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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浴血山河醉，一聲清呂天地中……
——題記
終于，我們聽到——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回音……
那是辛亥秋生死保路（注）的第一滴血
擊發工程營強攻楚望臺的炮聲……
那是3000年不屈兒女
喋血臺兒莊、南瓜店、石牌、野人山、湘西、松山、新墻河的彈雨槍林……
那是《共同綱領》的締造者們
在巍峨城樓的第一聲帶血的呼喚……
那是最幽暗的長街
在熱血冷卻后——滿目硝煙的黎明……
百年凝血
百年期許
百年憂患
百年抗爭……
………………
………………
………………
………………
——終于，我們聽到——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回音……
注：指導致滿清王朝覆滅的四川（湖北、湖南、廣東）保路運動風潮。
“路”——指“川漢鐵路”（成都-重慶-萬州-宜昌-武昌；即現今成渝-渝武鐵路）、“粵漢鐵路”（武昌-廣州；即現今京廣鐵路南段）——原系民營股份制鐵路。
清政府1911年宣布——將民營川漢鐵路及粵漢鐵路——“收歸國有”。
激起川、鄂、湘、粵士紳民眾——成立“保路同志會”抗爭——尤以四川民眾反抗最烈。
四川總督趙爾豐下令開槍鎮壓——在成都總督衙門前
——槍殺上訪請愿的“保路同志會”士紳民眾數百人。
“保路同志會”在趙爾豐封鎖電信的情況下，利用都江堰四通八達的水路——用木牌寫上：“川督趙逆屠城，請速救援”再抹桐油放入河道飄下
——下游民眾閱后，再放入水中，讓更多民眾知悉——“水電報”傳遍全川！
四川民眾-“袍哥”（“哥老會”）舉槍成立數十萬“保路同志軍”圍攻成都。
——吳玉章（辛亥-中共元老）、喻培倫——率先領軍宣告“榮縣獨立”——四川各地響應。
清政府急調端方（駐武昌）新軍第八鎮（師）入川，鎮壓保路運動。
新軍第21混成協（旅）工程營之革命黨人“文學社”-“共進會”發動起義——是為“武昌首義”。
湖南當即宣告獨立——全國各省紛紛獨立——響應武昌。
重慶新軍首領張培爵、夏之時，成立重慶蜀軍政府。
劊子手趙爾豐——被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尹昌衡下令處決——斬首示眾。
端方率軍至四川內江——被起義士兵槍殺。
滿清王朝統治——至此結局。
成都人民公園——至今猶存“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
重慶臨江門市政協禮堂門外——立有“張烈士培爵紀念碑”……
成都：人民公園內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建于1913年。
保路運動：
1911年，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擬“引進外資”加速建設，并決定對“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先查賬（因傳公司高層挪用資金在上海炒股虧損），再處理股東的股金。
此辦法遭到四川方面的強烈反對，繼而引發“保路運動”。郵傳大臣盛宣懷等被指“賣國”。
四川總督趙爾豐面對民眾請愿游行與罷市，逮捕了“保路同志會”領袖，武力鎮壓請愿民眾造成死傷，四川各地武裝反抗聲勢愈大。
清政府不得不調湖北新軍進川維持局勢，致使武昌軍力大減。
10月10日，“文學社”、“共進會”組織的武昌新軍起義爆發，各地紛紛宣布“獨立”，此即“辛亥革命”。
滿清重臣袁世凱奉命討伐革命軍，卻與對方私下議和，并逼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宣布退位，清朝滅亡。
孫中山曾評價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
當年修建川漢鐵路（成都經重慶、萬縣、宜昌到武漢，總工程師是詹天佑），資金和技術都大有問題。
特別是其中萬縣到宜昌段的三峽地段——修建更是難度極大。
“保路運動”之后一個世紀中，該鐵路的修建方案由不同政權的專業技術人員經手，至少修改了二十余次。
直到2010年，宜（昌）萬（縣）鐵路才終于建成通車。
川漢鐵路公司創辦于1904年1月，1907年轉為商辦。
它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為全川士紳和田主廣泛參與的公司。
至1910年止，實收股本高達一千一百九十八萬三千兩。（宓汝成編：《中華民國鐵路史資料》第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漢鐵路公司，本身就是新舊社會遞嬗中產生的怪物。
這個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總督錫良倡議創辦，最初是官辦公司；1907年轉為商辦。
1908年聘請詹天佑為宜昌至萬縣段總工程師，但當時他無暇兼顧，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動工程在這一年年末正式開工。從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級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兩個嚴重后果：
一是貪污、浪費、賬目不清非常嚴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諮議局整理川漢鐵路公司案”的報告指出：“其開支每多浮濫，即以昨年之報告而論，各局所開銷至于五十余萬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報，輾轉侵蝕中飽，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開征起至1910年止）應有1200余萬兩。而實收僅900余萬兩，足見其弊端之大。”（《川漢鐵路籌建經過》，《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第14頁，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現錢莊倒閉潮，川漢鐵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資金350萬兩，虧損285萬余兩。據兩江總督和郵傳部調查，其中大量是經手人詐騙和侵蝕，當時揭露有確鑿證據的已達110萬兩。
