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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傅雷，是聽人說，看外國小說一定要看傅雷翻譯的版本，因為他治學嚴謹，學識淵博，小說譯文更貼近原著精神。
他在給兒子傅聰的信中曾說：“你那股理想主義的熱情實可驚，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來心如死水，只有對自己的工作還是一個勁兒死干，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并未稍減，只是常有一種‘廢人而返’，‘悵然若失’的心情，也許是中國人氣質太重，尤其是所謂‘灑脫’與‘超然物外’的消極精神影響了我。”說這番話時，是1963年，這一年中蘇公開論戰，馬丁·路德·金組織了爭取黑人工作機會和自由權的華盛頓游行，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接茬總統。世界繁華驚險，鼓動老少參與，而此時傅雷也不過55歲，心情和幾年前卻天差地別。
為何傅雷有了耄耋老人的失落呢？除了他過度的勞作，身體早衰外，大概還和他童年的經歷不無關系。
傅雷早年喪父，由寡母養大，母親對他教育極其嚴格，這種教育方式，為傅雷的博學奠定了基礎。正如他自己所說：“人沒有苦悶，沒有矛盾，就不會進步。”苦悶和矛盾一定要正確化解，變成求知欲，看問題的視角要多變，對一切定論皆懷疑，事物總有對立面，不能一味浸淫苦悶，萎靡不振，自卑自溺。傅雷堅韌，沉靜，卻也有些孤僻，母親了解自己的兒子，親自為他選了一個性情溫和的妻子——朱梅馥，并在她14歲時與傅雷定下婚約。
朱梅馥生于1913年2月20日，上海南匯縣城，原名朱梅福，緣于出生之時正是陰歷元月十五，臘梅盛開。父親朱鴻，清朝秀才，后來教書為業，母親楊秀全，有三兄一姐。
四歲時，父親蒙冤入獄，母親為其父洗刷冤屈，無暇照顧幼小的女兒，致使她的兩個弟弟與一個妹妹死去。這種經歷讓她很早就體味到生活的艱辛，養成了溫柔賢淑的性格，善良的她，別人有求必助，她的圓融正好把傅雷的嚴肅消融了，她成了傅雷和同樣急躁的傅聰之間的橋梁。
1953年，父子兩人因為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哪一首最重要的問題，爭論不休，此時年輕氣盛的傅聰，并沒有太多樂理知識，在音樂上的體悟大多使用的是直覺，根據自己的音樂感受，他不同意父親認為《“克勒策”奏鳴曲》最為重要，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傅雷大罵兒子：“你才看了多少書？”傅聰因此離家出走，到父親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陳伯庚家住了近一個月，朱梅馥在兩父子間說合，此時又有一親戚去世，讓傅雷覺得人生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認真，感慨萬千，最后接傅聰回家。像這樣的家庭瑣事，還有很多，傅聰后來回憶說：“父親教子極嚴，有時幾乎不近人情，母親也因此在精神上受折磨。”直到傅聰到波蘭留學，傅雷回憶從前對傅聰的種種，像噩夢一般。此后轉變了教育傅聰的方式，兩人不僅是父子，更像是學術上的契友。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寫信，怕你煩，也就罷了。可是沒有一天不想著你，每天清晨六七點就醒了，翻來覆去地睡不著，也說不出為了什么。真的，你那次在家一個半月，是我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這幸福不知應當向誰感謝。我高興的是我多了一個朋友，兒子變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這種幸福相比的？盡管將來你我之間離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溫暖的、不孤獨的。我從你身上得到的教訓恐怕不比你從我這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來，你不知使我對人生多生了幾許深刻的體驗，我從與你相處的過程中學得了忍耐，學到了說話的技巧，學到了把感情升華……”可見做父母的也在不斷學習。
傅雷對傅聰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任何藝術都有其含蓄的一面，需要領悟，而每個階段的領悟又有不同，這就是藝術的魅力。
朱梅馥初中就讀于上海教會學校稗文女校，高中進入另一所教會學校晏摩氏女校，曾學過鋼琴，由于念的是教會學校，也懂英文，在漫長的歲月里，她不僅照顧傅雷的生活，生兒育女，還要負責翻譯手稿和信件的謄寫。
1932年，她與傅雷在上海結婚。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座東方小巴黎，在這個迷醉的仿佛都不曾存在的年代，像是上帝眨眼的瞬間，是個真正用來做夢的年代。周璇，孟小冬，蝴蝶，林徽因……她們炫目的名號，留下的印記，讓百年后的我們如數家珍。那些當年恪守本分，最為家常的女子，反而讓今人感嘆遙不可及，頓生膈膜，成為博物館里的標本，她們像一出水彩畫，用平淡畫出了天幕，成為時代的背景。
也許正是因為朱梅馥的平凡，對于這段婚姻，傅雷曾說：“我二十歲出國，已經和她訂婚，但出國的四年中，對她的看法三番四次改變，動搖的很厲害。”事實上，傅雷不光只是心動，在當時，破除封建包辦婚約的思潮在留學生中很普遍。在留學期間，他認識了一個叫瑪德琳的姑娘，相處后決定向她求婚，寫了一封家書，想要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約，苦于左右為難，下不了決心，只好委托劉海粟幫他寄信，沒想到瑪姑娘另有男友，傅雷極度失望，擔心那封信傷害了朱梅馥，百感交集，還想要舉槍自盡，好在劉海粟扣下了那封信。傅雷始覺朱梅馥的可愛，痛定思痛，1932年，24歲留法回國后就與朱梅馥成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