曼帝國各處，包括亞美尼亞人聚居地；1862年至1870年間，多達200萬穆斯林離開俄控高加索，前往奧斯曼帝國；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戰(zhàn)爭期間，至少有7.5萬人搬離卡爾斯向奧斯曼帝國。與之相伴，亦有不少奧斯曼亞美尼亞人從奧斯曼帝國遷往俄國。1828年至1829年俄土戰(zhàn)爭期間，約9萬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移民至俄國。在納希切萬，當?shù)氐陌⑷萁耍ˋzeris）因直接脅迫或?qū)⑵渫恋胤峙浣o奧斯曼亞美尼亞移民而被迫遷出；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戰(zhàn)爭期間，約2.5萬奧斯曼亞美尼亞人逃離至俄控高加索，隨著奧斯曼帝國割讓阿爾達罕、卡爾斯、巴統(tǒng)諸地，又有超過10萬生活于此的奧斯曼亞美尼亞人成為了俄國公民。領(lǐng)土的喪失與移民的流動致使奧斯曼帝國的人口構(gòu)成發(fā)生了改變。根據(jù)奧斯曼帝國人口普查，1844年時帝國穆斯林占比59.4%，但至1882年統(tǒng)計時，其占比已陡然升至72.4%，奧斯曼帝國逐漸成為穆斯林人口占絕對多數(shù)的國家。因此，伊斯蘭政治理論在奧斯曼帝國的影響日益擴大，蘇丹本人亦愈加頻繁地使用伊斯蘭哈里發(fā)的稱謂。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上，奧斯曼主義的伊斯蘭色彩日漸濃厚。在奧斯曼帝國殘存的國土中，亞美尼亞人生活的區(qū)域又尤為重要。從西亞美尼亞到奇里乞亞，奧斯曼亞美尼亞人橫亙帝國東西，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的心臟地帶，若是放棄這部分國土，將會直接導致國家的解體。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在一次會談中表示：

“奪取魯米利亞和希臘，歐洲人砍斷了帝國的雙腳；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埃及的淪喪，又使帝國失去了雙手。現(xiàn)如今，他們想通過煽動亞美尼亞人奪走我們最重要的部分，并撕碎我們的內(nèi)臟。這將是徹底毀滅的開始，我們必須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力量與之抗爭。”

戰(zhàn)爭導致的最直接結(jié)果是穆斯林占比日益超過其他教派，尤其是基督徒占比的日益降低，奧斯曼帝國逐漸走向伊斯蘭本位主義，擁抱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泛伊斯蘭主義和大土耳其主義形成于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框架內(nèi)，是帝國領(lǐng)土萎縮、人口結(jié)構(gòu)改變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邏輯延伸）。加之青年土耳其黨人勢力的日益崛起以及其對政權(quán)的控制，奧斯曼帝國的民族與宗教政策日漸保守與極端，排斥少數(shù)族裔與迫害非穆斯林的行為比比皆是。在西亞美尼亞，由于治安狀況的急轉(zhuǎn)直下，針對亞美尼亞婦女的綁架案件變得司空見慣；包稅制死灰復燃，亞美尼亞人要向國家和包稅人繳納雙份的賦稅。同時，庫爾德人的劫掠亦變得更加頻繁，一位名叫波格斯·納塔尼安（PoghosNatanian）的司鐸寫道：

“親愛的上帝，你創(chuàng)造亞美尼亞人，就是為了讓他們成為這群野蠻人的餌食嗎？……如果國家想確保公民的和平與安全，就應當把這些暴發(fā)戶驅(qū)逐出這片土地，并禁止他們擔任任何官方職務。”

由于受到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雙方的矛盾以宗教對抗的方式表現(xiàn)了出來，并通過謠言的傳布加以擴大，最終釀成了 1894 年至 1896 年間一系列針對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的慘案。在此期間，大批奧斯曼亞美尼亞人遭到庫爾德人的屠戮，奧斯曼亞美尼亞人的聚居地遭遇劫掠與焚毀，并有數(shù)以萬計的奧斯曼亞美尼亞人被迫改宗了伊斯蘭教。奧斯曼政府或隔岸觀火或趁火打劫，甚至有部分士兵直接參與了屠殺，且事后多名官員沒有得到應有的懲治。

