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切腹構造中的日本人(下)

論述日本人的切腹，不能不提的是日本人至今還津津樂道并被濃縮成歷史經典和人生教義、并改變成歌舞伎出演了幾百年的《忠臣藏》——說的是發生在1702年前后47名義士集體切腹自殺的真人真事，史稱“赤穗復仇事件”。

當時有赤穗藩（現屬兵庫縣）領主叫淺野內匠頭，奉幕府之命擔任接待上司的差使。擔任這差使的人，須向幕府高官吉良上野請示有關接待細節。而淺野為人耿直，請示時竟只送薄禮，于是吉良不悅并處處與他為難，還當眾羞辱他。淺野實在忍無可忍，欲拔劍殺了他。但為周圍同僚所阻，只在吉良的額上劃了一道傷痕。事發之后，幕府以淺野在殿上行兇為名，勒令其切腹自殺，淺野不得不遵命。他死后，其手下的三百多名武士便成了浪人。淺野有一位忠實的家臣叫大石，決心為主子雪恥。

他從浪人中挑選47名對主子最忠誠者，以血為誓。他們整日佯裝成酒鬼，以慢敵心。但吉良方面亦慮及赤穗浪士可能前來報復，所以也日夜防范，不得有慢。但還是在一個大雪之夜（1701年12月14日），浪人們潛入吉良野的府宅殺了他，并把他的頭顱和染過血的刀供奉在淺野的墓前。47義士殺死吉良為主報仇，雖符合忠義之道，但終為幕府所不容，遂令47人一律切腹自殺以賜體面一死。47義士也不抗爭、不逃逸，集體來到淺野的墓地，歸順地遵令切開各自的腹部。

冷靜地想想，這是何等地浪費生命的事啊！這是何等地不明之舉啊！但多少年來，日本人一直喜愛這個故事，尊崇這47義士。這又暗含了多少心緒于其中呢？

在日本人看來，47義士切腹之死固然有其為忠誠、為責任、為義氣豪邁去死的一面，但是不是還有一種美，一種儀式，一種裝飾和生的完成、死的化妝呢？既然47義士能轟轟烈烈地不怕死地去報仇，那當然也能轟轟烈烈地不怕死地去死。生命之美不但在其生，更在乎其像櫻花般的轟轟烈烈地凋零。這是不是就是《忠臣藏》故事的精神內涵和價值所在呢？要不然在多少年前的小學五年級語文課本里，為什么還收錄了這則故事呢？要不然日本人調動一切藝術樣式來表現這一歷史事件呢?要不然成千上萬的日本人，為什么還要來到泉岳寺墓地，人們留下來的名片，致使墓地周圍一片雪白呢？要不然，日本人還在12月14日這天模仿47義士的最后晚餐，一家團聚在一起吃蕎麥面呢？這僅僅是宣揚愚忠宣揚復仇叫人們舍棄青春，踐踏生命去死嗎？顯然又不是。看來，日本人還是想在國民中宣揚和滲透這么一種生死觀：人，都可以美麗地去死。生的美學是在對死的美學領悟之后。應該說，這對后世的日本人的生死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日本人的切腹自殺所要表明的就是：人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死亡之外，除了亂箭射死亂槍打死或突發天災人禍的非正常死亡之外，還有這么一種樣式化和藝術化的壯絕死。通常，切腹的場所，或在花前，或在樹下，或在河邊，遠眺群山，近擁庭院，寂靜肅穆。而切腹者一般身束全身雪白的死裝，解下束發正襟危座，敞開腹部。在切腹之前，當事人都要寫一些“辭世之句”，可以是和歌，可以是俳句，以表臨死之際也不亂寸心，更不亂情性人格。如上面所述的淺野內匠頭，在切腹之前就寫下了優雅的詩句：風吹落了盛開的櫻花/但自然之美依舊存在。然后舉刀切腹。介錯人再飛刀砍進頭顱，頓時血涌如潮，命歸黃泉。優雅與殘酷，在這一瞬間所顯現出的如此強烈的反差之美，足給人以震撼之力和永志不忘性。

切腹的這種循“禮”之死所帶來的壯絕之美，正好迎合了日本人特別是日本武將以死時來討個說法、不枉一世清名的心理。因此他們的切腹自殺率相當高。如多少年前看描述二次大戰末期日美軍決死一戰的錄像片《沖繩決戰》。空前激烈的戰斗打到后來，日軍是整團整師地陣亡，但他們就是寧死不降。一些海軍和陸軍的高官們，趁激戰的空隙，在櫻花樹下鋪上毛布，盤腿而座，解開軍服，露出白衣，橫刀而刺。周圍站著的士兵看著自己的長官含笑地倒在血泊中。一股莫名的沖動，使他們也紛紛效法，切腹而死。等美軍沖上來，上百名日軍已經死亡。每個人的腹部都被拉開，血流成河。這是沖繩決戰中最悲烈、最壯觀的一幕。這里，暴力崇拜也好，自虐也好，但其表現出來的悲壯之美，其震撼力不可小視。荷蘭學者布魯瑪把日本人的這一行為稱為“藝術化的自我虐待”。

