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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河醫派文化之七

     釋懷齋 2015-05-08


     

    孟河醫派文化之一


     

    師承孟河醫派  學習名醫精神

    江蘇常州孟河醫派作為一個地方流派,明末初清曾久負盛名輝煌華夏。但隨著歷史的推移,這個孟河醫藥流派逐漸淡出了現代人的記憶。近幾年,因為有顧書華、席德治、巢伯舫名老中醫創辦的常州的傳承學會為孟河醫派找到了家園,所幸沒有像其它一些學派被萎縮與消失。

    最近年來,光宗耀祖幾百年歷史的孟河醫派嫡傳弟子都逐步謝世了,尚健在的弟子二十多人都均已80歲以上了。為了防止孟河醫派這一優秀的中醫藥文化逐步消失。搶救孟河醫派刻不容緩,現今丁甘仁嫡傳弟子陸續謝世,健在的也均在80歲以上。“老先生們是傳承孟河丁門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的寶貴財富,繼承工作迫在眉睫!”常州孟河醫派傳承學會會長顧書華說。孟河醫派傳承學會會長顧書華和他的孟河醫派傳承學會開始了一場世無前列的搶救性傳承孟河醫派工作。

    在新北區政府、區衛生局和孟河醫派傳承學會的關心創辦下,孟河人民醫院的蔡永華中醫生有幸被選派參加了孟河醫派傳承學會舉辦的師承班學習,并幸運地師從于孟河醫派丁派鼻祖丁甘仁老先生的曾孫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主任醫師、教授丁一諤老師門下學習。蔡永華說:“他從師三月,雖時間短促,但丁老師在臨診時的言傳身教使他的感悟頗深”。他談了跟隨丁一諤老師學習的三點體會與認識。

    一.丁老師教誨中醫需具儒醫之思想。

    千百年來,“儒醫”一詞是對醫家的最高褒獎。現如今,所謂“儒醫”是指人文素養豐富醫術精湛的臨床醫家。通俗地說,作為傳統中醫應具有斷文識字、知書達理的特質,同時還應待人熱情,態度溫和,醫德好,醫術高。我們孟河醫派的先輩丁甘仁老先生可謂儒醫之典范,丁老先生不但醫術高超而且為家鄉人民做善事,如義田(出資購買田地分給沒田的農民種),義井(干旱年份出資打井取水供當地百姓使用),義渡(出資設渡口免費為過往行人擺渡)及在家鄉創辦孤兒院,這些實事正體現傳統儒家所倡導的“醫者父母心”的思想,老先生后來在上海創辦了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和上海女子中醫專門學校為國家中醫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孫中山親頒“博施濟眾”匾額為之嘉勉,這種“天下為公”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密切的關系。丁一諤老師家學淵源豐富,對他們現代醫學人的諄諄教誨使他懂得了作為一名當代中醫在醫德修養方面所應繼承的傳統思想。

    二.丁老師臨診和用藥的風格。

    丁老師稟承孟河醫派之“清、輕、靈、廉”的傳統原則,用藥提倡“和緩”,臨診之時“不求急功,不求霸道,但求王道”,這方面與現代“以人為本”的思想不謀而合,丁老師臨診時雖病員較多,但仍能心平氣和,認真細致地診治每一位病員,耐心傾聽病員訴說,嚴謹書寫脈案及辯證處方用藥,理法方藥,條理清晰。這些都是值得他們學習之處。在辯證用藥上要結合人體本身的基礎體質因素,丁老師對中老年病研究較深,

    三.繼承孟河醫派之優良傳統。

    孟河醫派的學術根基源于悠久的中醫傳統理論,孟河醫派的前輩們是中醫傳統理論的集大成者、發揚者。通過這次師承學習,他們不光學習老師們的醫術更應繼承他們孟河醫派各位前輩們的傳統精神,不忘本學派之“精、誠、篤、勤”之學風。

    做好中醫藥繼承工作是發展中醫藥事業的重要環節。《國務院關于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老中醫藥專家很多學術思想和經驗得不到傳承,一些特色診療技術、方法瀕臨失傳”,并提出“整理歷代醫家醫案,研究其學術思想、技術方法和診療經驗,總結中醫藥學重大學術創新規律”。

      常州孟河醫派在一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下,盡管逃脫了消亡的命運,得以流傳下來,但目前的發展狀況仍不容樂觀。拯救與傳承,不僅是擺在孟河醫派傳承學會面前的頭等大事,也是當前推進中醫藥繼承與創新工作的第一主題。

     

            孟河鎮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程協潤  

     


     

     

    孟河醫派文化之六 

    師承孟河醫派  學習名醫精神   

    江蘇常州孟河醫派作為一個地方流派,明末初清曾久負盛名輝煌華夏。但隨著歷史的推移,這個孟河醫藥流派逐漸淡出了現代人的記憶。近幾年,因為有顧書華、席德治、巢伯舫名老中醫創辦的常州的傳承學會為孟河醫派找到了家園,所幸沒有像其它一些學派被萎縮與消失。

    最近年來,光宗耀祖幾百年歷史的孟河醫派嫡傳弟子都逐步謝世了,尚健在的弟子二十多人都均已80歲以上了。為了防止孟河醫派這一優秀的中醫藥文化逐步消失。搶救孟河醫派刻不容緩,現今丁甘仁嫡傳弟子陸續謝世,健在的也均在80歲以上。“老先生們是傳承孟河丁門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的寶貴財富,繼承工作迫在眉睫!”常州孟河醫派傳承學會會長顧書華說。孟河醫派傳承學會會長顧書華和他的孟河醫派傳承學會開始了一場世無前列的搶救性傳承孟河醫派工作。

    在新北區政府、區衛生局和孟河醫派傳承學會的關心創辦下,孟河人民醫院的蔡永華中醫生有幸被選派參加了孟河醫派傳承學會舉辦的師承班學習,并幸運地師從于孟河醫派丁派鼻祖丁甘仁老先生的曾孫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主任醫師、教授丁一諤老師門下學習。蔡永華說:“他從師三月,雖時間短促,但丁老師在臨診時的言傳身教使他的感悟頗深”。他談了跟隨丁一諤老師學習的三點體會與認識。