1913年1月，青年土耳其黨人恩維爾·帕夏發(fā)動政變再次取得政權(quán)并擔任陸軍部長。此后，他同海軍部長杰馬爾·帕夏、內(nèi)政部長塔拉特·帕夏組成領(lǐng)導小組，締了所有的反對黨，恢復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時代的威權(quán)統(tǒng)治。同年 5 月，第一次巴爾干戰(zhàn)爭結(jié)束，奧斯曼帝國幾乎割讓了其全部歐洲領(lǐng)土，由此產(chǎn)生的大量穆哈吉爾人（注：據(jù)統(tǒng)計，約25萬巴爾干難民在奧斯曼軍隊撤退前涌向君士坦丁堡，僅圣索菲亞大教堂附近就有約3萬名難民）向安納托利亞回流。同時，除土耳其人外的其他穆斯林民族，也開始為各自的利益沖擊著帝國的統(tǒng)治。在奧斯曼帝國土耳其屬性愈加濃厚的同時，憲法規(guī)定的宗教、民族平等名存實亡，奧斯曼主義已徹底被大土耳其主義所涵化。大土耳其主義者齊亞·格卡爾普在詩歌中寫道：

“土耳其人的國家不是土耳其，……他們的祖國是一個廣闊而永恒的地方：圖蘭！”

土耳其人不僅是奧斯曼帝國的統(tǒng)治精英，并且擁有從巴爾干到西伯利亞的龐大親族。在此意識形態(tài)下，奧斯曼亞美尼亞人宛如一顆楔在奧斯曼帝國與中亞、東歐各“突厥民族”間的釘子，必須將其連根拔除。1914年秋，戰(zhàn)爭的烏云籠罩在奧斯曼帝國的上空，最終將奧斯曼亞美尼亞人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隨著國內(nèi)各方面形勢的改變，作為非穆斯林、非土耳其人的奧斯曼亞美尼亞人，成為了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犧牲品。

1895年10月8日，一些土耳其激進分子襲擊了亞美尼亞人的住宅和商店警察和軍隊也參與其中。這次屠殺和搶劫活動持續(xù)了近5個小時。預計僅在特拉布宗及其周邊地區(qū)被殺的亞美尼亞人高達11000多人。奧斯曼當局對美國作家喬治·霍普沃斯說 “是亞美尼亞人的獨立野心給他們帶來了災難。”霍普沃斯也承認是亞美尼亞人的許多挑釁行為刺激了奧斯曼帝國。但他也寫到 “無論是亞美尼亞人暴徒還是平民都會遭到奧斯曼政府的嚴厲懲罰。”君士坦丁堡的殘酷鎮(zhèn)壓和屠殺使得奧斯曼蘇丹面臨歐洲列強的干涉和指責。迫于壓力，蘇丹最終同意簽署改革法令，但其拒絕釋放叛亂者。這又一次激怒了國內(nèi)的穆斯林，有傳言說蘇丹同意了亞美尼亞人的獨立要求?于是穆斯林保守勢力便開始大規(guī)模屠殺亞美尼亞人 ?以報復后者的獨立要求。這種大規(guī)模的屠殺首先在穆斯林極端勢力的大本營比特利斯爆發(fā) 。1895年10月25日星期五，當穆斯林在清真寺做禮拜時，突然槍聲響起，據(jù)傳開槍者是一位亞美尼亞人。于是穆斯林傾巢而出襲擊道路上所有的亞美尼亞人，這天有大概500—800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埃爾祖魯姆地區(qū)的屠殺發(fā)生在10月30日。當?shù)貋喢滥醽喐锩h的活動越來越積極，穆斯林不斷控告亞美尼亞人圖謀建立獨立國家。雙方之間的關(guān)系日趨緊張，報復與反報復的活動頻繁發(fā)生，而庫爾德人也參與了襲擊亞美尼亞人的活動。根據(jù)英國領(lǐng)事格雷夫（Grave）敘述 “大屠殺很明顯是經(jīng)過精心準備的。在屠殺發(fā)生之前，大批土耳其人蜂擁而至，進城后洗劫亞美尼亞人的村莊。對亞美尼亞男子的屠殺主要是軍隊完成的，一個街區(qū)的屠殺持續(xù)了4、5個小時之后，另一個街區(qū)又開始了。只有婦女和兒童幸免于難。很明顯這是有組織的屠殺行動。”1895年至1896年冬季，在前幾次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婦女和孤兒面臨著嚴峻的飲食和住房困境 ?大部分人死于嚴寒和饑餓。英國大使在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說到 “根據(jù)各省的報告來看，蘇丹并沒有制止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的殺戮，大屠殺的元兇仍然逍遙法外，而大部分無辜的亞美尼亞人則被逮捕入獄。”隨著局勢的發(fā)展，達什克黨決定實行極端暴力活動，以便引起歐洲列強對亞美尼亞問題的重視。1896年8月26日，一群亞美尼亞革命黨人攜帶槍支彈藥占領(lǐng)了位于首都伊斯坦布爾的奧斯曼帝國銀行，威脅奧斯曼政府如果他們的自治要求得不到滿意的答復，就要炸掉銀行。炸彈襲擊活動也同時出現(xiàn)在其他城市中。這一系列的活動又一次刺激了奧斯曼政府。8月26日晚主要由庫爾德人組成的穆斯林武裝開始屠殺亞美尼亞人，少數(shù)奧斯曼軍人也參與了屠殺。屠殺一開始集中在君士坦丁堡，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蔓延到其他城市。亞美尼亞人遇害人數(shù)大約在5000—6000人,其中大部分是貧苦的工人。總之，這次屠殺并不是自發(fā)的活動，而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有組織的活動。

