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志軍：渭河平原古代農業的發展與變化—華縣東陽遺址出土植物遺存分析

　　一、前言

　　渭河平原介于秦嶺和黃土高原之間，西至寶雞的大散關，東至渭南的函谷關，所以又被稱之為關中平原。渭河平原是渭河及其支流涇河和洛河造成的一片狹長的沖積平原，屬于暖溫帶半濕潤氣候區，氣候適宜，四季分明，雨量適中，土壤肥沃，再加之渭河及其支流的充沛水量所提供的灌溉條件，使得當地的農業生產條件十分優越，自古就是中國農業經濟最發達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在歷史時期有“八百里秦川”的美譽。

　　20世紀50年代西安半坡遺址的考古發掘，在出土的一件陶罐中發現了粟的遺存，說明早在距今6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期，渭河平原就已經出現了種植粟的旱作農業。近些年來一系列植物考古新發現進一步證實，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古代旱作農業在渭河平原至少可以再向前追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初期即北首嶺期。近期的植物考古分析還揭示，仰韶文化早期渭河平原仍處在從采集狩獵向旱作農業的轉變過程中，即從農耕生產和采集狩獵并重的生業形態，逐步發展到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經濟的社會發展階段；直至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即廟底溝時期，渭河平原終于進入到了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經濟的農業社會發展階段。

　　陜西華縣東陽遺址的浮選結果為進一步探討仰韶文化之后渭河平原古代農業的發展狀況創造了條件。東陽遺址位于渭河平原的東部，是一處分布范圍廣、時間跨度大、文化性質復雜的考古遺址，根據出土遺跡遺物的分析以及碳十四年代測定的數據，遺址文化堆積可劃分為五個不同的時期，即仰韶文化早中期（半坡類型史家期末段~廟底溝期初段）、夏商時期、西周時期、東周時期和西漢時期。由此看出，東陽遺址雖然缺少廟底溝二期和龍山時代兩個重要時期，但擁有夏商周和西漢的文化堆積，再加之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堆積，為我們探討渭河平原古代農業的發展狀況提供了實物資料和考古證據。

　　二、東陽遺址浮選結果

　　為獲取植物遺存，伴隨東陽遺址的考古發掘開展了浮選工作。先后采集到浮選土樣60份，其中以采自灰坑的樣品數量最多，其次為隨葬陶器內的土樣，采自灰溝、房址和柱洞的樣品數量較少。在各時期的文化堆積中采集到的浮選樣品的數量也略有不同，其中以西周時期樣品的數量最多，夏商時期樣品最少，其他幾個時期的樣品數量相差不大。（表一）

　　采集到的浮選土樣在發掘工地現場進行了浮選，采用的是水桶浮選方法，收取浮出炭化植物遺存的分樣篩規格是80目（篩網孔徑0.2毫米）。浮選結果在當地陰干后被送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實驗室進行分類、鑒定和分析。植物種屬的鑒定工作由楊金剛負責完成。

　　炭化植物種子是東陽遺址浮選工作的最大收獲，在60份浮選樣品中出土各種炭化植物種子21374粒。經鑒定，這些植物種子分別屬于26個不同的植物種類，其中絕大多數可以準確地鑒定到種（species），少數僅能鑒定到屬（genus）。植物類別的劃分標準多種多樣，如果按照與人類生活關系密切程度劃分，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植物種子可以分為農作物籽粒、雜草種子、其他植物種子和果核四大類。（表二）

　　（一）異常樣品

　　在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植物種子中，有一類植物種子出土數量極端異常，即藜科植物中的藜（Chenopodium album），總計多達11724粒，占所有出土植物種子的55%。藜是一種常見的雜草類植物，主要生長于田間路邊、曠野宅旁，同時也是北方地區危害較大的農田雜草，但其嫩枝葉可以食用，又被稱作“灰菜”。盛產種子是包括藜在內的藜科植物的顯著生物特性，大多數藜科植物在成熟后每株都能夠產出成千上萬粒種子，所以在中國北方地區考古遺址的浮選結果中，一般都能發現包括藜在內的藜科植物種子，而且數量一般都比較多。但是，東陽遺址出土藜種子的情況卻非常特殊，除了出土數量驚人，出土背景更是異常集中，幾乎全部（11380粒）出土自一個遺跡單位中，即屬于西周時期的灰坑H47。

　　對于考古遺址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而言，如果某一種植物遺存的出土背景異常集中，反映的應該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東陽遺址灰坑H47出土藜種子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值得認真分析。然而，由于灰坑H47出土藜種子的數量過于龐大，占到了整個遺址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一半以上，在應用統計學方法進行量化分析時，勢必對其他出土植物種子的數量比例關系造成嚴重干擾。因此，為了能夠在量化統計數據上更加清楚地說明東陽遺址出土植物種子之間的相互關系，在進行數量統計和量化分析過程中，我們將灰坑H47出土藜種子的數量暫時擱置，單獨討論。

