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一經頒布，該作家的作品就會立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圖書一掃而空，有關作家的介紹、作品的評論集中發布，潮水一般涌來。對普通讀者來說，是一場文學的宴會，也是一次文學的普及。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小說幾年前就被引進到國內，已全部翻譯成中文出版。對文學界及出版界來說，石黑一雄不是冷門。只是對普通讀者來說，這個名字還是有點陌生，他在中國的熟知度、圖書的銷售自然遠遠不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甚至有人嘆息，因著石黑一雄的獲獎，村上春樹離這個大獎更遠了。 通過諾獎，人們開始了解這位英籍日裔作家。瑞典學院給出的獲獎理由是“石黑一雄的小說富有激情的力量，在我們與世界連為一體的幻覺下，他展現了一道深淵”。 對自己的獲獎，石黑一雄說希望諾貝爾文學獎能成為向善的動力。“我們的世界正處于一個不確定的時刻，我希望諾貝爾獎的所有獎項都能像這一刻一樣，成為推動這個世界向積極一面發展的動力。” 八部小說 石黑一雄從28歲開始寫作，至今創作了八部小說，包括長篇小說《遠山淡影》、《浮世畫家》、《長日將盡》（又譯《長日留痕》）、《無可慰藉》、《我輩孤雛》（又譯《上海孤兒》）、《莫失莫忘》（又譯《別讓我走》）、《被掩埋的巨人》，以及中短篇小說集《小夜曲——音樂與黃昏五故事集》。 《遠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處女作，也是一部問世30年仍在不斷重印的名作。小說通過一個移居英國的日本寡婦對故土、故人的回憶，講述了戰后長崎一對飽受磨難的母女渴望安定與新生，最終以母女成功移民，而女兒自盡作為悲情結局。 《浮世畫家》獲得“惠特布萊德文學獎”。小說講述了畫家小野為了給小女順利出嫁營造良好的社會關系，他開始重訪故友，重溫往事，讓記憶回到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那段時期。其間，他頻頻遭遇與青年一代在思想、世界觀上的矛盾和沖突，對曾經篤信和引以為豪的信念與業績產生了困惑和猶疑。 《長日將盡》讓石黑一雄獲得了英國布克獎。這部小說以最能代表英格蘭社會和文化特征的男管家為主角。退休后史蒂文斯前往英格蘭西海岸旅行，拜訪當年曾在府邸工作過的女管家肯頓。一路上，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意識到自己多年來虛妄的驕傲和隱忍的愛情。這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告別有情天》。 《無可慰藉》獲得“契爾特納姆文學藝術獎”。寫的是一位鋼琴演奏家在一座謎樣的城市里所經歷的謎樣的幾天。他在努力尋找夢境出口的過程中，漸漸意識到自己正面臨人生最為嚴酷的一場演奏。 《我輩孤雛》再度獲得布克獎提名。小說講述了一個在上海出生的英格蘭偵探于上世紀30年代重返上海偵破他父母失蹤的故事。 2005年創作的《別讓我走》受到極大關注，曾多次獲獎，兩次改編成電影，并改編成同名日劇。小說的敘事由一個名叫凱西的女人來講述，她在一所學校做護理員，但是照顧的是克隆人，所有的學生似乎是注定的不能在畢業之后選擇普通人生，他們會成為“捐贈者”。 英國作家詹姆斯·伍德在評價這部小說時說，盡管《別讓我走》對克隆作了大力鞭撻，可小說最具力量之處乃是它最諷刺的是，其諷刺的力量來源于它所繪制的正常人類生活圖景，實際上這幅圖景表現的是一種死亡的文化。也就是說，石黑一雄這本書最妙的地方，是他讓人們思考克隆生命的無意義之時，迫使人們去思考自己的無意義。 《小夜曲——音樂與黃昏五故事集》是一部小說集，全書以音樂為線索，由五個看似獨立卻又相互關聯的故事組成。故事的主要人物都同音樂相關。 《被掩埋的巨人》是石黑一雄的最新著作，也是他距離上一部長篇小說《別讓我走》10年后的作品，目前電影版權已被買下。 這部小說與石黑一雄之前的小說略有些不同。他放棄了第一人稱的敘事。