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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夕陽 文/楊登堂 六十歲生日那天，我把辦公室的彝文典籍摞進紙箱時，指腹蹭過泛黃紙頁上的朱砂批注，忽然想起剛接觸彝學的那個清晨。彼時我還是縣組織部的年輕干事，在倉庫角落發現一捆蒙塵的《西南彝志》抄本，老部長長拍著我的肩說“這是彝家的根，沒人拾就斷了”，這話像顆種子，在我心里埋了四十年，直到退休那天終于破土——我對著鏡子理了理衣領，告訴自己：楊登堂，你的“新上班路”，從今天開始。 退休第一年，我把家里的書房改成了“彝學小館”。書架從地面頂到天花板，左邊碼著田野調查筆記，右邊堆著彝文古籍復印件，中間的書桌永遠攤著三樣東西：放大鏡、彝漢詞典、沒寫完的研究手稿。老伴總笑我“比上班還忙”，每天天不亮就爬起來整理資料，深夜還在臺燈下核對彝語諺語的出處。有次她端來熱牛奶，見我對著一張模糊的彝文碑拓發呆，便輕聲說“別熬壞了”，我指著拓片上的“祖靈”二字，像個孩子般興奮：“你看，這字的筆畫和《爨寶子碑》有淵源，說不定能補全彝漢文字交流的斷代史！”那天我們聊到后半夜，窗外的月光灑在書頁上，我忽然覺得，退休不是人生的收尾，而是把四十年積累的熱愛，真正鋪展開來的開始。 田野調查是彝學研究的根，這是我從年輕時就認準的理。退休十二年里，我跑遍了云南、四川、貴州的二十多個彝族聚居地，最遠的一次，坐著顛簸的鄉村客車去涼山美姑縣，山路繞得人頭暈，下車時腿都麻了，卻在見到村口老畢摩（彝族傳統文化傳承人）的那一刻忘了疲憊。老畢摩握著我的手，用彝語說“現在年輕人都往外走，你這老同志還來尋我們的老東西”，說著就從木箱里取出傳家的彝文經卷，一頁頁翻給我看。我蹲在火塘邊，一邊用相機拍下經卷內容，一邊聽老畢摩講其中的故事，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響，把我們的影子映在土墻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謂“研究”，從來不是隔著書本的猜測，而是貼著土地的傾聽，是把彝家人藏在故事里的智慧，一點點打撈出來，記下來。 十二年里，我整理出的彝學資料堆滿了整個書房：有二十多萬字的《彝族民間故事集》，收錄了從老人口中聽來的神話、傳說、寓言；有厚厚的《彝語方言詞匯對照表》，標注了不同地區彝語的發音差異和演變軌跡；還有數十張手繪的彝族傳統服飾圖譜，每一道花紋的寓意都經過反復核對。最讓我驕傲的，是去年完成的《彝族祖靈信仰研究》，為了寫這本書，我先后走訪了十五位老畢摩，記錄下他們主持的三十多場祖靈祭祀儀式，光是錄音整理就用了整整八個月。書稿完成那天，我把厚厚的打印稿攤在書桌上，陽光從窗外照進來，落在紙頁上，我用手輕輕撫摸著那些文字，忽然想起退休時有人問我“都退休了，還折騰這些干啥”，當時我沒回答，現在卻有了答案：這些不是“折騰”，是責任，是一個和彝學打了四十年交道的人，不想讓那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在時光里慢慢消失。我想把這些東西留下來，留給后來的人，讓他們知道，彝族文化里，藏著這么多值得珍視的寶貝。 如今我七十二歲，頭發早已花白，眼睛也不如從前清亮，看書時需要戴兩副眼鏡，可每次翻開那些研究資料，心里還是會像年輕時一樣激動。上個月，縣行政年輕人來家里拜訪，想把我整理的資料數字化，方便更多人查閱，我把他們領到書房，看著他們小心翼翼地給每一份手稿拍照、掃描，忽然覺得像是看到了當年的自己——當年老部長把《西南彝志》抄本交給我，是把“傳承”的擔子遞到了我手里；現在我把這些資料交給年輕人，是把這副擔子，又遞了下去。 傍晚時分，我喜歡坐在陽臺的藤椅上，看夕陽慢慢沉下去，把天空染成溫暖的橘紅色。老伴會端來一杯熱茶，坐在我身邊，我們偶爾會聊起年輕時的事，聊起這些年跑田野的經歷，聊起那些在火塘邊聽來的故事。有人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可我卻覺得，夕陽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開始——就像我，退休前在崗位上盡職盡責，是為生活奔波；退休后投身彝學研究，是為熱愛堅守，為傳承盡力。這十二年，我沒有虛度，沒有讓退休后的日子變得蒼白無聊，反而讓“夕陽”的時光，發出了屬于自己的光和熱。 夕陽落下，會有月亮升起；月亮落下，會有太陽再升起來。而那些藏在文化里的智慧，那些刻在民族血脈里的記憶，只要有人愿意去傾聽、去記錄、去傳承，就永遠不會消失。我想，這就是我退休十二年，一直在做的事，也是我對“夕陽”最好的贊頌——不是感嘆時光的流逝，而是用行動證明，無論人生走到哪個階段，只要心中有熱愛，有責任，就能讓每一段時光，都活得有意義，有價值，都能像夕陽一樣，在落幕前，留下最溫暖、最明亮的光芒。明亮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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