　　如果不考慮灰坑H47出土的11380粒藜種子，東陽遺址出土炭化植物種子總數應該是9994粒，其中以農作物為大宗，合計6935粒，占所有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69.6%。雜草種子合計1660粒（實際數量13040粒減去異常樣品灰坑H47出土的11380粒藜種子），占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16.7%。其他植物種子合計1346粒，占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13.5%。果核的數量最少，合計僅27粒，在出土植物種子總數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下面分別給予介紹。

　　（二）農作物籽粒

　　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農作物籽粒包括了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水稻（Oryza sativa）、小麥（Triticumaestivum）、大麥（Hordeum vulgare）、大豆（Glycine max）、紅小豆（Vigna angularis）和豌豆（Pisum sativum）等八個品種。

　　粟的出土數量占絕對優勢，各時期浮選樣品出土炭化粟粒合計5450粒，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78.6%。（圖一，1）與炭化粟粒相比，炭化黍粒的出土數量很少，合計僅159粒，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2.3％。（圖一，2）粟也稱谷子，黍也稱糜子，二者常被合稱為小米。粟和黍的農作物組合是典型的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特點，在中國北方地區各考古遺址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中，幾乎都同時出土有粟和黍，表現為粟不離黍，黍不離粟的特點。

　　東陽遺址水稻遺存的出土數量較少，（圖一，3）炭化稻米和基盤合計218粒，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3.1％。生長中的稻谷粒是通過小穗與稻穗相連接的，小穗頂端與稻谷連接的結節被稱之為“小穗軸”，稻谷粒的底部與小穗軸連接的圓環部位稱作“基盤”。由于小穗軸和基盤不是種子，以往我們對出土植物種子進行數量統計時一般不包含稻谷基盤的數量。但事實上每一個稻谷基盤是可以代表一粒稻谷或稻米的，所以此次將基盤也統計在稻谷遺存的出土數量中。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水稻遺存的出土層位非常集中，幾乎都發現在仰韶文化時期的浮選樣品中。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炭化小麥粒的數量很突出，（圖一，4）總計達942粒（其中包括了2粒小麥小穗軸），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13.6%，絕對數量的比例僅次于炭化粟粒，遠高于其他農作物品種。有趣的是，小麥遺存的出土層位也相對比較集中，但與水稻遺存出土情況截然相反，絕大多數小麥遺存發現在西周時期的浮選樣品中。

　　東陽遺址出土的炭化大麥粒的數量極少，（圖一，5）僅發現了15粒，在出土農作物總數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歷史上的和現生的大麥有很多種類，農學家們以去皮的難易將其分為皮大麥和裸大麥兩類，前者也被稱作草大麥或有稃大麥，后者也被稱為米大麥、元麥或青稞。通過顯微鏡觀察，東陽遺址出土的炭化大麥都是裸粒，未發現附帶有殘存內稃的個體，據此判斷應該是以裸大麥為主。

　　出土炭化大豆共計149粒，（圖一，6）占出土農作物總數的2.2％。大豆粒也是集中出自西周時期浮選樣品中。近期我們曾對大豆遺存的鑒定方法開展過系統的研究，據此建立了考古出土炭化大豆粒的鑒定標準。對于考古出土大豆粒而言，最有效和準確的鑒定標準應該是種皮的形態特征以及被炭化后的變化規律，子葉（豆瓣）被炭化后所發生的變化規律也具有很強的識別性，而豆粒的尺寸大小對栽野屬性的鑒別誤差較大，僅具參考價值。東陽遺址出土的大豆粒因炭化而嚴重變形，豆皮基本都已剝落，裸露的子葉出現大小不同的蜂窩狀凹坑。根據新建立的鑒定標準，東陽遺址出土的炭化大豆粒所表現出的形態特征和炭化后出現的變化符合栽培大豆的特點。

　　在西周時期浮選樣品中發現了一粒紅小豆，（圖一，7）呈圓柱狀，豆皮經燒烤已經脫落，但豆臍仍然保存，細長，上端寬，下端窄。紅小豆是重要的豆類作物，被馴化的時間和地點仍在討論中，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早的紅小豆遺存出自日本繩紋時代中期遺址。近些年來，在中國的一些考古遺址也陸續浮選出土了紅小豆遺存，例如，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重慶忠縣中壩遺址、北京房山丁家洼遺址、陜西西安漢墓陶倉等。當時為了謹慎起見，這些紅小豆遺存在正式報告中都曾暫時被鑒定到屬，即豇豆屬。現在看來，這些豇豆屬豆粒應該是紅小豆。

　　除了大豆和紅小豆之外，在東周浮選樣品中還發現了一粒豌豆，（圖一，8）豆粒較小，近圓球狀，直徑在3.5毫米。豌豆起源于地中海地區，后傳入中國。此次在東陽遺址東周時期樣品中發現的豌豆是目前在中國考古發現的時代最早的豌豆遺存，為探討豌豆傳入中國的時間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三）雜草種子