哈米德大屠殺事件給亞美尼亞人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各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存在較大差異。據(jù)奧斯曼官方統(tǒng)計?亞美尼亞人遇害的總?cè)藬?shù)大約是13432人，美國作家喬治·霍普沃斯統(tǒng)計是50000人，而德國大使向本國報告的人數(shù)在60000人到80000人之間。但不管怎樣，哈米德大屠殺給亞美尼亞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數(shù) 以千計的房屋和商店被摧毀，許多亞美尼亞人被迫改變原有的宗教信仰或者逃離故鄉(xiāng)。雖然素丹哈米德二世沒有直接下令進行屠殺，但是他被懷疑默許大屠殺的發(fā)生以及沒有及時制止。對于歐洲人漠視屠殺而感到氣餒的亞美尼亞革命黨人于年月日占據(jù)歐洲人管理的奧斯曼帝國銀行。此事件也為亞美尼亞人在歐洲贏得更多的同情獲得了歐美新聞界的贊揚同時它們把哈米德二世描繪成“劊子手”和“血腥素丹”。雖然列強誓言會采取行動迫使奧斯曼政府實施新的改革，卻因為政治和經(jīng)濟利益的緣故而沒有實現(xiàn)。這也是奧斯曼帝國第一次針對亞美尼亞人進行的大屠殺。

亞美尼亞人的普遍看法是1915年他們數(shù)以萬計的亞美尼亞同胞開始遭到奧斯曼帝國的大規(guī)模驅(qū)逐，這標志著一場由政府系統(tǒng)組織的大屠殺正式開始。大多數(shù)亞美尼亞人堅持認為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奧斯曼政府就已經(jīng)有了對整個亞美尼亞民族進行種族滅絕和驅(qū)逐的計劃。青年土耳其黨政府高層于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草擬了著名的“十項措施”（具體內(nèi)容看文章附錄），它是對亞美尼亞人實行種族滅絕的計劃，是奧斯曼帝國的絕密文件。根據(jù)歷史學家達德里安（Dadrian）記錄，“十項措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初期青年土耳其黨高層在秘密會議上制定的屠殺亞美尼亞人的計劃，其臭名昭著程度不亞于德國納粹的“萬湖會議”。這個計劃的出爐表明了青年土耳其黨政府決定對亞美尼亞人實施種族犯罪是蓄謀己久的，其目的是對整個亞美尼亞人進行種族滅絕。隨后奧斯曼政府便開始按照“十項措施”實施屠殺計劃。

1925年2月25日，陸軍大臣恩維爾帕夏下令調(diào)走部隊中所有的亞美尼亞人，并將這些人劃入非戰(zhàn)斗部隊序列，不能持有武器，恩維爾解釋此舉為“擔心他們會勾結(jié)俄國人”。其實，這是隨后進行種族滅絕的重要一步。根據(jù)《納姆貝伊的回憶錄》所述 “消滅這些勞動營的亞美尼亞士兵是以青年土耳其黨名義進行的有預謀計劃的一部分，那些亞美尼亞士兵有許多人被當?shù)氐耐炼鋱F伙殺害。”1915年4月19日，凡城總督杰夫戴特貝伊以征兵為借口要求立即征召亞美尼亞人，而亞美尼亞人則認為這是一個陰謀，并沒有答應。杰夫戴特隨即指控凡城的亞美尼亞人叛亂，并決心不惜任何代價去消滅這些叛亂分子。4月20日，土耳其軍人槍殺了兩個亞美尼亞男子，起因是一個亞美尼亞婦女遭調(diào)戲，這兩名男子前來幫忙，凡城的武裝沖突由此開始。幾萬亞美尼亞難民被土耳其軍隊包圍后在俄國軍隊的解救下才得以幸免。4月24日傍晚，奧斯曼土耳其政府實施下一步計劃：殺害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亞美尼亞政治、文化精英。因為這些人很可能是反種族滅絕運動的組織者。5月，內(nèi)政部長泰拉特帕夏要求議會立法準許遷移及重新安置亞美尼亞人到其他地方，理由是在凡城事件中亞美尼亞人參與了暴亂和屠殺土耳其人的行動。并且這一暴亂行動有可能向國內(nèi)其他地方繼續(xù)蔓延從而影響高加索戰(zhàn)區(qū)安全。后來“遷徙”居民的范圍擴大至其他各省的亞美尼亞人。1915年5月27日，奧斯曼議會通過了《特西爾法》（也叫《驅(qū)逐臨時法》），允許政府和軍隊驅(qū)逐任何被視為可能威脅整個帝國安全的人，并沒收亞美尼亞人的所有財產(chǎn)。

