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明翰學派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理論資源
英國伯明翰學派是對戰后英國社會變化的回應。為了回應所謂工人階級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論點——即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意識形態與中產階級已沒有本質的區別，英國社會科學界開始注重對都市工人階級社區和文化進行研究，試圖證明工人階級價值體系和社會結構并未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和大眾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伯明翰學派的確立應該歸功于霍嘎特(Richard Hoggart)《文化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1957)、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與社會: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 1958）、《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傳播》（Communication,1962）以及湯普森（E．P.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等著作的出版。他們三人對1964年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為CCCS)的正式成立起到了創始人的作用。他們強調研究日常生活，關注工人階級的“活”文化，注重現代大眾傳媒。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實際和文化機構及其與社會和社會變遷的關系。它的建立為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體制內部尋找到了一個立足點。在后來的一、二十年中，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了英國文化研究的核心機構，圍繞該中心所形成的“伯明翰學派”為日后歐美各國的文化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他們的論著迄今仍是歐美許多大學人文、傳播、電影、社會學等專業的必讀書。
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女權主義都是伯明翰學派主要的理論資源。與 傳統馬克思主義相區別的是，伯明翰學派把理論的重心從單純的政治和經濟研究轉向了對文化及文化機構的研究，使文化不從屬于經濟基礎而具有獨立的意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盧卡契的《歷史與階級意義》、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Hegemony）等都為伯明翰學派進一步理論化提供了基礎。結構主義理論家，如列維·斯特勞斯對原始社會的語言解碼，索緒爾、雅各布森對語言符號系統做出“言語/語言”的區分，以及羅蘭·巴特對現代神話的符號學分析都為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啟示。在解構主義方面，伯明翰學派廣泛吸收從德里達(J.Derrida)到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論資源，特別是從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理論”、“話語理論”以及女權主義理論中得益匪淺。知識（knowledge）、權力（power）和主體性（subjectivity）是福柯思想的內核。他的權力理論和知識話語理論改變了人們對人文科學的認識和理解，給每一位人文學科的學者以許多重要的啟示。一方面，人文學科本身就是權力和知識相結合的產物，人文科學始終是某個時期的人文科學，它既是這個時期思想控制的產物，也是這個時期思想控制的一部分。在人類的任何認識領域中都不存在所謂的“絕對真理”或“永恒真理”。另一方面，由于人文科學自身知識的階段性、意識形態性和可逆轉性以及它的自我反思能力，所以，人文科學又必然會突破狹窄局限的所謂的“學科性”，從而進入一種非人文科學所能夠界定的、沒有學科中心的、或界限不清的文化研究或哲學研究。女權主義理論的引人，在某種程度上拓展了后來的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版圖。因為女權主義不僅挑戰以長期以來以“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和“邏各斯中心”(Logocentric)為特征的西方文明史，而且對文化研究學科本身的父權色彩和等級秩序提出了質疑。
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特質