　　雜草是伴隨著人類的出現而形成的、依附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而存在于人工生態環境的一類特殊植物。與人類生活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田間雜草，經過長期進化，田間雜草已經逐漸適應了由人類耕作的農田環境，具備了栽培作物的某些生長習性，能夠在農田中與人類所種植的農作物爭奪生存資源，所以從人類的角度考慮，雜草是不受歡迎的、長錯地方的一類植物。在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雜草種子分別屬于禾本科、藜科和蓼科。

　　在禾本科植物種子中鑒定出狗尾草（Setaira viridis）、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和稗（Echinochloa crusgalli）三種雜草種子，合計1306粒。其中狗尾草為一年生雜草，是秋熟旱田的主要雜草種類。（圖一，9）馬唐與狗尾草相同，也是秋熟旱田的主要雜草品種。稗是現代水稻田中危害最大的雜草，由于其生長習性與水稻完全相同，伴隨水稻的生長，與水稻爭水、爭肥、爭光，嚴重影響水稻的收獲。值得注意的是，東陽遺址出土的稗草種子集中發現在仰韶時期浮選樣品中，與水稻遺存的出土情況完全相同，這種現象應該與仰韶文化時期當地種植水稻有關聯。

　　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藜科植物被鑒定為藜，（圖一，10）前面已經提到，藜是一種常見的雜草，主要危害的是夏熟作物即麥類作物的生長，屬于惡性麥田雜草。同樣，蓼科植物也包含有多種雜草品種，例如此次浮選出土的萹蓄（Polygonum aviculare）也是一種常見的夏收作物田雜草。

　　（四）其他植物種子

　　除了大豆、紅小豆和豌豆這三種豆類作物之外，在東陽遺址浮選結果中還發現了一些野生的豆科植物種子，包括野大豆（Glycinesojo）、胡枝子屬（Lespedeza sp.）、草木犀屬（Melilotus sp.）和黃芪（Astragalusmembranaceus）。野大豆多出自仰韶文化時期的浮選樣品，種子形態特征比較一致，呈長橢圓形，豆臍窄長形，位于腹部偏上部，雖經過炭化，豆粒變形并不明顯，種皮保存基本完好，（圖一，11）根據新建立的鑒定標準，這些炭化豆粒的形態特征和炭化后出現的變化符合野大豆的特點。胡枝子屬是一種灌木類豆科植物，葉子具有濃郁的香味，適口性好，營養價值高，是飼養家畜的優良飼料。草木犀屬是一種草本類豆科植物，也是一種飼養家畜的飼料。黃芪的可利用價值是根部，現今仍然被人們采集食用或做中藥材。

　　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紫蘇（Pe r i l l afrutescens）屬于唇形科，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蘇的葉也稱“蘇葉”，具有特異芳香，可伴生魚片或烤肉食用；紫蘇的種子也被稱作“蘇子”，可榨油。所以紫蘇在古代曾被用作食物，但在現代主要用作中藥材。水棘針（Amethystea caerulea）也屬于唇形科，種子呈三棱狀卵形，表面密布網狀紋，出土數量較多，計1096粒，占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11%。水棘針除了可以用作中藥材之外，與人類生活關系不大，東陽遺址為什么出土了大量的水棘針種子，目前不得而知。

　　牡荊（Vitex negundo）屬于馬鞭草科，是一種落葉灌木，枝條十分堅韌，在古代常被選作編筐籃的材料，也被用來制作婦女的發釵，稱之為“荊釵”，與金屬或玉石制作的發釵相比較，荊條材質簡陋，故有“荊釵布裙”這一成語，用來形容婦女裝束樸素。

　　鐵莧菜（Acalypha australis）屬于大戟科，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植株低矮，生于山坡、溝邊、路旁和田野，可用作中藥材。（圖一，12）錦葵（Malva Sinensis）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花色鮮艷，是一種常見的觀賞類植物。

　　（五）果核和果實

　　東陽遺址浮選出土的果核包括屬于漿果的野葡萄（Vitis sp.）和君遷子（Diospyroslotus），以及屬于核果的酸棗（Ziziphusjujuba vas. spinosa）。

　　漿果是肉果的一種，種子被三層果皮包裹，外果皮較薄，而中果皮和內果皮則肉質化，變成為多汁的果肉。現今許多水果品種都屬于漿果類，例如葡萄、番茄、柿等。東陽遺址出土的葡萄屬植物種子大多數出土自仰韶文化時期樣品，特征明顯，背面中部有一個內凹的合點，腹部有兩條并列的深槽，（圖一，13）但進一步鑒定到種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暫稱之為葡萄屬。東陽遺址出土了一粒君遷子種子，（圖一，14）君遷子的果實俗稱“黑棗”，在植物分類上與柿樹同科同屬，現今多將其作為嫁接柿樹的砧木。核果也是肉果的一種，種子被三層果皮所包裹，外果皮很薄，仍被稱之為“果皮”，中果皮異常發達成為可食用的“果肉”， 內果皮木質化變成了堅硬的“ 果核”。核果大多數也是水果類，例如桃、李、杏、梅、棗等，都是人類喜愛的果品。東陽遺址浮選出土了一枚棗核，短長圓形，表面布滿深溝紋，（圖一，15）鑒定為酸棗。酸棗又名野棗或山棗，是棗的變種，果肉雖然較薄，但味道酸甜，在古代是一種重要的果品，后被栽培成為大棗。