                           一、丁老師教誨中醫需具儒醫之思想。

    千百年來,“儒醫”一詞是對醫家的最高褒獎。現如今,所謂“儒醫”是指人文素養豐富醫術精湛的臨床醫家。通俗地說,作為傳統中醫應具有斷文識字、知書達理的特質,同時還應待人熱情,態度溫和,醫德好,醫術高。我們孟河醫派的先輩丁甘仁老先生可謂儒醫之典范,丁老先生不但醫術高超而且為家鄉人民做善事,如義田(出資購買田地分給沒田的農民種),義井(干旱年份出資打井取水供當地百姓使用),義渡(出資設渡口免費為過往行人擺渡)及在家鄉創辦孤兒院,這些實事正體現傳統儒家所倡導的“醫者父母心”的思想,老先生后來在上海創辦了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和上海女子中醫專門學校為國家中醫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孫中山親頒“博施濟眾”匾額為之嘉勉,這種“天下為公”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密切的關系。丁一諤老師家學淵源豐富,對他們現代醫學人的諄諄教誨使他懂得了作為一名當代中醫在醫德修養方面所應繼承的傳統思想。

                                  二、丁老師臨診和用藥的風格。

    丁老師稟承孟河醫派之“清、輕、靈、廉”的傳統原則,用藥提倡“和緩”,臨診之時“不求急功,不求霸道,但求王道”,這方面與現代“以人為本”的思想不謀而合,丁老師臨診時雖病員較多,但仍能心平氣和,認真細致地診治每一位病員,耐心傾聽病員訴說,嚴謹書寫脈案及辯證處方用藥,理法方藥,條理清晰。這些都是值得他們學習之處。在辯證用藥上要結合人體本身的基礎體質因素,丁老師對中老年病研究較深,

                               三、繼承孟河醫派優良傳統與精神。

    孟河醫派的學術根基源于悠久的中醫傳統理論,孟河醫派的前輩們是中醫傳統理論的集大成者、發揚者。通過這次師承學習,他們不光學習老師們的醫術更應繼承他們孟河醫派各位前輩們的傳統精神,不忘本學派之“精、誠、篤、勤”之學風。

    在常州中醫院專門成立了孟河醫派研究所和孟河醫派名史館;武進區湖塘鎮舉辦了傳承孟河醫派醫術名醫館;新北區孟河醫派傳承學會在河海街道成立了傳承孟河醫派名醫堂;孟河鎮人大代表建議在孟河人民醫院和孟河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立傳承孟河醫派的工作室等。

    做好中醫藥繼承工作是發展中醫藥事業的重要環節。《國務院關于扶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老中醫藥專家很多學術思想和經驗得不到傳承,一些特色診療技術、方法瀕臨失傳”,并提出“整理歷代醫家醫案,研究其學術思想、技術方法和診療經驗,總結中醫藥學重大學術創新規律”。

    常州孟河醫派在一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下,盡管逃脫了消亡的命運,得以流傳下來,但目前的發展狀況仍不容樂觀。拯救與傳承,不僅是擺在孟河醫派傳承學會面前的頭等大事,也是放在常州孟河醫派研究會門前的一件大事,當前推進孟河醫派與中醫藥繼承與創新工作的第一主題。

          

                 孟河鎮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程協潤   轉發

    孟河醫派文化之七


     

    常州孟河四大名醫

    一、孟河醫派概況

        齊梁故里名醫出,清末年民國之初,立宗派法沙楊奚,費馬巢丁名醫家,懸壺濟世震朝野。救死扶傷中醫藥,道光書是活國手,慈禧賜務存精要,中山題博世濟眾。吳中名醫甲天下,孟河名醫冠吳中。中醫學術臨床經,治學造醫千千萬,名門弟子創海外,常州清代五大派,孟河醫派震神州,馳譽萬代美名揚,承前啟后傳世界,交相映輝獻卓絕,輝煌中華永史冊。

        古人有“小醫醫人,大醫醫國”之說。常州中醫藥在南朝齊梁時期就得到了非常的重視,梁武帝蕭衍時代就很注意收集民間中醫藥流傳的醫方,后被蕭衍正式列入皇家文庫。明代常州出過王彥昭等三位御醫;到了清代,特別是道光、咸豐年間,孟河名醫云集,形成孟河醫派,前后有六位孟河名醫作為御醫為當朝皇上看病就醫。當時孟河鎮僅有三百多戶人家,卻有中藥鋪十幾家,可見當時孟河醫事之盛。 

       孟河醫派最有代表性的是費、馬、巢、丁四家。費家的費伯雄盛名于晚清,獲道光皇帝賜賞匾額,稱其為“是活國手”。后又治愈了道光皇帝的“失音癥”,道光皇帝賜聯幅“著手成春,萬家生佛,婆心濟世,一路福星。”至其孫費繩甫,以善治危、大、奇、急諸診而聞名;馬家以馬培之呼聲最高,“以外科見長而以內科成名”,曾被召入宮為慈禧診病,慈禧稱贊他“脈理精細”,手書“務存精要”匾,賜三品官,名震四方。巢家以巢崇山、巢渭芳為代表,精內外科,外科手術尤為獨到。丁家造詣最深的是丁甘仁,集內外喉三科之長,因首創中醫專科學校,被稱為“醫譽滿海上,桃李遍天下”。丁甘仁曾為光緒帝診病,由于醫名顯赫,清末授封“中憲大夫和花翎四品銜候選道"。也為孫中山先生診病,為孫中山革命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孫中山對其丁甘仁的嘉勉其濟世之心,于民國年間的1920年,孫中山大總統為他親筆題詞和頒發了“博施濟眾”匾額,對他嘉勉,以頌其德,給了他極大的榮譽。﹙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為之題詞﹚

        清朝初期,孟河古鎮是個有著三百多戶人家的小鎮,且有著幾十家中藥鋪,孟河城內自小南門至文武橋一千米左右中藥店鋪淋廊滿目。分別是聚德堂(馬家藥店)、費德堂(費家藥店)、同德堂、儒德堂、天生堂、天保堂、天生德、保靈堂、保安堂、靈濟堂、樹德堂等,孟河城外再向北門外至城北操場分別是益生堂(為費保堂開)、佑生堂、仁濟堂、慶裕堂、泰山堂(揚中人開)等等中藥店鋪,可見當時的孟河中醫藥之盛是不在話下的了現在的孟河老鎮上仍有七八家藥店,其中保留中藥的還有四家之多。