英國伯明翰學派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關注平民階層的日常生活和普通大眾的審美趣味，強調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獨特地位和功能，倡導與現代大眾傳媒密切相關、與精英文化截然相異的大眾文化，批判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壓迫性、虛偽性和欺騙性，抵抗并規避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弘揚并建構少數者話語的大眾文化文本和閱聽人受眾主體。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表現出對普通大眾和蕓蕓眾生的人文關懷，表現出對大眾文化極大的研究熱情。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源出于民間和日常生活的大眾文化是對知識階層精英文化的一種反撥，大眾文化是自下而上產生出來的，大眾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擁有不同于貴族精英的審美趣味。伯明翰學派興起之前，英國有些文化研究學者對大眾文化抱有敵意態度，其中以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和F.R.利維斯(F.R.Leavis)的影響為最大。早在1869年，阿諾德就在《文化與無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一書中表露了對18世紀末、19世紀工業化過程中以都市為中心的“低級文化”借民主和教育普及得以廣為流行的擔憂。他把社會階層分為野蠻人（貴族）、市儈階層（中產階級）和蕓蕓眾生（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一個失去“嚴格封建等級和差別習慣制約”的、非常危險的階級（1）。在他眼里，大眾文化與無政府主義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因為來自于工人階級的大眾文化不僅帶來了政治騷動，而且還使社會和文化造成混亂和衰落。阿諾德關注的重點是如何通過服從文化等級和文化差別以獲得社會秩序和社會權威。
阿諾德對大眾文化的鄙視深深地影響了利維斯。利維斯將少數精英掌握的所謂高雅文化與大眾文明對立起來。他所確立的“偉大的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實際上不單單是文學的傳統，更是道德意義上的傳統。他宣稱，在19世紀之前，英國存在著一種有機共同體(organic community)的文化，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遷將這種有機共同體的文化分解為兩種文化，一種是少數人掌握的文化，另一種是大眾文明。少數人的文化體現在精華思想和精華談吐所具有的價值標準之中，凝聚在偉大的文學傳統之中，歸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支配。與此相對的大眾文明指的則是大多數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所消費的大眾文化和商業文化，如流行小說、廣播、電影和廣告等。在《大眾文明與少數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1930)和《文化與環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1933)兩部重要的文化批評著作中，利維斯利用細讀式的文學分析方法解析 了這些大眾文化現象。他和他的妻子把通俗小說看成是“一種毒癮”（a drug addiction）； 好萊塢電影則是一種“無節制手淫”(largely masturbatory)(2)；廣告是“無孔不入地對大眾進行手淫式地操縱和愚弄”(3)的一種文化疾病。鑒于此，他大力倡導道德批評，呼吁文化精英承擔起教育大眾的重任，培養大眾的感受力和鑒賞力，使文化精英占據的中心不被低劣趣味的虛假權威所取代。
令人欣慰的是，戰后成人教育的發展對上述文化精英主義產生了強烈的打擊。由于伯明翰學派早期的重頭人物如，霍嘎特和威廉斯等均出身于工人家庭，因此，他們能夠帶著在大眾文化中成長的背景步入當時英國的學術舞臺，從而將大眾文化從被譴責的“他者”轉變成為值得理解和值得研究的“我者”。他們認為有必要對大眾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因為，大眾文化代表著生生不息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生活,大眾文化具有溝通、交流及促進多樣化和差異性的積極功能。
作為伯明翰學派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的霍嘎特，他對待大眾文化的態度是愛怨交加和矛盾復雜的。一方面是他對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活”的工人階級文化的懷舊和贊揚；另一方面則是他對20世紀50年代新的大眾娛樂所形成的大眾文化的困惑與責難，充分顯示出他與利維斯理論的難解之緣。有趣的是，他極力推崇的30年代工人階級文化正是利維斯所大力反對的。霍嘎特堅持工人階級文化的合法性和有機整體性。聲稱30年代工人階級的文化表達了強烈的群體意識，創造了饒有趣味的日常生活，而50年代新的大眾娛樂（mass entertainments）卻以其“無責任心”和“替代性”摧毀了古老健康的工人階級文化組織。這在他看來是“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的”(4)。