　　最后需要補充的是，除了以上各種植物種子之外，在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樣品中還出土了26個炭化的果實，大多數已殘破，從果實的破損部位可清晰地看到內含的種子。（圖一，16）經鑒定，這些果實屬于薔薇科的梨屬（Pyrus），可能是秋子梨。一般而言，考古遺址浮選出土植物果實的概率很小，因為大多數果實在土壤中經過長期埋藏已經腐朽，但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植物果實在埋藏前經過火的燒烤成為炭化物質，也有可能長期保存在考古遺址中。

　　綜上所述，東陽遺址的文化堆分為五個不同的時期，時間跨度相差數千年，浮選出土的植物種子數量和組合也各不相同。從表二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五個時期中以仰韶時期和西周時期的浮選結果最為豐富，而其他三個時期的浮選結果比較貧乏，所以下面將集中分析仰韶和西周這兩個時期浮選出土的農作物遺存，以及所反映的農業生產特點和發展變化。

　　三、仰韶時期的農業特點

　　根據出土遺跡遺物的類型學分析，以及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東陽遺址仰韶時期的文化堆積包括了仰韶文化早期末段（史家類型）和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時期）早段，絕對年代在距今5800年前后。

　　東陽遺址仰韶時期浮選樣品數量不多，僅13份，但從中浮選出土的植物種子比較豐富，計1253粒，平均每份浮選樣品出土植物種子近百粒。農作物遺存包括四種禾谷類作物即粟、黍、水稻和小麥，以及一種豆類作物即大豆，合計848粒，占仰韶時期樣品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68％。

　　從表三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炭化粟粒的出土數量明顯地高于其他四種農作物，出土概率的統計數值更是高達100%。這清楚地說明，在東陽遺址仰韶文化時期古代居民的日常糧食消費中，粟應該是占據第一位的。相對粟而言，炭化黍粒的出土數量并不多，但出土概率較高，達到了46%。這說明黍在當時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還是占有一定地位的。粟和黍的組合在出土農作物中占主導地位，這基本符合分布在渭河平原的其他仰韶文化時期考古遺址的浮選結果，屬于典型的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特點。

　　但是，東陽遺址仰韶時期水稻遺存的出土數量不容忽視，在13份浮選樣品中共發現了143粒炭化稻米和73粒稻谷基盤，合計216粒，占仰韶時期農作物總數的25.5%。出土如此豐富的水稻遺存，這在渭河平原諸多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中并不多見。水稻起源于長江中下流域地區，是中國南方稻作農業的代表性農作物。上個世紀的考古發現揭示，水稻在新石器時代傳播到了包括渭河平原在內的黃河中游一帶。本世紀以來由于浮選法的廣泛應用，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繼續不斷發現新石器時代水稻遺存，特別是屬于龍山時代的考古遺址，凡是開展過浮選工作的幾乎都出土有水稻遺存。但是，屬于仰韶文化時期的考古遺址出土水稻遺存的相對較少，即便有所發現，出土數量也是極少的。例如，近期在西安魚化寨遺址開展的浮選工作，出土的仰韶時期農作物遺存多達5萬余粒，其中絕大多數是粟和黍兩種小米，屬于水稻遺存僅有區區5粒炭化稻米和2粒稻谷基盤，在出土農作物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然而，在東陽遺址仰韶時期浮選結果中水稻遺存所占比重非常突出，出土數量甚至超過了炭化黍粒，僅次于炭化粟粒。

　　東陽遺址出土水稻遺存異常豐富可能與遺址所處環境的特點有關。在東陽遺址發現的屬于仰韶文化時期的各種遺跡現象，如房址、灰坑、灰溝、柱洞等，都集中分布在一個高突的臺地上，反映出當時的遺址周邊環境比較潮濕，所以人類擇高而居。仰韶文化時期恰處在全新世大暖期，渭河平原地區的氣候應該比現今更加溫暖濕潤，水源相對充足。如是，潮濕低洼的遺址微環境和濕潤多雨的大暖期氣候為東陽遺址仰韶時期古代先民種植水稻提供了條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東陽遺址仰韶時期浮選樣品中還發現了稗。稗草的生長習性與水稻完全相同，能夠在稻田中伴隨水稻生長，因此成為現今最常見也是危害最大的水田雜草。集中出土在仰韶時期浮選樣品中的稗草種子，從另一個側面旁證了東陽遺址仰韶文化時期存在種植水稻的事實。