而且“故事發生在一個我之前從未涉獵的背景之中，這是兩個顯而易見的變調，而這兩個變調都是我有意為之的”。 小說講述了一對年邁的不列顛夫婦想要趕在記憶完全喪失前找到此刻依稀停留在腦海中的兒子，于是匆匆踏上了一段艱辛的旅程。他們渴望讓迷霧散去，渴望重拾兩人相伴一生的恩愛回憶——但這片靜謐的霧靄掩蓋的卻是一個黑暗血腥的過去，那是一個在數十年前被不列顛人的亞瑟王用違背理想的手段掩埋的巨人。 “年輕”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我的一部分感覺就像一個冒名頂替者，很糟糕。村上春樹、薩爾曼·拉什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麥克卡西、麥卡錫，都馬上進入了我腦海，我只是想，‘哇’，我太年輕了，不能贏得這樣的東西。但是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62歲，所以我是在獲獎作家的平均年齡。”在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石黑一雄曾對媒體這樣說。事實上，他是一個相當低調的人，接受采訪的次數不多，在這些講述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經歷及創作思路。 石黑一雄的生活經歷比較簡單，最特殊的就是他是日本移民二代。5歲那年，他隨家人從日本長崎搬到了英格蘭南部的吉爾福德小鎮。自此在英國生活，并接受教育，直到近30年后才再次到日本。英語幾乎是他的母語，他說自己的日語“很差勁”，從未用日語寫作。 剛到英國時，石黑一雄喜歡日本漫畫，還喜歡模仿，記下漫畫上每一個冒險的圖像，回家后畫自己的。上小學后對夏洛克·福爾摩斯著迷，還模仿寫了一部維多利亞偵探故事。 石黑一雄表示，這種經歷讓他意識到寫故事是件輕松的事。 1974年，石黑一雄進入英國肯特大學學習英語和哲學，后來到東安格利亞大學，學習創意寫作課程。在這里，他結識了英國女作家安吉拉·卡特，她成為石黑一雄的良師益友。 石黑一雄喜歡《簡·愛》《戰爭與和平》《荒涼山莊》《傲慢與偏見》等19世紀經典文學作品，自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狄更斯、奧斯汀、夏洛特·勃朗特等文學大師忠實的粉絲，同時也是因為他“需要一個厚實的土壤”。 盡管如此，石黑一雄開始并沒有寫小說，而是沉迷于音樂，寫了不少歌。 直到1982年，石黑一雄創作了《遠山淡影》。他說：“我很喜歡它，但我仍覺得它令人困擾。結尾幾乎就是個謎，如此令人不解的程度下，我卻沒看到任何有藝術價值的收獲。它可以說是缺乏經驗便在，錯誤判讀了顯而易見和微妙無比的東西。即便在當時，結尾也令我不甚滿意。” 1986年，石黑一雄寫了他的成名作《浮世畫家》，“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出版六個月后，它先后提名布克獎，獲得惠特布萊德文學獎；就在這時，我決定買一臺留聲機。突然之間，我幾乎不認識的人紛紛來邀請我們共進晚餐。你對你的生活幾乎失去了掌控。” 成名后，石黑一雄的生活受到影響，首先是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被占據，其次，他表示，“要花費很長時間經受富有見解之人的考問”。 三年后，他的代表作《長日將盡》獲得了布克獎。從這時開始，石黑一雄說自己才學會了委婉地謝絕。 在談到寫作習慣時，石黑一雄說自己常常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寫作，盡量保持在下午四點前不受郵件或是電話的干擾。他寫作幾乎沒有超過三稿的，但有個別段落是寫了一遍又一遍。 石黑一雄喜歡柏拉圖。“在柏拉圖對話錄中有一段，蘇格拉底說，理想主義者常常在兩三次打擊后就變得厭世。柏拉圖表示這其實就像是對善之意義的探索；當你碰壁時，不應感到破滅或是失望。你應該發現的是，縱使探索過程百般艱辛，你仍需初心不減，一往無前。”這種認知無疑在他的小說中是有體現的。 1995年創作的《無可慰藉》是被評論家問到最多的小說，學界對這本書的探討也遠遠要多于其他小說。