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謇 張謇本來是江蘇海門人，后來長期居住在南通，一般都說他是南通人。他十六歲就考中了秀才，成為當地有 名的知識分子。二十三歲的時候，到南京作提督（清朝地方高級軍官）吳長慶的文書，跟隨吳長慶走南闖北，增長了見識，也結識了當時的許多有名人物。大官僚翁 同和、張之洞、李鴻章等人都很賞識他的才學。張之洞和李鴻章還想聘請他到自己手下作助手，但是他當時一心一意想中舉人，成進士，所以-一辭謝了招聘，專在 科舉考試上下功夫。可是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太多，名額有限，他雖然很快就考中了舉人，但接連考了幾次進士，都沒有考中，直到光緒二十年才如愿以償，考取了第 一名進士，就是人們羨慕的狀元。自然，他也得到了“翰林院修撰”的官職。這年，他已經四十二歲了。 甲午戰爭爆發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 深，清政府內部以光緒為首的帝黨與以慈禧為首的后黨，主戰與投降的斗爭也日益尖銳。張謇因激于民族義憤和愛國熱情，積極參與了包括光緒的老師翁同和在內的 帝黨發動的“主戰倒李”運動，上書彈劾李鴻章妥協投降之罪。但是，由于帝黨本身缺乏實力和抵抗到底的決心，他們的這場“主戰倒李”運動并沒有取得結果。在 此情況下，張謇的萌發的“倦于風塵之想”愈加強烈。恰在這時，他又接到父親病亡消息，于是借回籍守制之名，脫離了帝后兩黨斗爭的漩渦。 《馬關條約》的簽訂，對當時回籍守制的張謇刺激很大，他在日記中逐條記下了“和約”的主要內容，并注明“幾罄（qìng）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 矣”，以表達自己的憤慨之情。但是，出于對政治斗爭厭倦和失望，張謇并沒有立即回京，也沒有直接參加反對賣國和約及割讓臺灣的群眾運動，而是在改良派主張 的啟發下，走上了“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道路。 他先后奔走于上海、南京、南通、海門等地了解情況。看到南通一帶棉花種得多，產 量高，棉布的銷路也好，他就決定先在南通辦棉紡廠，就地取材，就地銷售。可是，他手頭上只有二千兩銀子，其余的都得到處求人，靠股東集資。經過多方動員， 才組成了一個六人董事會，由張謇擔任董事長，議寫廠名叫“大生紗廠”。不料，董事中又有人打退堂鼓，張謇毫不動搖，繼續奔走籌集資金。 當時中國沒有棉紡機，要用機器就得從外國進口，價錢很貴，哪里能買得起？張謇利用自己狀元的身份，又去找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張之洞已被調任湖廣總 督），請求他給予支持。劉坤一表示愿意支持，但又說拿不出錢來。過了些日子，張謇聽說上海黃浦灘上擺著一批現成的棉紡機。他打聽清楚這批機器的來歷后，又 去找劉坤一說：“張大人擔任兩江總督時想要辦廠，從外國訂購了一批棉紡機。但是機器運來以后，他已經調走了。機器被江蘇省署買了下來，可又派不上用場。現 在機器日曬雨淋，已經生銹了。您就讓他們把機器轉讓給我們用吧！”劉坤一就命令徐州道桂嵩慶負責降價出賣。桂嵩慶對這些機器作價五十萬兩，要張謇買下。張 謇說：“我們連買地皮、造廠房的錢都無法籌措，哪有這么多買機器的錢？”后來經過多次商量，才決定機器作價五十萬兩作為官股，再由商人集資五十萬兩作為商 股，籌辦工廠。可是張謇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才籌集到十三萬兩。 張謇想盡一切辦法，不惜吃大虧，也要弄到錢。終于在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建成了大生紗廠。 張謇之所以能在通州辦成大生紗廠絕非偶然。一方面，通州有許多地利條件，如氣候好，適宜產棉，且質量好，紗廠可以就地取材；同時，通州僅大生一家紗廠， 工價也比較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張謇和封建政權有密切聯系，得到兩江總督（前為張之洞，后為劉坤一）的支持，早請到了“官股”、“官機”和減免厘金的特殊優 待。由于有了上述兩方面的有利條件，再加上張謇的主觀努力，經營管理比較得法，大生紗廠發展很快，在國內成為“歐戰前華資紗廠中惟一成功的廠”。從 1899年到1921年的23年中，大生紗廠由一個發展到四個，先后共獲利白銀1600萬兩。為了解決紗廠的原料和產品運輸銷售問題以及機器設備的維修等 問題，張謇還以大生紗廠為基礎，先后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廣生油廠、大隆油皂廠、澤生水利公司、大中通運公司、大達輪步公司、外匯三輪公司、船閘公司、資 生鐵廠。大昌紙廠、通隧火柴廠、大達公碾米廠等30多個企業。另外，還設立了淮河銀行，興辦了一些旅館、浴室、飯店之類的服務性企業單位。這樣，就形成了 一個以大生紗廠為中心的，包括工業、農業、金融、交通、運輸、服務等行業在內的較為完整的企業體系。盡管大生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趨衰落并最終為四大 家族所吞并，但它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卻仍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張謇在創辦實業的同時，也非常注重“投資于教育”。大生集團前期的發展一方面為張謇興辦教育積累了資金，另一方面也對培養人才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 因此，1902年，當大生企業開始盈利的時候，張謇就開始著手興辦新式教育，在通州創辦了國內第一所師范學校。在此后的20年中，他又陸續辦起370所 小學、6所中學和10所大學，形成了一個連續的教育系統。與此同時，他還直接配合實業的需要開辦了農業學校、紡織學校、商業學校、刺繡學校、女工傳習所等 技工、職業學校，配合地方自治的需要開辦了通俗教育社、商業講演社、測量講習所。