　　通過浮選法獲得的植物遺存在絕對數量上是有誤差的，這些誤差是炭化植物遺存在堆積過程中、埋藏過程中以及被提取過程中存在的各種自然或人為因素造成的，因此，在對考古遺址出土植物遺存進行量化分析時，除了要考慮植物遺存的絕對數量外，還應該結合其他計量方法，如出土概率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植物遺存的出土概率是指在遺址中發現某種植物種類的可能性，是根據出土有該植物種類的樣品在采集到的樣品總數中所占的比例計算得出的，這種統計方法的特點是不考慮每份浮選樣品所含的各種植物遺存的絕對數量，僅以“有”和“無”二分法作為計量標準，統計結果反映的是植物遺存在遺址內的分布范圍和密度。從理論上講，與人類生活關系越密切的植物種類被帶回居住地的可能性越大、頻率越高，因而被遺棄或遺漏在遺址中的幾率就越高，散布在遺址中的范圍就越廣，由此反映在浮選樣品中的出土概率也就越高。與出土絕對數量相比較，出土概率的統計數值雖然相對籠統寬泛，但卻大大地降低了誤差率，更接近真實。據此，當浮選出土的某一種植物遺存的絕對數量和出土概率的統計數據不一致時，應該以出土概率的統計結果為主。

　　從表三可以看出，東陽遺址仰韶時期水稻遺存的出土數量雖然非常突出，但出土概率并不是很高，統計數值為38%，不僅低于粟，而且還低于黍。所以，如果依據出土概率的統計結果，水稻在當時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的地位實際是低于粟和黍兩種小米。換句話說，雖然由于遺址周邊環境的特殊性，東陽遺址仰韶時期農業生產中水稻種植的比重相對較高，但也沒有超過北方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粟和黍的統治地位。從整體上講，仰韶文化時期渭河平原的農業生產特點仍然屬于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即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特點。

　　稻屬植物原本是一種半水生的熱帶植物，但栽培稻在人的幫助下可以在多種多樣的生態環境中生存，現如今我國水稻種植的北界已達到黑龍江省的黑河市。水稻種植的范圍大幅度向北延伸是得益于東亞季風氣候的特點，即緯度越高季節性反差越大，具體地講，在我國的高緯度地區，不論冬季有多么寒冷，春季迅速提升的氣溫和夏季持續的高溫足以保證一季水稻的良好生長。但是水稻畢竟是濕地作物，生長期的大部分時間均離不開水。由于整體水資源的缺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生產中，水稻的種植規模和比例在任何時期都不可能超過旱地作物，包括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

　　除了東陽遺址之外，還有一處分布在渭河平原的仰韶文化時期考古遺址出土水稻遺存相對比較豐富，即華陰興樂坊遺址。根據浮選報告，在興樂坊遺址11份仰韶文化中期浮選樣品中發現了粟、黍和水稻三種農作物，合計685粒，其中水稻遺存的出土數量雖然不多，但出土概率達到了38%，與東陽遺址仰韶時期水稻遺存的出土概率完全相同。興樂坊遺址與東陽遺址相鄰，直線距離僅30千米，相同的潮濕低洼遺址周邊環境應該是這兩處遺址出土水稻遺存相對豐富的主要原因。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東陽遺址仰韶時期浮選樣品中發現了小麥遺存。小麥起源于西亞，后傳入中國。截至目前，在中國發現的年代比較可靠的最早的小麥遺存屬于龍山時代，絕對年代在距今4500~4000年，其中經過碳十四年代測定的龍山時代小麥遺存都出土自山東半島一帶。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和準確的年代測定對探討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證據。但是，東陽遺址仰韶文化堆積的絕對年代在距今5800年前后，從中發現的小麥遺存如果不是出土層位被混淆，其年代比目前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小麥遺存還早一千余年，實屬異常現象。

　　一般而言，考古遺址出土植物遺存在年代上如果出現異常，最大可能是出土層位的混淆。考古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皆因埋藏在土壤中才得以保存，但土壤自身的特性以及自然界中各種因素對土壤的作用可能會擾動埋藏中的古代文化遺存，由于炭化植物遺存如植物種子的個體非常細小，在埋藏過程中受到擾動的可能性更為嚴重。例如，植物根系在生長過程中對周邊土壤產生的機械擠壓作用，以及植物死亡后其根系腐朽在土壤中造成空洞，都有可能改變炭化植物遺存的埋藏層位或位置。再例如，生活在土壤中的蚯蚓、螞蟻等蠕蟲或昆蟲的活動也能夠對埋藏的炭化植物遺存造成搬運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東陽遺址出土的4粒屬于仰韶時期的炭化小麥粒中，唯一一粒完整的是在柱洞樣品中發現的，這對判斷仰韶時期小麥遺存的確切年代增添了更多疑點。總之，對于東陽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小麥遺存應該持謹慎態度，對其年代不能過早下結論，有待于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并參考更多的相關考古資料進行綜合分析。