威廉斯則從字詞的層面對阿諾德和利維斯等人的精英文化觀提出了質疑。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他探討了“大眾”（mass）、“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的意義和使用。按照威廉斯的理解，“大眾”一詞實際上是二十世紀披在“暴民”（mod）概念上的一件文明外衣，它帶有濃厚的反民主色彩；而“大眾傳播”這一概念明顯地反映了“文化精英”們對現代媒體文化（如電影、電視、廣播、報紙等）及其消費民眾的一種政治偏見和文化偏見。威廉斯認為,所謂的mass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種看待mass的視角和偏見。mass culture常被用來指代工人階級消費的低層次文化產品,或者等同于工人階級文化，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威廉斯明確指出：
“大眾”(popular)是從民眾的視角，而不是從那些在民眾之上追逐利益或權力的人的視角出發來考察的。盡管如此，但它早期的含義卻依然存在。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不被民眾認可而被其他人認可；而且它依然保留著兩種較早的合義：即下等作品（可參照通俗文學、有別于上流報刊的通俗報刊）和一味嘩眾取寵的作品（與平民報刊區別開來的大眾報刊或大眾娛樂）；此外，它還包含著更現代的意味——為許多人所喜愛，當然，這種含義在很多情況下與較早的含義有些許重疊。大眾文化的新近含義實際上是指由民眾為自己而創造的文化。它與早先的所有文化都不相同；它經常被用來替代以往的民間文化，同時，這種文化還是對現代的一種重要強調。(5)
基于以上認識，威廉斯終其一生都拒絕使用“大眾”（mass）一詞，而代之以“共同文化”、“共同利益”、“多元社群”、“多元利益”等概念。他對英國的階級社會以及維護階級特權的精英文化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雖然威廉斯身為大學教授，但他并沒有站在居高臨下的精英立場去排斥大眾文化。相反，他站在民眾的立場，身體力行，積極主張接受并擴大文化的內涵,解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間的二元對立,提升大眾文化的地位,倡導建立一種“民主的共同文化”(a democratic common culture),并以文化領域作為突破點，打破英國社會中固有的階級分化，為大多數人提供一種想象空間和精神家園，從而讓社會文化在雅俗共賞中提高整體水平。
如果說伯明翰學派早期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抽象籠統的論辯上而缺乏具體的實踐考察，那么，以伯明翰學派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圖爾特·豪（Stuart Hall）和后來移居到美國的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為代表的新一代學者對大眾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則要深刻許多。他們從自己對大眾文化的迷戀、參與和實踐中提煉出豐富多彩的大眾文化文本，如電視媒體、電視肥皂劇、浪漫喜劇、通俗小報、購物商場、海灘度假、摩天大廈、晚間新聞、麥當娜現象、發燒友文化、流行音樂、時尚文化、廣告等。通過對這些具體的大眾文化文本進行解讀和分析，他們修正并超越了早期研究對大眾文化的單一看法，提出了新的大眾文化理論，強調大眾文化的參與性、快樂性、抵制性、反抗性以及大眾文化對社會變革的潛在進步意義。斯圖亞特.豪的編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理論關注大眾群體對資本主義媒體霸權的解碼能動性，批判主流意識形態和官方政治權力結構對大眾文本所造成的意義上的斷裂。菲斯克則充分而又廣泛地借鑒當代許多歐洲思想家的理論資源，利用自己深厚的符號學背景，為大眾文化“立名正言”。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出版的《理解大眾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和《解讀大眾》（Reading the Popular,1989）兩部重要著作中，菲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產生，大眾文化的創造力，大眾文化文本的相關性和特征，大眾文化的功能和意義，以及大眾文化的研究范圍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從根本上厘清并解決了歐美學術界長期以來關于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爭論。