日本人這種寧可“玉碎”的集體的“藝術化的自我虐待”，使得美國人都不明白：戰到這個地步，就軍人的立場而言，已雖敗猶榮了，投降可保全性命，為何不降？美國政府和國防部曾經為此很認真地召集學者研究日軍切腹不降的心理以及日本民族的國民性。這些研究后來也就變成了《菊與刀》等名著，留傳了下來。

不但日本武將如此，日本文人也有以切腹為美的。如創立茶道的文化名人千利休，在70歲那年，就以切腹結束了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這位把普通的喝茶提升為一種有審美價值（“空寂”）的神圣儀式的文人，也以切腹的神圣儀式了斷了自己。雖然是被豐臣秀吉賜死的（被賜死原因有好幾個版本，不過侍君如侍虎可能是正解），但在切腹前，千利休安然坐于茶室里，以平常心，閉目靜聽沸水之聲，發出最后的辭世詩：白日青天怒雷走。聽著茶壺里燒沸的水聲，利休坐在草席上。為了便于切腹，調整了坐姿，并對介錯人說：還請稍等一下。沒了力氣，我會舉手的。說完，便用短刀刺向腹部。第一回沒有插到深部，便拔出短刀，再次刺向同一部位。這回切開了腹部，取出內臟，自在地掛在茶壺的鉤子上，再回坐在榻榻米上。這一瞬間，介錯人揮刀砍下了首級。四十多歲時嫁給利休的妻子宗恩，有“戀妻”之稱，是她守望著最后時刻的利休，并跨過利休的“血海”，用絲綢白小袖，無言地覆蓋自己的丈夫，一具沒有頭顱的遺骸。

（“赤穗義士祭”真實再現了當年赤穗浪士的情形。）

【從切腹中繁衍出兩種文化內涵】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如同烏江自刎的項羽，如同投身汨羅江的屈原，英雄的自殺行為常常是壯烈的、悲愴的、美麗的、也是令人懷念的。切腹自從有了這樣美麗的效應以后，日本的政治家就巧妙地利用它并將其政治化，將其作為上司對下屬懲罰的“刑罰”，倒也堪稱大和民族“智慧”的一絕。這一做法開創于德川幕府時代。

老奸巨滑的德川家康等人，大概覺得如此受人崇敬的切腹儀式，用來叫有榮譽感的武士去死，是最有效而抗拒最小的方法。因為名譽的最高形式就是切腹。因此切腹也是屬于有面子之死。上司能給你體面的死（賜死），作為下屬的還能說什么呢？哪怕心里不服，但基于上司還能給面子，便也毅然絕然了。

如“赤穗復仇事件”中的47義士就有被上司的權謀暗算的嫌疑。如果不讓47義士自殺而是用行刑隊加以殺害，其結局將會如何？47義士是否會乖乖受命？是否會拼死一搏？而如今給他們一個體面的死，尊嚴的死，照樣也能起到處罰的作用，何不為之呢？幕府官僚們就這樣輕巧地將對死當哭轉換成了對死當歌。這樣，切腹又成了一種宮廷權術，一種整人的計謀。這種政治的骯臟性和政治人物的用心險惡性，在日本每一時代的切腹自殺中是顯而易見的。對此，日本人從儀式化的切腹中繁衍出了兩種文化精神內涵：即壯絕美和權謀術。這兩種內涵經巧妙的結合，“以死謝罪”的觀念和意識便噴薄而出了。

以死來謝什么“罪”呢？謝自己無能為力的“罪”？謝自己困惑不已的“罪”？謝自己沒有把公司經營好，應該向員工負責的“罪”？如此等等。這些“罪”從非日本文化圈來看，根本就不是“罪”，而日本人則實實在在地視這些是“罪”。因此，日本多自殺，特別是多名人多責任者自殺就成了一道“風景線”。