　　四、西周時期的農業變化

　　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樣品的數量多，浮選結果也最為豐富，從17份浮選土樣中出土了近兩萬粒炭化植物種子，其中就包括了前面一再提到的灰坑H47出土的11380粒藜種子。如果不考慮異常樣品即灰坑H47出土的藜，西周時期浮選樣品出土植物種子總數應該是7894粒，平均每份浮選樣品出土植物種子多達464粒，數量仍然十分驚人。出土植物種子中依然是以農作物籽粒為主，合計5487，占西周時期植物種子總數的69.5%，其中包括五種禾谷類作物即粟、黍、水稻、小麥和大麥，兩種豆類作物即大豆和紅小豆。

　　與仰韶時期浮選結果相同的是，西周時期農作物也是以炭化粟粒的出土數量最為突出，總計4399粒，占西周時期農作物總數的80%，出土概率統計數值高達94%。（表四）與仰韶時期浮選結果不同的是，西周時期炭化黍粒的出土數量極少，僅發現了50粒，在農作物總數中所占比例不到1%，出土概率也不是很高。前面提到，粟和黍的組合是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但一般認為在二者之間應該是以粟為主，黍為次，以至于有學者將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直接稱為“粟作農業”。20世紀以來，在中國北方地區開展的浮選工作證實了這一看法，在絕大多數考古遺址浮選出土的秦漢以前的農作物遺存中，粟的出土數量一般都高于黍。黍俗稱“黍子”或“糜子”，是所有谷類作物中抗旱能力最強的作物之一，而且耐鹽堿，能夠在各種土壤上種植，所以常被作為新開墾荒地的首選農作物。但是與粟相比較，黍的產量偏低，而且黍米口感獨特，適宜制作小吃，做主糧不如粟。粟的單位面積產量高，口感好，可煮可蒸，而且易儲藏，粟的秸稈還是一種優良的家畜飼料，稱之為“谷草”。因此，在古代北方旱作農業中，雖然粟和黍同為代表性農作物，但在農耕生產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粟是首選，在農業生產條件較差的地區，一般以種植黍為主。東陽遺址位于渭河平原東部，氣候適宜，土壤肥沃，水資源充足，這種良好的農業生產條件應該就是西周時期當地先民在農業生產中選擇粟作為首要農作物品種的原因。

　　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結果中的最令人興奮的發現是小麥遺存，在17份浮選樣品中共出土炭化小麥粒878粒，另外還有2粒小麥穗軸，合計出土數量多達880粒，出土概率統計數值更是達到了驚人的82%。從表四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西周時期浮選結果中，小麥不論是在絕對數量還是出土概率上都是僅次于粟，遠高于其他五種農作物。一般而言，浮選出土的炭化植物種子的尺寸越小、結構越致密，在文化堆積中長期保存和被提取的幾率就越高，反之則反。小麥粒的尺寸遠大于粟粒，二者體積差將近30倍，所以在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出土農作物中，小麥粒與粟粒的比值實際并不像絕對數量所顯示那樣懸殊，出土概率數值的差距應該更接近事實。

　　浮選結果中小麥遺存的比重如此之高，反映出小麥的種植在東陽遺址西周時期農業生產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很可能代表了公元前1046~前771年的西周時期整個渭河平原的農業生產狀況。前面已經提到，起源于西亞的小麥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小麥作為一種優良的高產旱地糧食作物，傳入中國后勢必對北方旱作農業原有的主體糧食作物粟和黍兩種小米產生巨大的沖擊，促使當地農業種植制度逐步地由單純依賴秋熟作物向夏熟和秋熟作物并重的方向轉化，農業的主糧生產也由以種植粟和黍為主轉變為以種植小麥為主。東陽遺址浮選結果揭示，中國北方旱作農業主體農作物的轉化過程是一種漸變過程，在小麥傳入中國一千年后，即西周時期，渭河平原的旱作農業生產種植制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小麥的種植規模大幅度提高，已經成為與粟同等重要的主體農作物之一，但尚未完全取代粟和黍兩種小米。

　　與仰韶時期浮選結果截然相反是，西周時期浮選結果中的水稻遺存非常少，僅發現了2粒碎稻米，在出土農作物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前面已經提到，水稻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就已經傳入黃河中下游地區，在龍山時代得到迅速普及，目前開展過浮選工作的龍山時代考古遺址幾乎都出土有水稻遺存。然而到了夏商周時期，曾經興盛一時的北方水稻種植開始大幅度南退，例如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諸多考古遺址中的兩周時期浮選結果中，已經很難再發現水稻遺存，或僅零星發現極少量的水稻遺存，正如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結果所展示的。