第二，重新界定文化的內涵，確立文化在社會中的地位，發揮文化在大眾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在《文化與社會》中，威廉斯追溯了“文化”一詞的內涵從工業革命直至當代所發生的變化，他對利維斯關于全部文化遺產都是由語言和文學承載的觀點提出了批評。威廉斯認為，利維斯的文化定義忽略了其它的知識形式、制度、風俗、習慣等，夸大了文學的作用，實際上，“文化”一詞含義的發展，記錄了人類對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生活中諸多歷史變遷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續的反應，因此，“對于文化這個概念，我們必須不斷擴展它的內涵，使之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同義語(6)”。在威廉斯看來，“文化”有四層意思，第一是心靈的普遍狀態或習慣，與人類追求完美的思想觀念密切相關；第二是指整個社會里知識發展的普遍狀態；第三則是指各種藝術的普遍狀態；第四表現為文化是一種物質、知識與精神構成的整個生活方式。這四層意思后來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又被威廉斯概括成文化的三種界定方式。第一，存在著一種“理想”，其中就某種絕對或普遍意義的角度而言，文化是“人類自我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7)，根據這種定義，文化分析的作用實質上“是從生活和作品中去發現和描述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對形成社會永恒秩序或普遍的人類狀況具有長遠的參照價值”(8)。第二，存在著“文獻記載”即有記錄的文化作品和活動。根據這種定義，“文化是智力和想象性作品的總稱，用豐富多彩的方式記錄了人類的思想和經歷”(9)。如果采用這種定義，那么，文化分析的目的就是一種批評性的評價。它能采用類似于有關“理想”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它是對阿諾德把文化稱為“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論”的一種嚴格的篩選行為。第三，“存在著文化的‘社會’定義。在這個定義里，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10)。 根據這種定義，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闡發某些偉大的思想和藝術作品，而是闡明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義和價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文化的“社會”定義涵蓋了過去很長時間里一直不被承認的眾多內容，如生產組織、家庭結構、表現或制約社會關系的制度的結構、社會成員借以交流的獨特方式等等。威廉斯要求我們把文化過程看作是一個整體。對他而言，文化分析，就是對整體生活方式中各種因素之間關系的研究，“就是去發現作為這些關系復合體的組織的本質”(11)。毫無疑問，威廉斯的文化定義對于文化研究有著重大的意義，它為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未來開辟了廣闊的天地。正如斯圖爾特豪所說：“它把論辯的全部基礎從文學或道德的文化定義轉變為一種人類學的文化意義，并把后者界定為一個‘完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意義和慣例都是社會地建構和歷史地變化了的，文學和藝術僅僅只是一種，盡管它們是受到特殊重視的社會傳播形式。” 《漫長的革命》一書成為“英國戰后知識分子生活的一個創新事件”(12)。它為激進修正提供了必要的理由，奠定了對大眾文化研究平民化和非精英化的基礎。
威廉斯在重新給出“文化”定義的同時還提出了文化分析的方式和手段。在他看來，對文化的分析主要是對特定作品和機構進行分析，就這層意義而言，它是對基本的組織形式的分析，是對作品和機構所體現這些關系整體的分析。威廉斯認為，文化分析的目的不是研究特定的含義和價值，找出很多的東西與這些因素相比較，以此作為建立標準的辦法，而是通過它們變化的方式去發現某種總的“規律”或“趨勢”，唯有這樣，才能從整體上更好地領會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威廉斯之所以提倡一種文化分析的方式，是因為他認識到“文化傳統不僅僅是一種選擇，而且也是一種說明”(13)。雖然文化分析不能顛倒歷史，但它能通過把文化作品和實踐推回到它的歷史時期，向當代說明和展示它在“歷史上的選擇”所依賴的特定的當代價值。通過這種文化分析的方法，我們就能弄清楚“歷史團體所表達的文化”與“當代團體所使用的文化”之間的區別(14)。沿著這條路線研究下去，真正的文化歷程就會展現出來。威廉斯的文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精英文化的特殊地位，使藝術跟其他文化實踐一樣，用威廉斯的話來說就是“文化跟生產、做生意、政治、養家糊廠一樣，它是一種活動”(15)。文化是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是由普通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或是與日常生活的作品和實踐相交流過程中創造的，文化應該是他們“活生生的經歷”和生活實踐。