        據《武進陽湖縣志》記載:“小小孟河鎮江船如織,求醫者絡繹不絕,搖擼之聲連綿數十里”。足見當時孟河醫派醫事醫藥之盛況,由于當時的清朝政府無能統治日益腐敗,加上帝國主義虎視眈眈侵略日趨猖狂,祖國傳統的中醫﹙藥﹚學文化倍受嚴重的摧殘,反映地方文化的傳統中醫﹙藥﹚學也不例外。而孟河四大名醫家醫藥醫派的崛起,增添了中醫﹙藥﹚學界的活力,起到了鼓舞中醫﹙藥﹚學界自強不息的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的中醫﹙藥﹚學界的一座里程碑,這是孟河四大醫家醫藥從地方中醫藥家走向祖國傳統中醫學界的文化,成為輝煌華夏的孟河醫派文化,為中華民族的中醫﹙藥﹚學文化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孟河醫派的四大名醫藥家如費伯雄、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等紛紛走出故土,向東蘇州與上海和全國各地發展,他們好似一顆顆燦爛的中醫﹙藥﹚學名家的明星,在清代末年和民國初年的中醫﹙藥﹚學壇上,精益精,改革創新,中西匯通,流派之廣,名振天下,至今未衰,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中醫﹙藥﹚學流派。孟河醫派文化的四大著名醫家都能立著述書,出版發行了有二、三十種和一百多本的醫書醫著給后人、以及傳承的門人和弟子,促進了孟河醫派文化的代代相傳,久今不衰。

        孟河醫派經過了三四百年的發展,整個發展過程從形成到衰落主要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明末初清年間是孟河醫派的初步形成時期,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是以馬成榮、費尚有、法徽麟和法公麟、沙曉峰、王九峰等五家以啟其先;第二階段為清朝嘉靖道光年間是孟河醫派的初盛時期,主要有費士源、費蘭泉、費云庵、沙達周、馬省三還有楊、賈、奚三人﹙現三人已失考均已失其名,只有賈先生見余聽鴻的醫著外,當時奚氏醫名是最著,而子孫未有傳承﹚等六家;第三階段是清朝咸豐同治年間為為孟河醫派的繁盛時期﹙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是費伯雄、馬培之﹙馬日初﹚巢沛三和余聽鴻為首的四家以纘其緒;第四階段為清末民初年間是孟河醫派的發揚光大時期,﹙向東蘇州與上海發展的發揚光大時期﹚這一時期是以巢崇山、費承祖﹙字繩甫﹚和丁甘仁﹙字澤周﹚三名醫為最有代表性人物﹙包括巢渭芳等名醫人﹚,以揚其波名揚天下;第五階段為民國末年至建國前是衰落時期,這一時期是以民國末年至建國前夜,當朝民國要廢除中醫﹙后未廢成﹚。

        孟河醫派四大名醫家在雜病,外證方面的突破,使孟河醫派文化之名遂揚,競與擅長溫病證治的葉派相媲美,正如陸膺一說:“葉天士之后,江浙問醫家多以治溫病名,獨武進孟河名醫輩出,并不專治溫癥,是由醫家有孟河派、葉派之分”。當朝的文化繁榮促進了中醫﹙藥﹚學的發展,在“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思想指導下,孟河四大醫家多以儒從醫者甚眾,都受儒學文化之影響,同業相互切磋,闡發古典經籍之奧義,是傳承了百家醫藥的學說之長逐漸形成了孟河四大醫派。孟河四大醫派以其高深的學術造詣,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崇高的醫派醫術醫風醫德醫學和醫著,對祖國的傳統中醫﹙藥﹚學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功績,特別是在建國前后的許多著名中醫藥專家學家醫著多得益于孟河四大名醫家的醫派文化思想理論基礎的啟發和傳承。 

    二、四大名醫

    清代晚期,常州市新北區孟河古鎮還是一個只有幾百戶人家的水鄉,但就是這個看起來不起眼的小鎮且有著十幾家中藥店鋪。從孟河城內自小南門至文武橋幾百米左右內中藥店鋪淋廊滿目,分別是聚德堂(馬家藥店)、費德堂(費家藥店)、同德堂、儒德堂、天生堂、天保堂、天生德、保靈堂、保安堂、靈濟堂、樹德堂等;孟河城再向北門外至城北操場分別是益生堂(為費保堂開)、佑生堂、仁濟堂、慶裕堂、泰山堂(揚中人開)等等中藥店鋪,可見當時的孟河中醫藥之盛是不在話下的了。現在的孟河老鎮上仍有七八家藥店,其中從清朝原址保留下來的只有二家了,這七八家藥店之中仍保留中藥房的還有四家之多,﹙即使現在每個星期六和星期天仍然還有巢氏醫派的傳承后人在街上藥店的中藥房之中坐診為老百姓看病,最多一天要看一百多名病人﹚。

    據《武進陽湖縣志》記載:“小小孟河江船如織,求醫者絡繹不絕,搖擼之聲連綿數十里”。足見當時孟河醫派醫藥醫事之盛況。清末民初常州孟河四大名醫家費伯雄、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等名聲的崛起,為祖國傳統中醫﹙藥﹚學界增添了不少的活力,特別是他們不斷創新對中醫﹙藥﹚學界起到了鼓舞自強不息的作用,后來已發展成為中華民族中醫﹙藥﹚學界的一座里程碑。這就是孟河醫派文化從常州地方中醫藥家文化走向祖國傳統中醫學界文化,孟河醫派文化成為輝煌華夏常州清代五大學派文化之一,孟河醫派文化為中華民族的中醫﹙藥﹚學文化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從清朝末年起孟河醫派的四大名醫派的馬培之、巢崇山、費承祖﹙費伯雄的孫子﹚丁甘仁等名醫藥家紛紛走出孟河故土,向東蘇州、上海與浙江和全國各地發展,他們好似中華民族一顆顆燦爛的中醫﹙藥﹚學家明星,活躍在中國的傳統中醫﹙藥﹚學壇上;他們的醫術精益求精,中西匯通,改革創新,名振天下,流派之廣,至今未衰,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中醫﹙藥﹚學流派文化。孟河醫派文化四大著名醫家都能立著述書,為促進了孟河醫派的傳承,已分別出版發行有二、三十種和一百多本的中藥醫書醫著給后人、以及傳承門人和弟子。