根據(jù)《特西爾法》奧斯曼政府開始驅(qū)逐所有亞美尼亞人，他們被迫遷往敘利亞的荒漠地區(qū)。而政府在驅(qū)逐過程中始終沒有向亞美尼亞人提供任何補給設(shè)施和物資，使成千上萬的亞美尼亞人由于疾病、饑餓和饑渴而橫尸遍野。負責押送亞美尼亞人的奧斯曼軍隊不僅縱容庫爾德人搶劫、殺害及強奸亞美尼亞人，許多時候甚至自己也直接參與。在驅(qū)逐過程中，奧斯曼土耳其政府在現(xiàn)今伊拉克與敘利亞接壤的邊界地區(qū)修建了很多集中營。集中營由青年土耳其黨建立的一支名為“特別組織”的秘密部隊進行管理，成員多是罪犯和殺人犯，專門用來屠殺疲憊不堪、手無寸鐵的亞美尼亞難民。他們的手段極其殘暴野蠻，奧斯曼帝國軍官韋希布帕夏曾經(jīng)承認這些人是“人類的屠夫”。就這樣，從1915年到1917年，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土地上的近200萬亞美尼亞人中大約有100萬人在土耳其軍隊的屠殺和驅(qū)逐過程中遇害，其余的亞美尼亞人則被販為奴隸，流亡國外；或被土耳其伊斯蘭社會同化。對在1915年到1917年亞美尼亞大屠殺中遇害的亞美尼亞人人數(shù)，任何文獻資料都不能給出一個真正準確的數(shù)字，各家眾說紛紜。土耳其和亞美尼亞學者由于當事人的身份對于遇害人數(shù)都有所縮小和擴大，而歐美學者相對客觀。美國歷史學家昆特爾·路易（Guenter Lewy）認為“一戰(zhàn)前奧斯曼帝國境內(nèi)的亞美尼亞總?cè)藬?shù)為175萬人，戰(zhàn)后幸存下來的包括流亡國外或改變宗教信仰的亞美尼亞人有將近70萬人，那么照此推算，除去因戰(zhàn)爭直接死亡的，在大屠殺中遇害的亞美尼亞人數(shù)應該超過100萬人。”而聯(lián)合國《種族滅絕公約》也采用了相同的數(shù)字。

結(jié)語

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影響到今天仍然普遍存在，流散在歐美各國的亞美尼亞大屠殺幸存者后代鑒于自身在所在國的政治地位，不斷施加自身影響力，并促使所在國承認這場大屠殺為種族滅絕。而土耳其方面拒不承認此次歷史上的屠殺為“種族滅絕”，因為如果承認亞美尼亞大屠殺是種族滅絕的行為，那么土耳其自凱末爾時代所構(gòu)建的所謂土耳其民族的民族敘事將會受到毀滅性打擊，這也是土耳其政府所無法承受的。哪怕在今天，盡管土耳其國內(nèi)承認自己是亞美尼亞人的人群只有十幾萬人，但仍然有數(shù)百萬潛藏的亞美尼亞人分布在曾經(jīng)是亞美尼亞人故鄉(xiāng)的西亞美尼亞，以及埃爾祖魯姆、卡爾斯等地區(qū)，他們大多是歷史上為躲避兩次亞美尼亞大屠殺而改宗伊斯蘭教的亞美尼亞幸存者的后代。歐洲議會 20 年來一直反復提及亞美尼亞大屠殺問題。在2008年，土耳其和亞美尼亞之間的問題被提上了報告，歐盟希望他們之間能夠有一致的決定。法國、瑞典等國的議會還相繼通過了關(guān)于亞美尼亞人遭奧斯曼帝國種族屠殺的決議。兩年后，美國也認可這次屠殺是滅絕種族的活動，發(fā)布相關(guān)議案。針對這一系列的舉動，土耳其采取強硬態(tài)度，除表示強烈抗議外，還宣布召回駐美國、法國和瑞典的大使。2010 年 3 月 18 日，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發(fā)出威脅，聲稱如果再有國家將亞美尼亞大屠殺定義為種族滅絕，土耳其將會把居住在其境內(nèi)的10萬亞美尼亞人全部驅(qū)逐出境。至少在目前看來，亞美尼亞大屠殺問題難以解決，這涉及到了各方間的利益沖突，甚至一度成為了伊斯蘭教國家對現(xiàn)代政體國家施壓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