威廉斯的文化定義是一種擴展型的文化定義，具有豐富的人類學內容，運用這種擴展的文化定義可以使亞文化、大眾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等研究合法化，并為這些研究找到有力的理論依據。然而，隨著文化研究在英國的進一步發展，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學派內部出現了大量關于文化定義的討論。新的理論資源的引進，如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主體性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等都使文化的內涵得以更大的延伸，文化的地位得以更高的提升，文化的功能得以更深的挖掘。豪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一文中指出，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代表了與早期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義不同的另一種范式——結構主義的研究范式。這種研究范式認為，文化不是某一社會集團的客觀經驗，而是一個生產意義和經驗的領域。通過它，社會現實被建構、被生產、被闡釋。從這一角度來看，威廉斯過分關注人的經驗和主觀能動性，其實代表的是一種膚淺、落伍的浪漫主義和人道主義傾向(16)。結構主義指出，既然人的意識和經驗都是由文化和意識形態建構的，當我們已經能夠研究它的構成機制時，為什么還要浪費時間去關注它的具體內容呢？所以，如果我們把文化作為意識形態來考察，就不能像威廉斯那樣僅僅把文化看成是生活經驗的一種表現方式，而應該同時把文化看成是產生這種經驗的前提，是人的意識和經驗的基礎。事實上，人們往往是依賴于教育其自身的語言以及意識形態來看待自我社會身份的或成為一個主體的，個體對自我的看法并非來自個體本身，而是由文化賦予的。所以，人雖然是文化的“主體”（subject），但卻不是文化的創造者，主體并不能夠獨立自在，而是由文化建構的。就此意義而言，文化應該被看作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概念。于是，文化問題實際上已經成了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問題。文化研究的對象也隨之發生了改變。正如伯明翰學派的第三任負責人理查德·約翰遜(Richard Johnson)指出的那樣，文化研究應該看成是對意識或主體性的歷史形態的研究。主體性的歷史形態就是指由社會和文化建構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主體性的獨特形態。這種主體性又被約翰遜稱之為“社會關系的主觀方面”(17)。所以，研究主體性就是要研究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對主體性的建構。文化研究應該思考并解決如下的一系列問題：即，現有的主流文化秩序究竟是通過何種手段來規范人們的意愿、興趣、選擇和偏好的？誰會擁護或者反對這一文化秩序？受擁護的文化秩序對居從屬地位的人們維持其既定的生活方式有無幫助？被反對的文化秩序是否不利于居從屬地位的人們維持其既定的生活方式？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最終能否達成認同？非主流文化的規避、抵制、反對或顛覆力量到底能有多大的績效？
第三，關注媒體話語和傳媒受眾，建構具有能動性、主動性、批判性的閱聽人主體。威廉斯是英國伯明翰學派中最早對大眾傳播進行關注和研究的學者，隨后的豪、莫雷(David Morley)、菲斯克等人對媒體話語和傳媒受眾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威廉斯論述媒介的不朽杰作《傳播》一書里，他提出了自己對社會的傳播體制進行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借此能夠為言論的自由、開放和真實創造條件。他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把人類對媒體的使用概括為四種理想型的模式(18),即專制式的傳播模式，家長式的傳播模式,商業式的傳播模式和民主式的傳播模式。威廉斯強調，大眾傳播媒介應該擺脫諸如資本和國家認可的，并已得到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商業式和家長式體制的控制。只有在體制上從政府和市場中分離出來，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語境下，大眾傳播媒介才會做出文化上的貢獻。威廉斯在隨后寫就的《電視:技術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1974)一書中對電視傳播媒介作了更為詳盡細致的考察。他把電視節目作了較為寬泛層面上的區分:即商業類節目和公共服務類節目。前者主要包括電視系列劇、電視連續劇、電影和通俗娛樂;后者主要是為公眾提供新聞資訊和公共事務資訊,包括新聞片、特別報道、紀錄片、教育節目、藝術和音樂節目、兒童節目、戲劇等等。在威廉斯看來，雖然第二種類型的電視節目在英國的電視中占有較高的地位，但它卻并不比第一種類型的電視節目優越。因為其傳播媒介的主要功能是教化性的,而其電視觀眾則是被動性的。在威廉斯看來，以美國為代表的商業電視節目常常允許公眾參與其中,如電視連續劇和游戲節目等，這種電視傳播媒介能夠為公眾討論提供一個批判和交流的平臺，它突出了“公共交流持續增長的變化性和雜糅性”(19)。