    孟河四大名醫家之首的開創者代表之一是費伯雄。費伯雄:字晉卿,號硯云子,(1800-1879年)。是孟河醫派的四大名醫家第一代開創者,也是孟河四大名醫派中醫﹙藥﹚學文化中最具典型性之一的代表。費伯雄是費氏世家的第十一世孫,費宏,字子充,號健齋,又號鵝湖,明朝原籍為江西省鍇山縣(今江西省鉛山東南人,費國榨的孫子〈1730-1800〉,費文紀的兒子〈1760-1834〉),也是清代第一個地方志上有記載的名醫,稱費伯雄為其“清代精醫”﹚是費氏第七代從醫傳承人。

    費伯雄他幼時少秉異志聰穎過人,有神童之稱,7歲時能作聯,以“簾卷玉鉤鉤”,巧對“門關金鎖鎖”,驚其師傅和眾友。費伯雄從小愛好天文、六壬、技擊、詩畫、琴書等藝術,冠于郡邑,被著名詩人俞樾贊譽為:"詩原本性情,文得歐陽之神"之稱,尤以《黃山游記》深得俞曲園快誦。以文名居當朝常州府的常州文壇四大金剛之首,﹙以名文推薦給左宗棠、曾文正、曾國全等,居清代常州文壇四大金剛之首﹚在文學上與曾國藩交行甚密。當他33歲被選拔為貢生后,他以救人救世為己任,稟承家學,先儒后醫。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中秀才,無意為官,專行中醫,懸壺濟世。之后到咸豐年間,其醫名已譽邊江南四方,每天求診者從四面八方接踵而來,費伯雄所居住之地已成一片繁榮之地,成為名符其實的孟河醫派第一名醫開創者,晚年曾出任通江市鄉總董,他為孟河醫派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費伯雄隨祖臨診十六年,親授祖訓盡得其祖父真傳,如有重大會診,其祖父必帶費伯雄一同出診,以增其見識,其祖友王九峰贊揚其孫伯雄,“此兒前途無量,必勝其祖”。伯雄于清道光癸未三年24歲時曾拜御醫王九峰為師,盡得其世醫傳。他懸壺執業不久,在清道光壬辰十二年為江蘇巡撫林則徐﹙1785--1850﹚治痢疾;咸豐十年間曾為欽差大臣左宗棠﹙1812--1885﹚治過病,曾親書匾額:“功同良相”;清軍的向榮﹙1788--1856﹚將軍得的傷寒癥也由費伯雄治愈;先后求醫者還有江蘇學監李聯嘯﹙1820--1878﹚和翁同和﹙1830--1904﹚等顯赫人物。至清咸豐同治﹙1851--1874﹚年之間世稱近代治療“虛癆名家”,《清史稿》稱其為最有成就的名醫家之一,真是聞名大江南北,鄰近省市縣的病人和遠近求醫達官貴人者絡繹不絕接踵而來,他以擅長治療虛癆醫名大振。費伯雄的醫藥特色是主張立論治平,強調一個“醇”字,以調治內傷疑難雜癥見長。費伯雄秉承家業專攻醫學,其醫療思想師古而不泥古,對內科雜癥頗有發揮,對各種大癥,論證較詳情。由于他的醫術和著作深有影響,醫名早已傳播大江南北,慕名醫求者而至,門前時常舟楫相接,孟河水鄉小鎮此時也以醫藥業發達而成為一個繁盛地區。

    費伯雄博學通儒,醫術精湛,人稱其有“名士為名醫”之譽,蔚然為醫界重望。1832年同時與印墅吳南耀受業于江蘇巡撫林則徐,為林則徐母親治過病。后經林則徐推薦,道光年間曾兩度應召入宮治病,道光年間(1821-1850年),先太后患肺癰,詔伯雄診視,并取得了明顯療效獲愈。道光帝賜匾曰:“是活國手”。后道光帝患失音,進藥亦愈。獲道光帝賜聯福曰:“著手成春萬家生佛,婆心濟世一路福星。”著《醫醇》二十四卷,惜毀于戰亂。清道光帝二十六年間費伯雄為萬綏東岳廟修建捐銀兩排第六位,1834年費伯雄與馬省三等共同出資管理與重建 “孟河接嬰堂。”1858年,又為清軍江南督帥向榮治咯血于丹陽,派其幫辦、江南提督張國梁﹙又名嘉祥﹚特來孟河請費伯雄去丹陽,為清軍江南督帥向榮治病,費伯雄手到病除,江南督帥向榮授于費伯雄“費氏神方”匾額一塊,﹙這些情節后曾編入舊京戲“三本鐵公雞”中的一曲戲段﹚自此,各地醫家,常來請教,商治疑難雜癥,至咸豐年間,費伯雄醫名更馳譽大江南北了。他的著作《醫醇剩義》中得出一個結論:“天下無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談之極,方為神奇”。取各家之長而舍其偏,面臨極難兇險之癥,率以和緩應對,常有出奇制勝之妙。以歸醇糾偏,平淡中出神奇盛名于晚清年間,他曾針對當時中醫藥界存在的一股不良之風,大聲疾呼:“欲救人者而學醫則可,欲謀利者而學醫則不可,我若有疾,望醫之相者何?如易地以觀,則利心自淡矣!利心淡則良心現,良心現則畏心生”;又說“醫小道系甚重,略一舉手,人之生死,因之可不敬懼乎!”平時讀書必且研以小心,臨癥施治,不敢掉以輕心,常人以局外之身而進之局內之痛癢相關。并自己身體力行,被他救治者以萬千計算,早已名譽大江南北了,費伯雄是孟河醫派的主要開創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

    費伯雄一生投入精力孜孜不倦地摸索,一切從臨診實際出發,博采古今學術之精華,不參雜門戶偏見,努力探求立論平允不偏的醇正醫學。筆耕數載終于完成《醫醇》書稿(共24卷),并付刊印,不料此書文稿連同藏版一并毀于咸豐年間一場戰火。此時,費伯雄為避太平天國戰亂于古延陵之寓齋(在蘇北泰興縣五圩里),復患腳疾步履艱難,終日坐臥家中,值此閑遐時日,追憶往昔醫案內容潛心著述,隨筆錄出。撰寫成了《醫醇剩義》4卷。書完成于同治二年(1863年),刻印之后盛行于世。嗣后又撰《醫方論》4卷(1865年)。費伯雄的醫學思想,以“醇正”和“緩和”為孟河醫派自己的特色之一。費伯雄認為醫者論理必歸醇正,所謂醇正的標志是“在義理之得當,而不在藥味之新奇”,其學術思想源泉于歷代各家中醫藥的學術,由博返約,取各家之長補偏救弊。所以《清史稿》稱其“清末江南諸醫,以伯雄最著”的譽語。費伯雄的中醫﹙藥)學著還有《食鑒本草》、《怪疾奇方》、《費批醫學心悟》和《古今千家名醫萬方類編》等名作。費伯雄不僅是一位中醫﹙藥)學名家和一代宗師,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詞文學家;不僅有中醫﹙藥﹚學多部名著,還有詩詞文集文學名著作聞世。如《費晉卿文集》、《留云山館文集》、《留云山館偶存》及《留云山館文詩抄》各一卷流芳今世。