石黑一雄表示，晦澀難懂絕不是他的本意。他力圖保證小說的清晰，考慮到它是追溯著夢的邏輯，“我一個字都不會改動；那是我當時寫作的感受，我認為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別讓我走》對石黑一雄來說，有些不同。他在這本小說中展示人類的積極性，而非道德的薄弱面。“我一直把它看作是我最振奮而又愉悅的作品。在過去，我常寫主人公的失敗，他們其實是對我自己的警示，是一些‘不要這樣過日子’的書。《別讓我走》第一次使我關注一些人類的積極樂觀層面。” 《被掩埋的巨人》這部被媒體贊為“顛覆了西方奇幻文學既定模式”的小說一出版就得到了各方好評。“我希望人們能夠領會到記憶與欲望是何等難以把握的問題。”石黑一雄在接受《赫芬頓郵報》采訪時如是說，“我希望強調人類所身處之困局的復雜性。” 在談到創作動機時，石黑一雄表示，來自于上世紀90年代兩起事件，一是南斯拉夫解體時在歐洲的見聞，二是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對此，他很是困惑，“作為一名不同于非虛構類作者的小說家，我應當可以站遠一步，承認這類事件是人類遭遇的一種固定模式，你會看見它們在整部歷史中反復出現”。 石黑一雄最終選擇了創作一部近乎寓言的作品。小說中，他沒有處心積慮地力求史實精確。他想說的是對這件事的感受。“在一部小說中，情感對我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身份與沖突 即使是5歲離開日本，用英語寫作，但石黑一雄的身份，讓他在開始創作時，依然在寫以日本為背景的書，雖然那并不是真實的日本。 在一次和日本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對話中，石黑一雄談及了這個問題。 近30年后才再次到日本，石黑一雄對現代日本所知甚少。但他認為，正是對日本缺乏權威，缺乏認識，才迫使他使用想象，并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無家可歸的寫作者。他說自己沒有明顯的社會角色，既不是一個非常英國的英國人，也不是一個非常日本的日本人。進一步說，他與日本歷史和英國歷史都沒有強大的情感紐帶，所以只能利用它們服務于他的個人目的。因此，這必然迫使石黑一雄以一種國際的方式寫作。 另一方面，石黑一雄認為他的國際化寫作，是和英國的環境有關。英國如今有點像世界的一個偏僻小鎮。有些英國年輕作家有一種自卑情結，也即是說，他們不得不有意識地作出努力，試圖針對國際性的主題。石黑一雄感覺到了同樣的壓力，他也必須是國際性的。 不過，大江健三郎認為，除了國際性外，石黑一雄還非常英國。比如在《長日將盡》中，石黑一雄的視點既可以很好地描述英國人，也可以描述美國人。因此，石黑一雄不是一個英國作家或歐洲作家，而是一個用英語寫作的作家。 中國作家麥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對英國三位在國際上得到高度關注的移民作家作了一番評價，分別是拉什迪、奈保爾和石黑一雄。 他認為，這幾個作家有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擁有國際視野，他們站在一種文化沖突上觀察這個世界，他們藐視戰爭或者說他們仇恨戰爭，但他們在文化深處又發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 全球化時代，這種移民身份已經決定了他們是一種國際視角，他們從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來到發達國家，沖突是天然的。一個英國作家可能感受不到這種世界的文化、宗教等思想的沖突，而他們卻天然地感受到這種沖突。 （本報記者溫新紅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7-10-20 第6版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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