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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律爲常法，勿枉亦勿縱 ——讀歐陽修《縱囚論》 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經過主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讓將近四百個死囚犯回鄉一年，等到來年秋收後再回到獄中受刑。這些犯人因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後，所有犯人一個不差地全部歸獄。李世民很是高興，當場赦免了所有犯人。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歸獄案”。歐陽修的《縱囚論》就唐太宗縱囚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不足為訓，並明確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這一論點。 刑律本是國之重器也，自人類社會誕生法律以來，它便始終承載著維護社會秩序、彰顯公平正義的核心使命，是治國安邦不可或缺的基石。北宋文豪歐陽修的《縱囚論》，以犀利的思辨視角對唐太宗“縱囚歸獄”的歷史事件展開深度剖析，恰似一面澄澈明鏡，清晰映照出刑律施行中“勿枉亦勿縱”的核心準則與深刻內涵，為後世理解法治精神提供了寶貴的思想參照。 《縱囚論》開篇即確立核心論點：“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這一論斷精準劃分了“君子信義”與“小人刑戮”的邊界，也為後文的論述埋下伏筆。文中記載，唐太宗貞觀六年，曾下令將監獄中三百餘名死刑犯暫時釋放，允許他們返鄉與家人團聚，並約定期限屆滿後自行返回獄中接受死刑處罰。令人意外的是，到了約定之日，所有囚犯竟全部如期歸來，無一人逃亡。 這一事件在世人眼中，仿佛是唐太宗“恩德廣布天下”的有力證明：連罪大惡極的死刑犯，都能被其仁政感化，主動踐行承諾、信守約定，看似完美詮釋了“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的治理奇效。但歐陽修卻跳出世俗的讚譽，以冷靜的批判視角對這一“奇跡”提出了尖銳質疑，撕開了事件背後可能存在的邏輯漏洞。 歐陽修直言，唐太宗“縱囚”之舉，很可能是為了追求“仁君”的虛名。他從人性與利益的角度展開推演：太宗在決定縱囚時，或許早已預判到囚犯們為了謀求赦免、逃避死刑，一定會按時返回，因此才敢實施這一看似“冒險”的舉措；而囚犯們也未必是真心被“恩德感化”，更可能是揣度出太宗的心思。衹要如期歸來，大概率能獲得赦免，所以才選擇主動返回。如此一來，君臣之間不過是“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哪裏存在真正的“施恩德”與“知信義”呢？ 更具說服力的是，歐陽修進一步從邏輯層面反駁“恩德感化”論：若唐太宗的恩德真有如此強大的力量，為何在他執政的六年裏，始終無法杜絕“小人犯下極惡大罪”的現象？偏偏在“縱囚”這一次，僅靠“一日之恩”，就能讓死刑犯瞬間變得“視死如歸、堅守信義”？這種前後矛盾的情況，顯然不符合常理，也難以自圓其說。 那麼，在歐陽修眼中，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應當是怎樣的？他明確提出：“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也就是說，若囚犯被釋放後如期歸來，應先依照法律判處死刑、絕不赦免；若再次釋放後，仍有囚犯主動返回，才能證明他們是真正被恩德感化。但歐陽修也清醒地指出，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畢竟，死刑的威懾力遠非“恩德”所能輕易抵消。 他進一步強調，偶爾一次“縱囚後赦免”，或許能被視作特殊案例；但若是將這種做法常態化，導致“殺人者皆不死”的結果，法律的權威性與嚴肅性將徹底崩塌，更不可能成為治理天下的“常法”。正如他在文中所推崇的：“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真正的聖明之治，從來都基於人之常情，不會為了彰顯“高尚”而標新立異，更不會為了追求“聲譽”而違背法理與情理。 細讀《縱囚論》，我們能清晰領悟到“勿枉亦勿縱”這一原則在刑律中的核心價值，而這一價值即便在當今社會，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所謂“勿枉”，即絕不能冤枉無辜之人，讓清白者蒙受不白之冤。在司法實踐中，每一個案件都關乎當事人的生命、自由與名譽，若因證據不足、程序疏漏或主觀臆斷，導致無辜者被定罪入獄，不僅會摧毀一個家庭的幸福，更會動搖公眾對法律的信任，是對公平正義的嚴重踐踏。古往今來，從“竇娥冤”的文學悲劇，到現實中因DNA技術翻案的冤假錯案，無不警示我們：司法人員必須秉持嚴謹、審慎的態度，深入調查每一個細節，反復核查每一份證據，確保每一份判決都經得起法律、歷史與人心的檢驗。所謂“勿縱”，則要求對觸犯法律的犯罪分子絕不姑息、絕不遷就，讓他們為自己的罪行承擔應有的代價。對於那些犯下殺人、搶劫等嚴重危害社會安全與公共利益的罪犯，若因權勢干預、人情疏通而逃脫懲罰，或僅受到輕微處罰，不僅無法告慰受害者及其家屬，更會向社會傳遞“違法成本低廉”的錯誤信號，導致犯罪行為增多、社會秩序混亂。衹有嚴格依法懲處，才能彰顯法律的威懾力，讓潛在的違法者不敢越雷池一步，真正實現“懲惡揚善”的司法目標。 附原文《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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