    費伯雄的去世為他的傳奇人生增添了一道神秘色彩,相傳,八十壽慶時,親友滿廳堂,他連飲數十杯酒后,乃舉杯對親朋好友說:“盛會難逢,秋風易逝,行將與諸君長別了!”當年陰歷7月16日的那天,他沐浴整冠,含笑而逝。費伯雄后與夫人合葬于孟河城南的溫墅里﹙費家祖瑩﹚之內,在文化大革命中墳墓被紅衛兵掘毀殆盡,費氏子孫們只得撿其遺骨,與費尚有夫妻、費云庵夫妻骨骸合葬于孟河城東的東山之上了。費伯雄一生也直接帶了不少名醫弟子,如陳虬、丁松溪、譚良、劉連蓀、姜崧生、屠厚之和費承祖、費榮祖、費紹祖三兄弟等二十幾人。

    費伯雄的衣缽傳人費承祖:字繩甫(1851-1914年),費伯雄的孫子,是馬培之的外甥,幼承家世醫業,精于臨證,跟隨長輩學醫,成材很快,青年即名重鄉里和江浙兩省,求診者日以百計,成為孟河醫派的中堅力量和發揚光大的代表之一。費承祖以善治虛勞內傷危、急、大、奇病著稱。有承祖遺德之余風,中年后移居上海,急諸診而聞名上海和流行于民間。其醫治虛癥特別明顯有效,重視調和胃氣,又兼收李東垣補陽、朱丹溪補陰之說,謂醫者當吸取兩家之長而棄其短,宗其法而不泥其方。用藥以“切見癥,切病原,切氣候,切體質”為四要訣。謂“輕病用輕藥,輕不離題;重病用重藥,重不離譜”。費承祖在前輩醫派的基礎上,發揚光大了費氏的醫術,以善于養胃陰著稱,善治各種痼疾,求診者日以百計。費承祖出資重新修建了孟河育嬰堂,全靠其出力給予恢復。1912年為出版刊印《費氏全集》于孟河耕心堂,他著有《臨證便覽》和《費繩甫醫話醫案》中醫﹙藥)學著書。費承祖的次婿徐相任及伯雄的曾孫費子彬,均得世家傳授,行醫于上海,蜚聲滬上,費子彬在滬以治療高血壓和腸炎出名,其自行研制的腸炎特效中藥處方,享有“費一帖”之譽。費承祖的曾孫費繼武從其世家醫術,次婿徐相任既從醫又為承祖輯醫案出版做了很多重要工作,1964年承祖次婿徐相任為編輯伯雄與承祖醫案102案于《孟河費氏醫案》中。孟河醫派的第三位御醫也是費承祖,在光緒年間,費承祖治好了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病,還治好了江浙兩省總督劉坤一母親的疾病,受劉坤一的賞識而譽為“海內名醫”后經兩江總督劉坤一推薦,被德宗皇征為御醫,一躍之間成為中醫藥名醫家之一。祖孫二人同是當朝御醫,同為皇君征之,被醫林同行稱之為奇跡。﹙根據史料反映,從1740-1820年之間費氏家族至少產生了十二代醫家﹚,詳見《費氏宗譜》一書。

     著名的愛國人士、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土釗南游,離港時得知已故名醫費子彬和夫人跨海相送,大為感慨,當時就賦詩句相贈:“孟河舊價千金重,岐伯遺書四部高。”費子彬的醫術來源于孟河醫派,故才有此句。費伯雄有獨子畹滋,通六藝,精書畫,著有《舌鑒》和《群方警要》二書,都是醫學名著,畹滋有三子,老大費繩甫,老二費哲甫,老三費惠甫,其中以老大醫名最盛,來港行醫的費子彬就是惠甫哲嗣。《費子彬醫案》后因日寇入侵孟河,全家避難遷居,稿件散落無復尋覓了。

    孟河四大名醫家醫派的中堅力量,最具代表性之一是馬培之的馬氏醫派,中醫﹙藥﹚學流派的學術思想主要集中體現在馬培之身上。他看病要講究眼力和藥力,他說:“看病辨證,全憑眼力;而內服外敷,又有藥力”。講究眼力,就是要能深入剖析病情,抓住疾病癥結所在;講究藥力,則是注重藥物的性能、專長、配伍、炮制等,以利藥效充分發揮。馬培之主張辨證時要考慮到天時、年運、方土、稟賦、嗜好、性情等因素,細審病在氣在血,入經入絡,屬臟屬腑。馬培之這段精辟的中醫﹙藥﹚學流派辨證論述則略見孟河醫派處方用藥的綿密和平正,正是孟河醫派代表之一,馬氏以脈理精湛及刀針嫻熟而形成的獨特風格,是奠定孟河醫派馬氏中醫﹙藥﹚學流派學術思想的理論基礎之一。

    費伯雄的入室弟子馬培之:名文植,(1820-1903年)晚號退叟,祖籍原是安徽。他內外科兼長,外科尤甚,是孟河四大醫家醫派呼聲最高,名氣最響,影響最大,可與費伯雄齊名的孟河四大醫家中堅力量。