法政講習所等群眾通俗教育，另外還辦了一個盲啞學校。總之，凡是當時資本 主義國家所具有的普通教育、師范教育、職業教育、通俗教育、特殊教育等等，幾乎都被張謇移植過來了，基本上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教育網。 在創辦這些教育事業的過程中，張謇不顧其在實業方面的困難，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精力，表現出了非凡的膽識和飽滿的愛國熱情。而張謇不畏艱難，勇于開拓的愛國精神無疑也為后人樹立了榜樣。 張謇在創辦大生紗廠期間，因痛感于清廷吏治腐敗，曾一度參與了由康、梁發起的維新變法活動，希望借助變法刷新政治，為興辦實業掃清障礙。但由于他當時正醉心于“實業救國”，害怕政局動蕩，所以他后來退出了政局，漸漸不問國事了。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張謇在時代大潮的影響下，逐漸認識到政治制度變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開始將目光從實業教育轉向政治。 1903年，張謇在東渡日本進行訪問和考察期間，親眼目睹了日本的實業和教育在政府獎勵與扶助政策下迅速發展的事實，他進一步認識到：日本的強盛并不僅僅 在于其實業和教育的發達，而且還在于其政治制度的優越。中國如不“去其病根”，仿效日本變革政體，則“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也無回天之力。但是，在如 何變革政體的問題上，張謇仍然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方式，幻想以請愿等溫和手段促使清政府有所覺悟，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在上述思想指導 下，張謇對政治的態度逐漸由消極轉為積極，成為了清末資產階級立憲運動的支持者和推行者。 早在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之時，張 謇就曾與何嗣餛（hún）、湯壽潛等共同擬定了《變法平議》，企圖在承認慈禧絕對權威的前提下，依靠東南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支持，懇求和說服清政府 實行“設議政院”、“停捐納”、“變科舉”“辦學堂”等改革。盡管他們在《變法平議》中，他們的所謂“議政院”也僅僅是咨詢機構，但由于清政府的所謂“新 政”，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騙局，他們的這套改革方案仍然沒有被采納。 1904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清政府駐各國使臣孫寶琦、胡維德等以立憲的日本戰勝專制的俄國為理由，聯名電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國內的一些督撫也謀求有所呼應，立憲運動已成山雨欲來之勢。 清政府為拉攏資產階級上層人物，乃于3且初任命張謇為頭等顧問官，賞加三品銜。張謇則乘機與蒯（kuǎi）光典、湯壽潛等商議，為張之洞、魏光燾二督起 草了一份《擬清立憲奏稿》，同時組織編譯刊印《憲法義解》、《日本憲法》、《日本議會史》等書分送各方要人以至北京內廷，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宣誓立憲，通 告天下，“定為大清憲法帝國”，并建議清政府派親信而又有聲望的王公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在此期間，張謇還積極聯絡各省督撫，希望他們采取一致行動，共同敦 促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制。 1905年底，資產階級革命有愈演愈烈之勢，清政府為緩和時局，被迫接受了張謇等人的建議，先是派載澤、端 方等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接著又于次年6月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張賽大受鼓舞，遂與湯壽潛等聯合江、浙、閩三省商學兩界200多人在上海成立預 備立憲公會，表示擁護清政府“預備立憲”，并要求清政府加快立憲步伐。從1907年冬季起，張謇又多次聯絡各地立憲黨人組織上書和請愿活動，要求召開國 會，清政府為其壓力所迫，只得于1908年8月宣布以9年為立憲預備期限，同時制定所謂《欽定憲法大綱》、《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和《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 單》作為敷衍。張謇等對清政府缺乏立憲誠意大為不滿，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于1911年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并通電各咨議局，派人分赴各省游 說，組織聯合請愿。1910年1月，各省咨議局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遞交聯名請愿書，要求代奏。清政府予以拒絕，第一次請愿失敗。于是，張騫又聯合10 個請愿團體，于1910年6月赴北京再次請愿，清政府以“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為由，再次拒絕請愿團的要求，第二次請愿也失敗了。張謇仍不死心，決定組織 第三次請愿。組織各省立憲黨人向上爭取督撫的支持，向下征集各界人士簽名，并于1910年10月資政院開會之日呈遞了請愿書。