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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哲學家看來，「性即理也」這句話似乎不可思議。可是，如果仔細地分析和說明一下，歐洲哲學家便會相信，東西方思想根本是一致的。西方哲學有兩大派別：即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經驗主義者認為，知識來自于感覺和印象，而理性主義者卻說，因果律的觀念并不出現於感官可以發現的材料中。人類有幾種指想的形式，這些思想形式是我們判斷的基礎。因果律觀念就是其中的一種。小程子所謂「性即理也」無非表示理性主義者的看法，即思想形式先天地存在于心中。
關於二程的觀點，我們已經說得夠多了，以后我們會加以更詳細的討論。現在，我們另舉朱熹為例。南宋時期，繼續發揚二程子學說的是朱熹。朱子和希臘亞里士多德在時間上相距一千五百年，可是，他倆的思想卻非常相近。兩人都認為，本體并非離開現象存在，他們不認為共相可以離開殊相獨立存在，兩人之間還有一點相同的地方，都認為實質不能離開形式。用朱子的話來說，無理即無氣。亞氏說世上有非物質性的形式原則，而這些中國哲人則說，在原則上，理先于氣。 最后，我們來討論明代的王陽明。朱子接近二元論，或印度的非心物二元論(advaita)，可是，王陽明卻把新儒學帶到唯心一元論，他反對宋儒的心物二分法，將儒家帶到一個新的方向。《傳習錄》中有下述一段話: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什么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這個看法似乎是以人為宇宙中心的。可是，王陽明更進一步說：「人又什么教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充塞天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府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兇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傳習錄》卷叁。]
王陽明的其他方面的思想與詹姆斯的意志論以及倭伊鏗(Eucken)的行動論(activism)接近。以下我們有專章來詳細探討他丯富的思想觀念。 在東西方哲學間作這種比較研究，并不是任何人憑空想到的，而是基於客觀事實。不過，雖然有這許多相同的地方，可是，中國哲學仍然有其特色，使它與世上任何其他哲學體系不同。我認為中國哲學有四點獨一無二的特性，以下我們逐一加以研討。
(一)中國人在哲學方面的興趣集中在道德價值方面。 中國人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是哲學家首先考慮的對象。例子，構成社會各個分子---君臣、父子等---應該如何共同相處?孔子的答案是：「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第一《學而篇》第六章。]我們也發現這種情操常用到社會其他分子身上，如君臣、父子、夫婦。對社會上不同分子，有不同的道德規范，有些道德規范是共同遵守的。有些規范則為某些分子遵守的。中國人對宇宙的看法，采取目的論觀點，這是中國思想的基本態度。目的觀使中國人的興趣傾向道德價值方面，因此對中國人而言，道德價值比邏輯、知識論或任何純綷抽象知識具有更重要的功用。
(二)中國人這種對倫理問題的重視﹐往往使西方人認為中國人思想太實際太世俗。 但這種看法錯誤了。中國人希望解釋宇宙間一切現象，因此他們想解決世界創造問題，而這是對他們想像力的一個挑戰。他們認為天是道的根源，并以自然界陰陽二力或變化來解釋這個關係。他們的形上學永遠是理性主義的，不帶超自然主義色彩。這種訴諸理性最有名的例子是老子的《道德經》。「孟子」也是理性主義體系。周敦頤的宇宙論以及張轉載和朱熹對理與氣的討論，顯示抽象的理論分析乃宋代中國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
佛陀曾對其弟子表示，他們對他的信仰應該基於理性。中國人甚至比佛家更屬于理性主義的。中國思想家認為上帝與自然之間沒有間隔。如果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有區別的話，也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根本的。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歸溯于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應該用這世界的理象來加以解釋。 (三)中國人在哲學上最大的興趣是對心靈的控制。 這種現象可以和西方人的熱心研究方法論相比。中國人認為，由于心常為物欲和偏狹所蔽。所以凈心為得道的先決條件。一旦把自私的念頭消滅，心便能不偏不倚，明朗和遠見了。周敦頤的無欲；朱熹的致知和專心；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這些便是達到真理標準的叁條道路。