二是工程進展極端緩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開工以前，一寸鐵路都沒有修成。“到辛亥革命為止，已建成通車的運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橋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車的鐵路有八十余里”。（曾紹敏：《漫話四川保路運動》第7頁，巴蜀書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則交白卷。
四川鐵路公司的混亂，朝野早已議論紛紛，民怨沸騰，整頓勢在必行。
上策是監督公司自行整頓。應該在政府和議會（四川諮議局）監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徹底清算賬目，保存資產；然后從實際出發，定出整改和重組辦法。
可是，清政府不遵循當時的《公司律》和市場經濟的正常辦法，愚蠢地下令“收歸國有”，而補償辦法不容股東置喙，反而讓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據參與者的記錄，四川股民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他們要求通過法治和憲政來保護自己的財產。
而統治者卻把經濟權利的要求說成是政治問題。
從5月9日“干線國有”的上諭發表，到9月7日發展至血染成都。雙方兵戎相見，整整四個月，有多次挽回機會，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員斷送掉了。
第一次糾錯機會，出現在“上諭”下達后的頭一個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對干線國有的函電紛至沓來，這是一場法治、民主與專制的博弈。
其中最為精辟的是四川諮議局呈請四川總督轉報朝廷的呈文：
“諭旨收回干路，而川漢并非郵傳部從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單）……乃部咨一并牽連收回，似尤未為允協。……取消商路，事系剝奪人民既得之權利，俱應由資政院議決。四川川漢鐵路關系本省權利，存廢應由本省諮議局議決。”（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三冊，第1269頁。）
違反原有規定和民主程序，這樣的“圣旨”，顯然錯了。
5月20日，批準在借外債的合同上簽字的上諭公布后，諮議局聯合會上奏章指出：
“立憲各國慎舉國債，必經國會之議決。先朝欽定資政院章程，亦以議決公債之職權，畀諸資政院。不經資政院議決之國債，遵先朝之法律，原應歸于無效。”（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冊第341頁。）
沒有經過資政院討論，借債筑路，又是違法的！
成都各團體和川漢鐵路公司的呈文則說：
“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既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致釀成外有之慘禍。……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請旨飭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致激亂人心，別生枝節。”（同上，第345、349頁。）
依法維護自己的財產權，何錯之有？
官辦鐵路是不是好呢？諮議局聯合會的奏章指出：
“中國幅員之廣，鐵路何以必須國有？國有鐵路，何以擯斥民款，而純借外債以收回之？”“以外債造鐵路，亦必以鐵路受外債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無所出，將何法以治之？官辦鐵路，夙稱弊藪。京奉鐵路，每里三萬余兩；滬寧鐵路，每里五萬余兩；津浦鐵路，尚不止此。以有窮之借款，供無窮之揮霍，將何術以弭之？”（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冊第342～343頁。）
四川諮議局的呈文也說：靡費侵蝕等弊端，“即官辦又何嘗不然？而延誤之咎，尤必不盡在商辦。即如宜昌購地，請督辦大臣一紙告示，經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舉之人。凡此口實，豈能一歸國有，即保其凈絕根株？”（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三冊，第1268頁。）
這些都是非常理性請求依法辦事的奏章。
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響應，公布有關信息，與民眾代表誠懇對話，矛盾的化解并非難事。
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設身處地為穩定社會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議——都沒有打動執政者。
就在這個時候，資政院議員也要求召開臨時會議審議有關事項。
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機關，民主、法治的康莊大道擺在眼前。
可是，在朝廷眼中，這些事：“雖屬重要，尚非緊急，自可于開常年會時從容詳議。”（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冊第344頁。）
按規定，資政院的常會在每年九月（新歷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開——那時革命烽火已遍域中。
機遇早已在云中飄逝！
第二階段是8月24日開始的罷市、罷課、罷工、罷耕——四川人以現代社會司空見慣的和平示威方式，保護自己的權利了；
最高當局依然無動于衷，采取強硬措施壓制。
戊戌變法后，全國各地，民間團體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民間的老社團——同鄉、宗親、同業和各種慈善組織也生機勃發。