這次請愿，因為有各省督撫和 資政院參與，清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表示，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定于1913年召開國會，立即設立內閣。看到清政府作出了一些讓步。張謇等人停止了大規模 的請愿活動。 然而，清政府還是玩弄權術。1911年4月，清政府宣布成立以奕劻（kuāng）為首的“責任內閣”，大權集中在皇親貴 戚之手，“預備立憲”的騙局至此大白于天下。張謇見他們幾次三番的請愿，僅僅換來這樣的結果，不禁對清政府大失所望，但他又確實不愿用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清 政府。 張謇還積極主持參與了江蘇省的地方自治與收回鐵路權利活動。然而，由于這些活動脫離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主流，所以沒有什么成果。 武昌起義爆發后，張謇不想看到清政府的滅亡，還想為清政府作最后挽救。他先是跑到南京請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出兵“援鄂”，繼而又趕到蘇州，為 江蘇巡撫程德全草擬了《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規勸清政府以讓步來“收回人心”，平息起義風潮。然而，隨著各地起義的接連出現，連程德全、湯壽潛等一 部分官紳和立憲派都紛紛脫離了清政府，張謇開始認識到清政府已經失去人心，無可挽回了，于是也轉向支持共和。 張謇的政治主張由立憲改 為共和是一大進步，同時他還為辛亥革命的發展做了一些積極的工作。11月6日，他打電報勸阻袁世凱進攻湖北。11月8日，他又分別寫信勸鐵良和張人駿放棄 武裝反抗，還與上海的民軍取得聯系，幫助通州“和平光復”。為了敦促袁世凱轉向共和，張謇還和程德全一起向袁進言，希望他向美國共和偉人華盛頓學習，不要 再為清廷盡愚忠。當江浙聯軍在南京遇到張勛的頑抗時，張謇積極為程德全出謀劃策，并慷慨解囊，以財物資助江浙聯軍。在張謇的協助下，聯軍終于12月1日光 復南京，統一了江蘇全省。 但是，張謇對革命的態度還沒有改變，他仇視害怕革命。希望國家早日結束動蕩，恢復安寧的局面。張謇眼看臨時 政府已為革命派掌握，便將恢復“統一”與“秩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因此，盡管孫中山任命他為實業總長，但他不僅不肯就職，反而對臨時政府采取 拆臺的態度。南北議和期間，張謇一面積極為袁世凱謀劃奔走，通風報信；一面又在革命陣營內部散布妥協言論，力主對袁讓步，袁世凱竊國后，張謇聯絡其他立憲 派于1912年5月成立了共和黨，協助袁世凱鞏固政權，隨后又以共和黨為基礎，聯合梁啟超的民主黨于10月間成立了擁袁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1913 年3月，國民黨領袖宋教仁為袁世凱的特務殺害，張謇以“調停者”身份向黃興等人游說，極力主張“法律解決”，堅決反對南方革命勢力討袁，及至“二次革命” 爆發，張謇將戰爭責任推到革命派身上，而且聲明擁袁反孫的政治立場，成了袁世凱利用的一枚棋子。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后，請他出 任農商總長。袁此舉無非是想借助張謇的聲望來籠絡人心，但張謇卻大受鼓舞，略作推讓之后就于10月16日走馬上任，隨即發表《實業政見宣言書》等一系列文 告，提出所謂“棉鐵主義”，主張依靠國家政權的支持與扶植，大力發展棉紡織業和鋼鐵工業，以此為中心推動整個工商業的發展。為此，他首先從精簡機構，緊縮 編制著手，對農商部進行了改革，借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時，他還注重法律，先后主持制定了工商保息法、礦法、公司條例等一些法規。借以保護和振興工商業。接 著，他又先后主持擬定了籌辦棉、糖、林、牧等場的計劃，以及擴充改良棉田、經營全國山林、整理茶業、擴充制糖原料產地、整飭國貨等方案計劃，準備利用歐戰 的空隙，去和外國資本主義競爭。 他還竭力主張對外開放，在不損害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引進外資，并先后與美國紅十字會、美孚石油公司訂立 了2000萬美元的石油借款合同和3900萬美元的石油開采借款合同。張謇主持制定的各項政策、法令、條例和規劃等對當時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的確起了一定促 進作用，他在引進外資方面更表現了非凡的見識和氣魄。然而，由于美國同各國的矛盾，也由于國內輿論的反對，張謇所訂的借款合同大多未能實際履行，他的發展 實業的計劃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也不可能付諸實施。在此情況下，張謇又目睹了袁世凱統治下政治黑暗、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商業盡廢的現況，對袁世凱政權 漸感失望，再加上當時袁世凱急不可待地準備稱帝，張謇不愿陪袁世凱去死，于1915年3月、8月先后辭去農商總長和全國水利局總裁職務，回到故鄉自辦工廠 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帝國主義侵華勢力的卷土重來和軍閥混戰的加劇，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日趨蕭條，一向盈利的大生紗廠也發生虧損。1925年，張謇所辦的三個棉廠因債臺高筑而為具有債權的銀行團所接管，張謇很是失望，思想越來越保守，他反對革命，在1926年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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