    馬氏原以瘍科名醫聞世,祖上曾掌管明朝太醫院,名聲益顯赫,子孫世其祖業,至祖馬省三時外科以治瘡瘍最為拿手,有“馬一刀”之譽,簡明精要為治外證之綱領,以《證病十六則》傳世。馬培之精于內、外及喉科,治傷寒癥更為其絕,兼其針炎和制藥。特別對咽喉、乳巖、龜背、鶴膝和腦疽之法有所獨創治療方法。他的治療特點是強調外癥不能只著眼于外表局部,而要內外兼治,借鑒古代醫藥術,使用自已研制的各種丸、散、膏、丹等從內而治外,還用刀針相結合,內外并舉,具有辨證醫藥醫治的整體思想論觀。光緒六年,﹙1880年﹚由江蘇巡撫吳元炳、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844~1916年,字杏蓀,號愚齋,江蘇常州人)等推薦,應詔進京為慈禧皇太后治病以后名聲就更大了,深得慈禧皇太后幸寵和贊賞,慈禧皇太后御賜"福"和"務存精要"的匾額。慈禧皇太后稱他“脈理精細”、“能述病源”、“所擬醫方甚佳”,“外來醫生以馬文植為最著”的聲譽,被封為三品御醫。從此馬培之被稱為“以外科見長而以內科成名”,甚至進京為慈禧看病的御醫競爭對手薛福辰也稱馬培之為“天下名醫”了。名譽四方成為了“江南第一圣手”。先后求醫者還有左宗棠大臣,江蘇學監李聯嘯和翁同和、翁尚書等顯赫人物。馬培之在京城為慈禧皇太后治病后,又進一步擴大了孟河醫派的馬氏醫術在全國的影響了,使他更加馳名當朝和神州了。當太平軍占領孟河后,馬培之避難舉家遷到長江以北一段時間內繼續從其醫業,還是蒸蒸日上,在治療多方求醫未果的翰林院成員余鑒、著名文學家俞樾之頑疾后名聲就大了,已成為大江南北婦孺皆知的名醫了。清光緒丁丑年間馬培之還為修建家鄉的萬綏東岳廟捐銀兩一百千文,﹙相當于現在的十萬元人民幣);在1870年﹙清同治九年)馬培之還和孟河鎮上的巢壽海、孫瑞坤等捐款共同合作出資不少銀兩重建﹙通江市管轄﹚孟河的城皇廟和疏浚玉帶河﹙孟河城中的內河﹚。在1883年﹙清光緒九年)孟河一帶發生血吸病蟲嚴重流行,當時被稱為“水腫病,”馬培之等孟河名醫全力為父老鄉親治療,救活了無數群眾,得到了朝廷贊識和老百姓的擁戴。馬培之帶出了許多弟子,象鄧星伯、沈奉江、馬伯藩、丁甘仁、賀季衡、巢渭芳和吳庚生等名醫。

    馬培之從京城回鄉之后可以說是譽聲江南名揚全國了,這標志著孟河醫派之一的馬氏醫術在孟河的發源地已進入了頂峰期了,在全國的名氣更大了,醫治范圍也更廣了。馬培之對運氣學說具體應用于臨床有很高的造詣,他的《內經》“必先歲氣,毋伐天和 ”之旨,對內外之癥都十分重視歲運之氣,他說:“病無常病,藥無常方,當觀歲運主氣、客氣之變遷,臨癥時細心體察。”馬培之用藥上區別輕重緩急,簡則一、二味藥,多則十幾味藥;他還十分注意采用民間單驗方參入其中以增加療效,故每起沉疴。馬培之自幼投身于臨床實踐,所以他的各科經驗極為豐富。正由于馬培之這種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臨床實踐,所以世人稱其“外科見長而以內科成名”,但實際上他對中醫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詣和卓越的成就,因此,馬培之實為以內外喉三科兼擅著稱的一臨床大名醫家了。當時的馬培之已成為造詣最深淵,醫技最精明,影響之最高大的一代中醫藥宗師巨匠了。

    馬培之一生治學嚴謹,他認為看病要辨證,全憑自己的眼力,患者內服外敷關健又在藥力。馬培之對中藥藥性的配伍和炮制,有著他專長留心的研究并記錄在案。他主張病變藥變,病不變藥可不變。治外科必究脈理,不事造作,而在存真。無論為誰治病,能治則盡九,不能治則直言相告,不誤病家擇醫而治。其友勸其刊印撰述,馬曰“未能自停耳。”馬培之學術即傳內也傳外,對孟河醫派醫學的繼承和發揚與傳承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馬培之的醫藥﹙學﹚著述有《青囊秘傳》、《馬評外科癥治全生集》、《醫略存真》、《外科傳薪集》、《馬培之醫案》、《外科集腋》、《傷寒觀舌心法》、《藥性歌訣》、《務存精要》和《記恩錄》等名中醫藥﹙學﹚著作;其中《外科傳薪集》一書記載了馬氏外科驗方200余例,并有外用藥的具體配制和用藥方法,被馬氏門派奉為“秘典”。馬培之前半生一直在孟河行醫,從京城回來不久后半生至蘇州懸壺,開設診所,很受蘇州地區老百姓推崇,蘇州的居民將馬培之開設門診的一條街叫他為“馬醫科巷”,至今未改變。馬培之共有五子,沒有一個專業行醫的,長子馬繼昌是安徽省風陽縣縣長,業余時間行醫,四子馬繼傳任浙江省奉化縣縣長。馬培之之侄馬希融、孫馬伯藩以及門人繼承了馬氏醫學,以從事中醫外科為主,都以名醫于世,馬氏醫學醫術代代相傳,其淵源的世家醫學只有極個別的名醫家能與之匹敵。

     巢家是孟河四大名醫家醫派中中醫﹙藥)學外科最杰出代表之一的是巢崇山:名峻晚號臥猿老人;(1843-1909年)擅長刀圭、針治腸癰外科。祖籍原為河南,﹙北宋徽宗年間〈1101-1126〉)遷居江陰,而后來到常州,定居孟河。從地方志的慈善活動記載來看,清代中期巢氏為孟河的望族,巢沛三是家族中首位醫家﹚。巢渭芳(1869-1927年)二人,巢家是先后在兩地﹙巢崇山在上海,巢渭芳在孟河﹚同時成為名醫。

     巢崇山的其先人為乾隆年間名醫巢沛三,擅外科刀圭,并長于內服湯藥及秘制丸散膏丹促其消潰,多有他醫不識之妙,治驗刊載《清代名醫醫案精華》。巢崇山出身于巢氏世醫家庭,從小繼成祖業,研讀不少中醫藥書籍,初在孟河行醫后,去上海懸壺施診行醫50余年。他多得世家祖傳承家學醫淵源,在醫術上擅長內外兩科,以外科最精,診醫經驗豐富,以刀圭之術猶為獨到,能以刀針手法治療腸癰所施手術,在治療化濃性外科疾病方面,稱他的手術有妙手回春之效,凡經他救治者絕大多數都能治愈;另外他醫治喉痧也有他的特長,用“清透疫邪”治療手法。巢崇山在上海行醫幾十年,他除了給人治病外,還培養了很多名醫,象丁甘仁初到上海施診行醫,是靠巢崇山的提攜和傳授其巢氏醫術,才逐步名揚滬上。其門徒有貝頌美、陶佐卿、汪劍秋、劉俊秀和黃曉初等名醫也前后投其巢崇山的門下學醫,并留有醫案若干巢崇山多應驗如神,生平診療十分繁忙,故醫著醫述較少。巢崇山的中醫﹙藥﹚學著作有《玉壺仙館醫案》、《千金珍秘》、《巢崇山醫案》等。秦伯未所著的《清代名醫醫案精華》稱:“巢家學淵源,學驗兩深,甘仁至申,崇山實為之介”。                 