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學派將“文本研究”中的符號學方法引入到媒介研究之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對電視文本的分析，其中以1970年代中期布朗斯頓（Brunsdon）和莫雷等人為核心的“媒介研究小組”所作的貢獻為最大。他們通過對英國 BBC公司的電視王牌節目《舉國上下》（Nationwide）作了重點的研究發現，該節目獨特地通過強調“日常生活”的稀奇古怪和變幻奇趣來傳遞明確濃厚的政治價值觀念，透過“稀松平常”的凡人小事而關注平民心目中的焦點問題。布朗斯頓和莫雷等人認為，該電視節目把日常生活中許多復雜的現象制作成簡單、自然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試圖為觀眾界定某種“常識”，透過這些無關乎政治的日常生活“常識”使普通觀眾了解“政客與官僚”的古怪行徑。久而久之，這些“常識”就成了觀眾品評任何新聞事件的一把標尺。“常識”的建構過程也是意識形態形成的過程。觀眾在收看類似《舉國上下》這樣的節目時，意識形態自然而然就會發揮作用。因此，媒介研究小組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標榜與政治無關的媒介節目、信息等，其實并非人們相象的那樣清白簡單，如果就此展開分析，對于解析任何政治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本主義媒體其實是一種幫助制造“輿論”和“常識”的文化機構，它往往有意無意地遮掩為某一利益集團說話的本質，而代之以傳遞“普遍利益”的面目出現(20)。
斯圖爾特.豪以葛蘭西的“霸權理論”為出發點提出了自己的編碼/解碼理論來剖析文化接受過程中的“優勢意識形態”現象。豪認為，意識形態在不斷運作過程中將人們塑造成符合優勢集團利益的意識形態主體，優勢階級則以媒介文化產品來贏得弱勢階級的認同，使后者的隸屬地位更加確立。結果，弱勢階級即普通社會大眾在優勢階級制造并傳達的意識形態改造之下，反抗的意識一天比一天淡薄。當然，意識形態和弱勢階級的社會經驗反差很大，常常會產生矛盾，以致于不可避免地產生意識形態的斗爭。媒介文化是有權者與無權者經常斗爭的場域，只不過這種斗爭并非都是有權者通過強迫手段而得以進行的。根據豪的推測，優勢社會形態的文本脈絡和觀眾的社會情景之間可能會產生某種強力，觀眾的社會情境促使他們和優勢意識形態沖突，也就是說，觀眾收看電視的行為正是他們的思想與文本意義之間相互對話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協商的過程。協商（negotiation）一詞暗含有利益、沖突需要調適的意思，與此同時，它也暗示著：在解讀電視的過程中，觀眾是主動尋找意義的創造者，而非被動的接受者。菲斯克認為，豪“編碼/解碼”理論的價值就在于，他把分析的重點從文本研究轉向了閱聽人研究。斯圖爾特.豪的這篇文章因此而成為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最具重要性的轉折點。
為了說明訊息的解讀與訊息的建構同樣復雜，豪進一步劃分出不同意識形態取向的閱讀。在他看來，閱聽人在解讀電視訊息時會建構起三種立場：主導/霸權立場（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協商立場（negotiated position）和反對立場（oppositional position）。這三種立場帶來三種取向的解讀：偏好閱讀（preferred reading）、協商閱讀（negotiated reading）和對立閱讀（oppositional reading）(21)。偏好閱讀是那些接受主導意識形態的閱聽人，他們從主導意識形態“偏好”的角度（使用主導意識形態的符碼）進行解讀。協商閱讀原則上雖然接受主導意識形態的解釋，但同時也覺得這一解釋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會經驗，于是要協商，以便找出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解釋。對立閱讀則因其社會情境與主導意識形態相悖，故采取了完全另類的解讀。豪的電視編碼/解碼理論和三種電視解讀理論開拓了伯明翰學派的一個研究傳統，即對大眾文化消費者主體——閱聽人的研究。在他的推動和啟迪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者們對特定社會語境下的閱聽人閱聽行為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莫雷和菲斯克等。莫雷是由文本研究轉向閱聽人研究的關鍵人物。他研究電視節目《舉國上下》閱聽人的目的本來是要證實豪的理論。結果,莫雷發現，閱聽人的解碼比豪的模式更加復雜。豪把階級設想為決定閱聽取向的關鍵因素，莫雷便根據閱聽人的階級、社會和職業背景，將閱聽人分為26個小組，然后讓他們觀看同一集電視節目，再分析他們各自的解碼行為。莫雷的研究表明，閱聽取向的劃分與階級類別并無對應的關系，例如銀行經理與學徒的等級雖然相去甚遠，但他們的閱聽取向卻并無二致。在莫雷看來，豪的三種閱讀分類過于簡單，實際上，閱聽范圍之廣遠非階級的分類方式所能夠概括的，因為在閱聽人和文本之間有一個比階級地位更活躍、更能動的因素，那就是“閱所人所采用的話語范圍”。閱聽人往往都使用他們隨手可得的、熟悉的話語來解碼，因此，文本意義的建構取決于“這些閱聽人帶給文本的話語，如知識、偏見和抵抗等”(22)。閱聽人帶給文本的話語總是多于文本的話語，所以，協商閱讀顯然應該取代偏好閱讀而成為大眾媒體文本主要的閱讀形式。