　　水稻從北方旱作農業區退回到南方稻作農業區，這一歷史回歸為什么會發生在西周時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個因素最為重要：其一是發生在西周中期的大幅度降溫事件，古本《竹書紀年·周》記載：“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這次突發降溫事件造成了中國北方出現了短時期的氣候變干變冷，致使許多區域失去了水稻的種植條件。其二是西周時期小麥種植規模的大幅度提高，為北方地區農業種植制度的改良提供了更好的農作物選擇。前面提到，由于生態環境的制約，水稻在任何時期都不可能替代粟和黍兩種小米成為北方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但小麥卻具有這種潛力。與水稻相同是，小麥是高產谷物，單位面積產量與水稻不相上下；與水稻不同是，小麥是旱地作物，更適合在干旱和半干旱的中國北方地區廣泛種植和推廣。在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結果中，小麥遺存的大量出現伴隨著水稻遺存的幾乎消失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西周時期浮選結果中發現了七種農作物，除了上面討論的粟、黍、小麥和水稻之外，大豆和大麥也值得關注，雖然這兩種農作物的出土數量和出土概率都不是很突出，但也分別占到了一定的比例。特別是大豆遺存，在17份浮選樣品中發現了142粒炭化豆粒，超過炭化黍粒的出土數量，而且出土概率也達到了29%，說明在西周時期農業生產中大豆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農作物品種。出土的紅小豆也很重要，但由于僅發現了一粒炭化豆粒，存在各種可能性，所以不便展開討論。綜上所述，在出土農作物中相對重要的有粟、小麥、大豆、黍和大麥。這些農作物中既有谷物如粟、黍、小麥和大麥，也有豆類作物如大豆；即有秋熟作物如粟、黍和大豆，也有夏熟作物如小麥和大麥；即有耐旱作物如粟和黍，也有灌溉作物如小麥和大麥，表現出了典型的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

　　所謂“種植制度”是指一個區域在一定時期內為適應氣候、土壤、水文等環境因素，以及社會經濟條件和生產技術水平而形成的農業生產體系，例如土地利用、農作物品種構成以及相應的種植方式等。所謂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是指在一個區域內同時種植對生長條件需求不同的多種農作物品種以及與之相應的種植方式。在現今的機械化農業生產技術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單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應該是農業生產的發展趨勢，有利于大規模生產、管理和經營。但是，在農業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的史前乃至歷史時代，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卻是一種先進的農業生產模式。首先，由于不同農作物品種的生長習性不同，對土壤、水分、陽光等生長條件的要求不同，采用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耕種土地和充分利用生長季節，由此提高限定區域的農業生產總值。其次，由于不同農作物品種的抗災特性不同，許多農業災害是專一性的，僅局限在某些特定農作物品種上的，例如危害夏熟作物的雜草組合就與危害秋熟作物的不同，威脅豆類作物的病蟲害一般不會侵擾谷物類作物，等等。因此，采用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減輕各種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其三，長期采用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勢必間接地開創了新的人工生態環境，為增加植物種類的多樣性和引進新農作物品種提供了先決條件。由此可見，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結果表現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反映出了渭河平原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

　　最后需要討論的是灰坑H47出土藜的問題。前面多次提到，東陽遺址西周時期浮選結果中出土的藜種子總計多達11410粒，其中絕大多數（11380粒）都出自同一個遺跡單位中，即灰坑H47。一種植物遺存的出土數量如此巨大，出土背景又如此集中，這應該是一種人為現象，換句話講，這些藜種子很可能是被有意識地收藏或儲藏在窖穴內的。

　　在植物分類中，藜歸屬藜科（Chenopodiaceae）的藜屬（Chenopodium），其中藜屬植物包括有250余個種，分布在中國的約有20個種，其中大多數種屬于雜草類植物。但是藜屬植物也不是一無是處，有些種可以用做家畜飼料，有些種可以用作中草藥材，還有些種人類可以食用，例如藜的嫩枝葉就是一種美味的野菜，所以又被稱之為“灰菜”。然而東陽遺址灰坑H47出土的都是藜的種子，這些細小的種子對人類而言似乎沒有用途。但是，分布在美洲的某些藜屬植物的種子對人類卻非常重要，例如，北美洲古印地安人曾將野生的伯蘭德氏藜（C.berlandieri）馴化成為了栽培谷物。南美洲安第斯山區古代先民也馴化出了一種栽培藜，稱之為藜麥（C. quinoa），直至今日，南美洲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山區仍然大規模種植藜麥。伴隨新大陸的被發現，藜麥還在近代被傳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區，例如，我國北方有些地區也開始引進并種植藜麥。