問題在于再不管怎么說，自殺總不是人人想為的事。青春不再，生命不復。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哪怕武士精神與理念再強的日本人，他們也并不是想象中的視個體生命為草芥的人。早在《徒然草》中就有“存命之喜，焉能不日日況味之”的生命警言。那么，問題的邏輯是：你要免于以死謝罪的自殺，你就必須認真負責地一絲不茍地干每一件事情。這樣，就引出了認真和負責的概念。被視為世界上最認真的日本民族，其認真精神的由來竟與動輒切腹自殺有關。看似不可思議，其實在邏輯上能說通：一個人若每天想到如果失敗如果失策就會去死，那么做事怎會馬虎，怎能不負責任？當然，中國古訓有“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之說，事情做壞了大可重新來過，何必自殺？但這不是日本人的想法。為了一次幾次的失敗與失策就死，是否值得？這不是思考的重點。重點在于，因為失敗失策就必須切腹，所以很多事情就成功了。日本人不是喜歡輕生，而是視責任重于生命。知恥近乎勇。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十分有趣的文化課題。

但是問題仍然有另外一面。由于日本人近乎宗教信仰般的過分強調并刻意追求切腹樣式的“瞬間美”，于是在善惡，是非，好壞等判斷上，陷入了價值虛無的怪圈：這人哪怕是壞人，但只要死的具有悲壯美的效應，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諒解。如果他是冷靜地按照禮儀完成切腹，他仍然被當作英雄來崇拜。于是在日本的歷史上，很少有壞人出現，很少有民族敗類的說法。如47義士的復仇事件，如從今天的法律角度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為是47義士犯罪在先（為主子報仇，他們合謀共篡，取了吉良的首級）。但是事后由于47義士死得壯絕，在民眾的心中就成了世代傳詠的英雄。這種以審美標準而不以倫理標準來判斷善惡，是日本人思維的一大特點。由于沒有絕對的善惡觀念，所以也就沒有道德負擔，沒有精神痛苦。前一天還在向敵人進行自殺性攻擊，第二天就舉著鮮花迎接敵人占領本土。這種“擁抱失敗”的做法在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民族干得出來，而日本人就能做得那么自在。因為他們是從美意識出發來審視問題的。因此在日本這個國度里是沒有賣國賊、叛徒，更沒有侵略者的說法。如在橫須賀市的久里濱公園里，就有打開日本門戶的美國人佩里的塑像。日本人每年還要在塑像前載歌載舞。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

【切腹與恥感與義理】

切腹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文化，與切腹這個行為本身所涉及到的恥感文化、義理文化、世間文化等有著割不斷的聯系有關。恥感文化的極致，義理文化的極致，世間文化的極致，是不是就是切腹文化堂堂登場的主要原因？

相對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恥感文化。這是個老話題了。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這里，老話題新論的是，因為是罪感文化，所以調律西方人生死的是罪。因為是恥感文化，調律日本人生死的是恥。西方人以神為指向，一切看神的眼色行事。日本人以他人為指向，一切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西方人向唯一不二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絕對的價值。日本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間起誓，因而具有相對的價值。絕對的價值導致絕對的信仰，相對的價值導致相對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趨于相對，義理和恥辱也就處于以他人為視界的相對性中。所以在“義理”的卵翼下，潛藏著各種詭辯、借口和偽善。

而日本人一旦受到了恥辱，受到了來自義理方面的挑戰，唯一能做出反應的就是報復。這個報復對象當然主要來自于挑戰義理，恥辱對方的他者。但同時這個報復對象也可以轉向自己。也就是說，當這個報復對象不易被報復，或者當這個報復對象逃過了數次的報復機會，那么，日本人就會將這個機會留給自己。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結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決問題的最后法寶。而且，將自己結束得越痛苦，越禮儀，報復得力量也就越大，同時也就將對方殺死在觀念之中。

比如在切腹中掏出肚腸，就表示一種“無念”和“遺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后代會記住這個“無念”和“遺恨”，并有實施報復的責任和義務。而對切腹者的對立面來說，“無念”和“遺恨”將化為怨靈作崇。也就是說，切腹者的對立面將一輩子活在恐懼中。這樣來看，沒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現這種報復了。因為是在報復對方，所以，切腹者極端的冷靜與態度上的沉重就不是一種做作了，不是在演戲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種可以用來抵罪、洗恥、悔過、贖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罰。

報復，在日本語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這“仇討”與日本人的“初夢”（過新年做的第一個夢）有關，倒是令人驚訝的。在日本過新年做夢，被認為最好，最吉利的夢是什么？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鷹，第三是茄子。而這三大初夢的解釋與日本歷史上三大復仇事件有關。這三大復仇就是曾我兄弟復仇事件，元祿赤穗復仇事件，伊賀越復仇事件。