(四)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不同的第四個特色是重視自己所學的身體力行﹐甚至為了道可以犧牲生命。 人若有志於道愿獻身于道的話﹐首先要做的便是將自己所信的原則付諸實行﹐一一自己身體力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國家所盡的義務中具體地表現出來。舉例來說:貪愛金錢﹐躭于色欲﹐熱中名利等當然無補於道的領悟。發怒﹑暴力﹑說大話﹑饒舌同樣是領悟道的阻礙物﹐應該避免。當程顯弟子謝良佐第一次拜謁他時﹐謝良佐夸張自己記得史籍甚多。程子問他說: 「賢卻記得許多!」[《宋完學案》卷十四《明道學案》。]謝良佐聽了這話不覺面紅耳赤﹐汗流浹背。此后﹐他不再作記誦功夫﹐專心一志地致力于沉思默想。中國哲人不滿于純粹知識或哲學原則的建立﹐一定要身體力行自己所奉的原則。
例如﹐如果某一新儒家學者身居高位﹐除非他能諫勸皇帝的錯誤行事﹐否則﹐便不能算是新儒者。朱熹諫宋寧宗斥左右惡名小人﹐使這位哲人遭受貶謫。王陽明得罪宦官劉瑾被放逐貴州龍場。這些人對皇帝的忠言直諫﹐在中國永遠受到廣泛的贊仰﹐朱熹和王陽明被認為值得效法的最鄛榜樣。明朝末年﹐東林黨的許多哲人為了對皇帝忠言直諌而犧牲性命。這表示儒家或新儒家學者是準備為自己的信仰而犧牲性命。宋未文天祥之死﹐明末劉宗周之死便是這種殉道精神的典型。孔子說: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第十五《衛靈公篇》第八章。] 西方學者如福克(Aifred Forke)﹑赫克曼(Heinrich Hackmann)批評中國哲學沒有系統﹐中國語言由于缺乏印歐語的文法結構﹐意義含混。沒有系統是由於特殊的表現方式:早期思想家以格言方式表達自己思想﹐而沒有加以各方面的完整討論。可是這并非表示中國哲學根本沒有系統。孔子說: 「吾道一以貫之。」雖然《道德經》在文字或語言上沒有系統﹐可是﹐在思想上并不是沒有系統的。如果我們詳細研讀《孟子》﹐也會發現孟子是理性主義體系。同樣﹐荀子是經驗主義體系﹐朱熹和王陽明也是如此。
至於第二缺點:語言的含混﹐這個批評倒有幾分真實。中國哲學名詞確有某種程度的含混。中國語言與歐洲語言根本不同﹐因此﹐西方人對中國語言之不滿﹐乃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了解這些思想家的基本觀點﹐用西方人能夠了解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應該沒有什么困難。
總之﹐中國哲學的確含有一些西方人必然感到不習慣的地方。中國哲學文獻大部分﹐對西方人來說﹐似乎是用一種與西方標準不同的方式寫成的。但是﹐我們的興趣既然思想方面﹐我的目的便是盡可能明確完整地闡述思想。這可以除去西方人讀中國哲學文字時感覺到的生疏感﹐也可以使東西方相互了解。 我盡量避免牽強附會﹐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有多少相似之處﹐盡量作客觀描述﹐絕不夸大其辭。因為﹐如果沒有知識上的忠實﹐公正和客觀的研究便不可能。在同中見異和異中見同是正確了解的最真實南針。現在我從《柏拉圖對話。費里巴斯篇》(Philebus)中引一段話來結束本章的討論: 「關於這些整體是否真實存在?每一個別整體(永遠相同﹐既不能生﹐也不能滅﹐只保持永恆的個體性)怎能為分散和集合在生生世界的無限之中或更完整而包含在其他整體之中呢?(后者似乎是最大的可能﹐因為﹐同一個東西﹐怎能同時存在於一個東西和許多東西呢?)普邏達查斯(Protarchus)﹐這是真正的困難所在﹐這是它們涉及的一和多﹔如果錯誤的決定﹐它們便是困擾的根源﹐如果是正確的決定﹐便很有幫助。」[《柏拉圖對話集》卷三《費里巴士篇》149頁。]
喬維特(Jowett)在其為《費里巴士篇》所寫的導言中﹐有如下的話: 「知識世界永遠一分再分﹔所有真理最初都是其他真理的敵對。然而﹐如果沒有這種分化﹐便不可能有真理﹔如果不把各部分重新結合為一整體﹐也就沒有完整的真理。」[《柏拉圖對話集》卷三《費里巴士篇導言》127頁。]從知識觀點看﹐東西方已經分離了兩千多年。現在是重新綜合為一觀念整體的時候了。 您看此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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