　　中國古代是否也曾存在過某種被馴化的栽培藜，目前還不清楚。通過現生標本比對發現，東陽遺址出土的藜種子與現生藜的種子不論是尺寸大小還是形態特征都沒有顯著差異，判斷應該是野生種。那么問題是，東陽遺址古代先民為什么要采集和儲藏數量如此巨大的野生的藜種子？我們推測最大的可能是作為食物儲藏。自然生長的藜科植物的種子雖然細小，種皮較硬，不是理想的人類食物，但經過加工還是可以食用的。例如在我國北方地區生長的一種藜科植物沙蓬（Agriophyllum squarrosum），其種子雖然細小，但富含蛋白和脂肪，被稱為沙米。《本草綱目拾遺》記載：“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爾多斯所產尤多。枝葉叢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作為粥，滑膩可食；成為末，可充餅茶湯之需。”當然，藜的種子較沙蓬的種子更加細小，口感差，但也可以食用，再考慮到藜科植物盛產種子的植物特性，所以在農業不發達的古代社會，藜很有可能被人類作為食物采集并儲藏。事實上，與之相似的考古發現曾有過報道，例如在西安魚化寨遺址一座仰韶文化早期灰坑H201中出土了近24萬粒藜的炭化種子。在漢陽陵的外藏坑DK15內發現了大量的藜科植物種子，被鑒定為杖藜（C. giganteum）。等等。

　　五、結語

　　大量的考古資料顯示，中國農業起源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演變過程，這個過程起始的標志是出現在距今一萬年前后的人類耕作行為（cultivation），完成的標志是在距今6000~5000年的農業社會的建立，在這之間是一個歷經數千年之久的過渡階段。

　　20世紀50年代半坡遺址的發現和近些年來一系列仰韶時期考古遺址的浮選工作，為我們探討渭河平原的農業起源和早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實物證據。根據出土農作物遺存和相關考古資料的分析，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初期，渭河平原就已經出現了農耕生產，但當時的社會經濟主體是采集狩獵，屬于農業范疇的農作物種植和家畜飼養僅是輔助性的生產活動；在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渭河平原仍然處在農業起源的過渡階段，期間采集狩獵在當地人類生活中的比重日漸衰落，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的比重日漸增強；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渭河平原率先完成由采集狩獵向農業社會的轉變過程，進入到了以農耕生產和家畜飼養為主導經濟的農業社會發展階段。

　　東陽遺址浮選結果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我們對新石器時代渭河平原古代農業生產特點的認識。例如，在仰韶時期浮選樣品中出土了豐富的水稻遺存，以及與水稻種植密切相關的稻田雜草，這說明在仰韶文化時期，由于濕潤多雨的大暖期氣候，渭河平原的古代旱作農業生產中也包括有水稻的種植。當然，渭河平原畢竟屬于旱作農業生產區，水稻的種植僅局限于某些特殊區域，如東陽遺址所處的潮濕低洼環境。從整體上講，仰韶文化時期渭河平原的農業生產特點仍然屬于北方旱作農業，即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主。

　　東陽遺址擁有夏商周至西漢的連續文化堆積，為我們繼續探討渭河平原古代農業在新石器時代之后的發展狀況提供了資料。略感遺憾的是，除了前面已經介紹的仰韶時期和西周時期的浮選結果，東陽遺址其他時期的浮選結果都不理想，浮選樣品數量少，出土植物遺存貧乏。例如，屬于夏商時期的浮選樣品僅有7份，出土了60粒炭化植物種子；屬于東周時期的浮選樣品有12份，出土植物種子373粒；屬于西漢時期的浮選樣品有11份，出土植物種子316粒。從表一可以看出，采自隨葬陶器內積土的浮選土樣是導致東周時期和西漢時期浮選結果貧乏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墓葬內埋藏炭化植物遺存的幾率較低，再加之陶器內積土的土量有限，所以采自隨葬陶器內積土的浮選土樣中炭化植物遺存貧乏是不難預料的。如果不考慮隨葬陶器浮選土樣，東周時期浮選結果實際上還是比較豐富的，在5份采自灰坑的浮選土樣中共出土了炭化植物種子339粒，其中包括粟、黍、小麥、大麥和豌豆五種農作物，合計220粒，雖然仍然不及西周時期浮選結果豐富，但二者之間具備了一定的可比性。另外，夏商時期浮選結果雖然非常貧乏，但出土植物種類還是多樣的，因此也可以勉強與西周時期和東周時期浮選結果進行比較和分析。（表五）

　　從表五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夏商時期和東周時期出土農作物的情況與西周時期十分相似，特別是東周和西周時期的結果相差無幾，據此，前面根據西周時期浮選結果所復原的渭河平原古代農業特點應該能夠代表整個夏商周時期，即青銅時代。

　　青銅時代渭河平原的農業仍然屬于以種植粟為主的古代北方旱作農業傳統，但從西亞傳入的小麥異軍突起，在當地農業生產中的地位突然大幅度提升，種植規模擴大，在糧食消費中所占比重也顯著提升，取代水稻、并超過黍和大豆，成為僅次于粟的重要農作物品種。小麥作為一種優良的高產旱地糧食作物，傳入中國后勢必對北方旱作農業原有的主體糧食作物粟和黍兩種小米產生巨大的沖擊，促使當地的農業種植制度逐步地由依賴粟類作物向以種植小麥為主的方向轉化。在青銅時代渭河平原的農業生產中，小麥雖然還沒有完全取代粟和黍兩種小米，但已經處在了與粟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國歷史時期的“南稻北麥”的農業生產格局即將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