從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傳統中脫穎而出的約翰.菲斯克如今已是西方文化研究領域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之一。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他特別強調大眾文化消費者——閱聽人的抵抗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菲斯克相信，閱聽人完全有能力將文化產品改制成他們愿意接受的形態。菲斯克在羅蘭.巴特“文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大眾文本（popular text）“生產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主張。這種“生產性文本”是一種“大眾性的作者性文本”(popular writerly text)，它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開放的。菲斯克指出：
這種文本為大眾生產意義所用，盡管它并不情愿，但仍然讓讀者看到它預設意義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著與設定聲音不同的其它聲音，盡管它同時又力圖淹沒那些聲音。這種文本的復雜意義不是其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大眾文本內部存在的一些裂縫大到，足以使閱聽人從中產生出新的文本——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受閱聽人控制的文本。(23)
對菲斯克來說，大眾文本允許并且歡迎這種抵抗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大眾文本（如電視）是多義的、模糊的，混雜了不同的聲音，它因此是一種“活的文本”（activated text），可以透過閱聽人的挪用而生產出新的意義。菲斯克認為，在電視研究中比較具有生產力的做法，不是指出電視如何在主導性意識形態中建構主體的手段，而是了解符號泛濫如何促使閱聽人建構屬于他們自己的主體立場，以及了解電視如何允許他們生產意義，并以針對主導性的力量來制造具有代表性的抵抗策略，抑或去協商某些局部與主導性力量相關的影響(24)。在菲斯克看來，由于電視文本具有多義性和流行性，閱聽人所看到的文本意義自然就是開放的了。在《電視文化》一書中，費斯克指出，“一種文本和具有社會性的觀眾之間的妥協閱讀”(25)是電視觀眾與電視文本之間最常見的關系。電視固然有其意識形態復制的效果，但電視閱聽人也可自行從文本中尋找意義，并從中得到愉悅。電視之所以能如此“流行”，或許正是因為電視能讓不同觀眾尋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內容。現代社會中的電視觀眾再也不是無頭腦、無個性的被動消費者，而是有靈魂、有個性的主體，他們可以能動地運用電視文化產品來交流、創造他們需要的意義。一方面，他們受意識形態的控制，接受意識形態的塑造，但另一方面，他們的閱讀行為卻又隱藏著反抗的因子。
三、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意義
必須指出的是，伯明翰學派自成立以來，其間經歷過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喬治·勞倫（George Lorain）在90年代取代約翰遜成為該學派的第四任負責人以后，在校方的壓力下，伯明翰學派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一度被要求并入傳統的英語系科。經過一番談判，“文化研究”的名稱和獨立性雖被保留了下來，但卻不得不開設許多本科課程，由單純的研究中心演變成傳統教育體制下的“文化研究系”。該系的成立，實際上已經標志完整意義上的伯明翰學派的終結。過去的研究學者們大都呈星散之感，各自為陣。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卻能形成一股特色獨具的“英國潮”，并加入到至今遍及歐美乃至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熱潮之中。
毋容置疑，現如今，伯明翰學派發起的文化研究已經作為一個準學科和跨學科的理論話語對當代西方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傳統的文學研究和理論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新的啟示。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把文學從高雅的圣殿中解放了出來，使其直接面對大眾，模糊甚至消解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間的人為界限，實現了跨學科的新型的學術研究轉型，形成了關于媒介文化、性別文化、女性文化、青年亞文化、地域文化、種族文化、影視文化、消費文化等多學科的研究領地。在這種新的研究領地里，從這些新的問題中，人們建立了自我認識方式的框架，了解了人們每日生活的建構情形，借此來改善人們的生活觀、審美觀和價值觀，進而改寫著人類文化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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