     巢渭芳﹙1869-1927﹚是費伯雄的寄兒子,也是馬培之的入室弟子,他擅內、外、婦、兒各科,尤長于時病,盡得馬培之的真傳。名醫巢渭芳他認為治療急癥,求穩每致貽誤,顧全反覺掣肘,貴在不失時機;他治傷寒多奇效,治外科病也出手不凡。他又認為藥有專任,不能面面俱到,不能偏面求穩,在關健時刻,需審證求因。他對時病急癥有獨到之功療,應用火針治腸癰和化膿性外科疾病,深得病人口服心服。他一生留居孟河為鄉親行醫,其醫療業務一直比較興旺,所以他一身名重鄉里。家有患病者贈送的“愿為良醫,不作良相”等扁額懸掛于客廳。其子少芳,其孫念祖,其重孫重慶,都繼承祖業,一直在孟河和萬綏的地方上行醫至終身。生前曾著有醫話、醫案若干卷,未傳。門人遺有其手抄《門人問答》,還有醫著《巢渭芳醫話》等。

    馬培之的最得意門生是丁甘仁。孟河四大名醫家醫派中醫﹙藥﹚學文化的弘揚光大者,最具代表性之一是孟河醫派后期領袖人物丁甘仁。丁甘仁不但是一個愛國愛人民的中醫藥學大家。還是一位醫派思想進步、學術研究開放的中醫學教育家,他的丁門醫派學術思想與研究不保守不排外。他積極辦學主張要中西醫結合,中醫時代化。他常說:“醫為仁術,擇善而從,不分畛域。”又說:“中醫以氣化擅長,西醫以跡象見長,論其理則中學至精,論其效則西人亦著。” 他對傷寒論與溫病學說的辨證施治原則及其應用方法,悉心研究,認為在實際應用時,必須互相聯系,不能以經方和時方劃分界限,甚至對立起來。在治療外感熱病過程中,必須把兩種學說融會貫通,因人制宜方能得到效果。他是奠定孟河醫派丁氏醫﹙藥﹚學流派開放的學術思想與教育理論的著名醫家之一。

    丁甘仁:名澤周,(1865-1926年)是孟河四大名醫家醫派中醫﹙藥﹚學造詣最深者之一,是孟河醫派后期之冠。丁甘仁8歲入私塾,讀過四書五經,15歲時從學于堂兄丁松溪,﹙丁松溪是費伯雄的學生﹚學到了費氏的中醫藥理論,他又受業于圩塘馬仲清。19歲時取馬培之之女為妻,又在馬培之處學醫,后又從巢氏習外科,故他通曉內、外、喉等幾科。能兼蓄費、馬、巢三家之長,是當時大上海的一大名醫之家。丁甘仁初來上海之后還拜了安徽名醫汪蓮石為師,認惲鐵樵為其師兄。丁甘仁醫術精湛,品德高尚,特別是到滬上行醫之后一直樂善好施,對病家不分職位高低、不論富貴貧賤,均一視同仁,為上海大眾所敬仰。民國初年的1885年上海疫痧癥流行,其滬上醫生有上千名,但經丁甘仁診治者不下幾萬人,上海受益民眾達十幾萬人次之多,這也使他積累了治療疫痧癥豐富的臨床經驗。使當時的丁甘仁名聲隆起、名望之高一下之就名震上海與大江南北,西方各國在滬人士亦重金爭相邀請他就醫,他還常與同行汪蓮石、余聽鴻、唐容川和張隸清等同道互相交往,吸取各家之長;滬上的當時中醫藥界都是靠私人傳授學醫,大多醫生思想較保守,對醫學造詣秘而不宣,或傳臨床經驗而不講理論知識,使從師問業者能得一技之長者比較少。丁甘仁認為:“個人帶徒方式不能滿足培養中醫人才之需要,拯救祖國中醫學遺產,為當務之急,刻不容緩,為振興中華民族的中醫﹙藥﹚學事業,普及與提高教育為關鍵。”遂邀請上海社會名流李平書、王一亭諸公發起籌備,并聯合滬上同道名醫謝利恒、夏應堂集資辦學。并正式行文籌建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之文呈于大總統,于1916年創辦了“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現上海中醫藥科大學前生,創辦初期得到曹穎甫、余繼鴻、惲鐵樵、祝味菊、陸淵雷和包識生等名醫的支持和幫助﹚他擔任主任,主持校務。開創了近代中醫學教育的先河,改變了中醫培養師承家傳的單一模式,被中醫學家認為是中醫藥事業發展史上的杰出創舉。后又創辦了上海中醫女子專門學校,為配合臨床,又著手創辦滬南、滬北廣益中醫院門診和病房作為實習基地,并主持《中醫雜志》,為增進中醫學術交流廣開門路。        

    丁甘仁在上海一時眾望所歸,1921年上海中醫學界公推為上海中醫學會首任會長,在此期間上海為全國培養了一大批﹙八屆以后由其孫丁濟萬接辦,后改名為上海中醫學院,至解放時止共三十屆學生869人﹚中醫學骨干,其中佼佼者頗不乏其人。并發起成立“國醫學會”,首次把中醫師組織起來,相互切磋,開創了團結協作和諧之風。為了加強中醫學術的研究,在發行《國醫雜志》后,又發起成立“江蘇省中醫聯合會”,丁甘仁首任江蘇省中醫聯合會副會長。丁甘仁因首創中醫專門學校,有“醫譽滿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稱頌。丁甘仁更廣辦慈善事業,如仁濟堂、聯義善會、救生局、蔭沙義渡局、通江養老院、通江市文社等。丁甘仁曾為光緒帝診病,由于醫名顯赫,清末授封“中憲大夫和花翎四品銜候選道”。也為孫中山先生診病,為孫中山開展國民革命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孫中山對其丁甘仁的嘉勉其濟世之心,于民國年間的1920年,孫中山大總統對他嘉勉了“博施濟眾”的贊譽,以頌其德,給了他最大的榮譽。﹙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為之題詞﹚丁甘仁是孟河醫派的集大成者,也是繼往開來者,為中華民族的傳統中醫藥事業上升到近代的中醫學文化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丁甘仁在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在創辦之初還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即在謝利恒校長帶領下編纂成的《中國醫學大辭典》,以碩儒延聘商務印書館,參與編纂《辭源》,與同鄉陸爾奎、方毅、臧勵和為民國初年之文字改良運動中有名的"武進四杰",以編纂各種辭典而著稱。《中國醫學大辭典》為研求中醫者挈其綱領,為溝通西醫者導彼先河,謝利恒與丁甘仁的這一段友好的情誼及業績,為孟河醫派注上了濃重的一筆,也為孟河醫派增添了一道絢麗的光環。