6月17日，川漢股東走在粵漢等地同業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會”。背后支持這個組織的是四川諮議局的領導人。
這次四罷，是清政府強行接收川漢鐵路公司的財產觸發的。
兩個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過去了。
清政府不但沒有順從民意，改弦易轍，反而在8月8日，郵傳部任命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李稷勛為國家鐵路駐宜昌總理，繼續用川漢鐵路公司的資產修筑鐵路。實質是強行接收這個公司的資產，立即變為國有。
股東們非常激憤，開會做出決定，撤銷李稷勛駐宜昌總理的職務。
清政府變本加厲，用皇帝的名義欽派李稷勛為國家鐵路駐宜昌總理。
股東們忍無可忍，通過決議，即日起開始四罷（罷市、罷課、罷工、罷耕）。
這些示威活動有幾個特點：
1.和平，守法。成都街頭搭了許多牌樓，上面供奉“光緒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書以光緒皇帝名義下達的圣旨中的兩句話：“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家家戶戶門首也貼上有同樣字句的黃紙；市民朝夕焚香禱祝。
2.同抗繳租稅相結合，卡住錢袋子，抓到了專制統治當局的命脈。
9月1日，川漢鐵路股東會議發出不納糧稅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實行不納正稅，不納捐輸。”“布告全國，聲明以后不擔任外債分厘。”（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三冊，第1286頁。）
3.與粵、湘、鄂等地的抗議活動互相呼應，成為全國性大規模的示威。
不過，人民走進現代社會了，統治者還滯留在中世紀。他們應對的措施是：
1.切斷信息流通。嚴禁報刊登載這類消息，禁止電信局發送有關電報。
2.堅決拒絕民間和地方官員維持商辦的請求。
在罷市和罷交捐稅浪潮威脅下，四川總督趙爾豐于9月2日給內閣協理大臣那桐（副總理）發出電報，坦陳當前局勢。他說：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準商辦，即實行停納錢糧、雜捐，以為對待。他不具論，即兵餉立竭，勢將嘩潰，全省坐以自斃。”
“自立憲之說鼓吹，人人有自由觀念；自留東學生歸來，多半狂悖言論。今藉口路亡國亡，浸潤灌輸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憤，矢志決心。……川省有變，湘、鄂亦必繼踵而起”。“總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如不準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能臆計。至全國受其牽動，尤為爾豐所（不）敢任咎。”（《革命開國文獻》第一輯史料三第1554～1555頁，國史館印行，1996年臺北縣新店市。）
話說得非常尖銳，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
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個大字，束之高閣，置之不理。化解危機的機會又一次喪失。
第三，不能冷靜對待少數人的極端意見，抓人、殺人，導致全面的武裝起義。
民眾認識不可能劃一，在群眾運動高潮中必然出現一些激烈意見。四川保路運動中同樣有這樣的情況。
9月5日，有人在川漢鐵路股東大會的入口處，派發傳單：《川人自保之商榷書》。這份傳單號召“保護官長”、“維持治安”和“一律開市、開課、開工”的同時，提出由各州縣議事會集議，責成城市自治機構——城區的董事會代收租稅；“晝夜加工，制造槍炮”；“練國民軍”；“邊險地方建筑炮臺”和發展“實業及教育”等主張。（同上，第1557～1559頁。）
趙爾豐看到后勃然大怒，認為這是一份宣布四川獨立的宣言，保路運動是“陰圖革命”！（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冊第369頁。）
這樣的過度解讀，加上他聽信保路會“定謀于本月十六日聚眾起事，先燒督署，旋即戕官，宣布獨立”（《革命開國文獻》第一輯史料三第1564頁。）的謠言，導致一場血染街頭的大慘劇。
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以“開會”為名，誘騙保路同志會和四川諮議局的領導人到總督府，立即“手縛繩，刃指胸”把他們一一逮捕。
成都市民聞訊后，“各街民眾來乞釋者，由午而暮、而午夜，雖槍斃三十二人，不稍退卻（督院內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冊第335～336頁。）
這些市民是頭頂光緒皇帝的牌位，手無寸鐵，向四川總督趙爾豐請求釋放代表的。
這樣的和平請愿——竟不能見容于兇殘成性的趙爾豐——居然下令開槍，讓鮮血染紅了督署和成都街頭。
當天，趙爾豐致電內閣，竟然把事情說成是匪徒數千放火和進攻督署，他“飭令兵隊開槍抵拒，傷斃前鋒十數人”。
清政府于第二天回電：
“該署督前奏川人抗糧抗捐等情，已屬目無法紀；茲復倡言自保，意在獨立，尤屬罪無可逭。著趙爾豐迅速查拏。如得有狂悖不法確據，實系形同叛逆，無論是否職官，即將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脅從，毋任蔓延為患。”（《宣統政紀》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頁。）
2000萬四川人忍無可忍，拿起刀槍反抗了；
以會黨——袍哥為骨干組成“同志軍”，到處擺開戰場。榮縣獨立。
一個月后，武昌起義；
11月22日，重慶宣布獨立，成立蜀軍軍政府；
11月27日，四川大漢軍政府成立；四川人為埋葬大清帝國建立了豐功偉績。
歷時四個多月的博弈，歷史給了清政府多次回歸法治、和平解決的機遇。
只知統治人民的專制統治者，毫無自省精神，終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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