第一個富士山，講鐮倉時期曾我兄弟終于實現了等待已久的復仇愿望，在源賴朝富士狩獵的時候，替父報仇殺了工藤祐經。歌舞伎就將它作為題材，每年要在日本要上演一個月。 第二個鷹，講47赤穗浪士為主君淺野匠頭復仇，殺了吉良上野介。鷹則是忠臣藏淺野匠頭的家紋。第三個茄子，講江戶時代的伊賀國上野越，渡邊數馬為了替弟弟報仇，借助荒木又右衛門的力量，殺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則是渡邊數馬的家紋。過年的初夢就不忘復仇，而復仇的結果一般就是切腹。這樣，初夢—復仇—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行為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當名譽的義理受到威脅時，就把攻擊轉向自己，這種傾向在日本并沒有減弱。也就是說，不去殺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當日本人感到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感到他們需要用“晨浴”洗刷污穢的時候，他們越來越多地趨向毀滅自己而不是他人。日本人說，就是殺人兇手，我也可根據事由給予原諒。但對于嘲笑，就毫無加以原諒的余地。對嘲笑，誹謗唯一可行的反應就是報復。新渡戶稻造早在1910年撰寫著作說，在復仇中有某種滿足我們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復仇觀念同我們的數學技能一樣嚴密，在方程式的兩邊都求出之前，我們不能擺脫一種沒有什么余下未做的感覺。

還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日本有一位畫家叫牧野吉夫，有一天他去拜訪他最為信任的傳教士，說想去美國。而那位傳教士則大叫：什么，你也想去美國。這位畫家感到受到了某大的嘲笑。沒說一聲再見，回頭就走了。事后這位畫家寫文章說：請讓我給兩個詞作出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他人的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靈魂與心靈的人。靈魂與心靈比肉體珍貴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惡的罪行。

義理可以是意味著家臣對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誠，但同時也可以意味著當家臣感到被主君侮辱時，突然對主君產生極度的憎恨。這就是所謂的“受辱人的謀反”。有一個德川第一代將軍的傳說故事。德川家康家臣中的一人，聽說家康曾經罵他是“一個將被刺在喉嚨的魚刺鯁死的家伙”。這也就是說不得好死。這當然是個嘲笑是侮辱。這個家臣忍無可忍，發誓不忘這個恥辱。當時正值家康新定江戶為首都，敵人尚未徹底肅清。這個家臣向敵方的諸侯表示，愿意從內部放火燒毀江戶。這樣他就可以盡到“義理”，實現對家康的報復。所以義理并非僅僅限于忠誠，在某種場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挨打人的反叛與受辱人的反叛，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剩下的就是選擇方式的問題】

切腹作為一種自殺手段和形式，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已經不會成為主流了。全面的退出歷史舞臺也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但支撐切腹文化的恥感和義理，以及“當頭喝棒”、“身心脫落”的禪學思想，還是深入到了日本人的骨髓中。這正如日本核物理學家石田英一郎說過：“民族性一旦形成，它的變化就像核性格一樣，需要幾萬年的時間。”

現代日本人對自己采取最極端的行為還是自殺。他們的信條是，自殺若以適當的方法進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就能洗刷遭到的侮辱，恢復名譽。新年那天無力還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件引咎自殺的官員，以雙雙自殺來了結無望的戀愛者，受到上司侮辱的公司社員，受到欺辱的少年或考試不及格的少女等，他們都將最后的“暴力”施向自己。

死是無從逃脫的。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怎么死。這是選擇的方式問題。所以切腹雖然已成過去式，但其切腹的構造仍然存在，自殺遺風在這個島國仍然十分強勁。每年超過3萬人的自殺，這個比率按人均換算的話，絕對屬于高自殺率國家。當然現代日本人多采用跳軌、跳樓、跳水，或者上吊等自害方法。尤其是跳軌（日本自殺者都樂于選擇），那跳下的瞬間和列車撞擊的瞬間，其殘酷，其血腥，其破碎的場面，更甚于切腹。因此可以說它是現代版的切腹。而站臺上等車的日本人“看客”，他們的神情是麻木的，目光是茫然的。他們絲毫不為場景的血腥而震撼而激動。這是為什么？原因有二。

一個是他們也是活在這個“切腹構造”中的一員，看怪不怪了。一個是他們或許就是下一個跳下去的后備軍。想象自己或許也有這么一天，有什么可震撼可激動的呢？還不如微笑地交出靈魂吧。在考試的當天，日本高中生在一起會這樣對話：

“昨天很早就睡了。”

“昨天玩網絡游戲太多了。”

“昨天看電視劇了嗎？很有趣。”

顯然，這是在為考試失敗打伏筆。也就是說萬一考試成績不好，不是我的腦筋不好用，而是有各種原因導致沒有好好復習。尋找理由，體面自己。不要在熟人面前暴恥，更不要在熟人面前放棄義理。可見，切腹文化在日本的滲透和擴展是多么可怕。一般市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進行鍛煉，但也確實吸收了這種精神。什么精神呢？

當榮譽喪失，唯有死才能解放。

死亡能從恥辱中得到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