     丁甘仁的醫學名書有《診余集》、《外科丸散驗方錄》、《醫經輯要》、《藥性輯要》、《脈學輯要》、《喉痧癥治概要》、《診方輯要》、《成藥全書目錄》、《丁甘仁家傳診方選》和《思補山房醫案》等著作。他的大部分醫學著作均存放在北京圖書館中,解放后《辭海》一書也收有丁甘仁的條目。孟河醫派最重要的鼎盛人物丁甘仁走出故土,在上海倡導中醫教學改革,在“昌明醫學,保存國粹”的思想指導下,將西方的教學模式和中國的傳統教學模式相結合,不僅授以中醫經典,還學習西方解剖學,生理學以及中國文學等,他一生為全國培養了一大批中醫骨干,其中佼佼者頗不乏人,如建國后擔任上海中醫學院院長的程門雪、黃文東,共和國建立前后著名中醫專家和后擔任上海中醫學院院長的丁濟萬、還有宋大仁、秦伯未、章次公、曹仲衡、許半龍、王慎軒、葉勁秋、嚴蒼山、李怡庵、余鴻孫、施文德、謝金生、陳存仁、劉佐彤、陳耀堂、何時希和張伯臾等人才濟濟﹙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舉﹚還有裘沛然、阮望春、朱良春、李怡庵、施文德、謝金生和嚴以平都是一代中醫翹楚和杏林骨干。

    孟河醫派的四大名醫家只有丁甘仁能完成前幾位想辦而辦不成的大事,他走完了從傳統中醫藥事業至近代中醫學教育到形成了當代中醫學文化的實踐道路,完成了從一個量的飛躍到另一個質的飛躍階段,從中醫藥的初級階段上升到中醫學事業中級階段、最后發展到中醫學文化的高級階段。﹙其他幾位孟河醫派的開創人物由于受當時朝代經濟和人力與物力的限制沒有能完成這個階段﹚。丁甘仁對中醫﹙藥﹚學的主要貢獻是繼承和發展了孟河醫派的學術思想,開創了我國近代中醫﹙藥﹚學教育的先河,改革中醫藥開辦了近代中醫醫院的先例,擴大了孟河醫派文化在國內的影響,進一步弘揚了孟河醫派的學術思想,為孟河醫派文化發展海內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丁甘仁最早提出傷寒、溫病學說一體論,開中醫學術界傷寒、溫病一體之先河。丁甘仁是我國近代杰出的中醫學家,中醫學教育家,是中國中醫﹙藥﹚學界的一代名宗大師。他立足京滬蜚聲幾十年,鼎盛中醫學壇數十年,將輝煌華夏的孟河醫派文化創至民國時期的頂峰。他于1926年夏在滬上病逝,國民政府中央及上海各界人士代表、華僑代表、當時的駐滬六國公使等,親臨吊唁。后遵照其丁甘仁的遺囑“安葬孟河”的棲風山之中,上海有22個團體,10多個樂隊,攜帶230幅挽幛,走水路船運棺柩至孟河城大南門外的娘娘廟之中,棺柩停在娘娘廟內吊喪3日,地方上的吊喪者通宵達旦,吊喪飯晝夜不停只好開“走馬席”,3日之后將丁甘仁靈柩厚葬于孟河城西的棲鳳山南麓。

    上海醫學界為懷念丁甘仁生前的業績,專門出版了《丁甘仁作古紀念錄》。丁甘仁長子孟淦早故,次子丁仲英,孫丁濟萬、濟民、濟華、濟南等均秉承世家醫業,并傳代后裔世。現在留在上海的丁家尚有其重孫丁一諤均承祖世業在龍華醫院任主任中醫師,其子丁甘仁的曾嫡孫丁佐泓在讀上海中醫藥科大學中醫學系;其后人丁甘仁之女懋英、德英;其后人丁甘仁之重孫景耀、景源、景孝,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寓居香港和美國行醫。學生中尚健在者僅存上海中醫藥科大學的著名教授沈仲理,已年過耄耋,已接近天頤年了。丁甘仁已被收入了世界名人錄,后人整理了丁甘仁的學術著作刊行,有丁甘仁的《丁甘仁醫案》、《丁甘仁家傳珍方》、《丁甘仁臨證醫集》、《丁甘仁醫案續編》。其后人整理出版的還有《百病醫方大全》、《醫學講義》、《丸散膏丹藥配制法》、《丁甘仁晚年出診醫案》、《丁甘仁家傳內外科實用經驗神效秘方》和《沐德堂丸散集》等中醫﹙藥﹚學術著作。丁氏祖孫幾代共創辦中醫學院校四所,辦中醫學雜志刊物四種,出中醫﹙藥﹚學著作近百部,為祖國傳統中醫﹙藥﹚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丁甘仁在《診余集》一書中說:“吾吳醫學之盛甲天下,而吾孟河名醫之眾,又冠于吳中”。綜上所述孟河的四大名醫藥家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孟河醫派文化主要根植于中華儒家文化的中醫沃壤,他們不論當時社會上有多大的壓力之下,堅持中華民族傳統的中醫﹙藥﹚學文化,堅定繼往開來信心,弘揚中醫﹙藥﹚學大業,為孟河醫派文化形成了一種特定的中醫學優秀文化奠定了載入史冊的基礎。孟河四大名醫家醫術醫德可以讓國人為他們喝彩,他們驕人業績可以讓中華民族為他驕傲,他們醫案醫著可以讓世人為他目睹,孟河醫派四大名醫藥家中醫﹙藥﹚學文化可以在世界上流芳百世,永遠發出燦爛的光芒。

         孟河鎮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程協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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