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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是韓愈系列作品“五原”中的最重要的一篇（此系列成于貞元十二年到十九年間即７９６－８０３）。此時韓的政治、學術思想都已定型，他不但公開自詡為儒家正統的傳道士和衛(wèi)道士，還表示“舍我其誰也”。他在《原道》中首先就說“孔子傳孟柯，柯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可見韓是以匡復儒家道統的代表自居的。 韓愈說：“由周而上，上而為君，故傳其事；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說其長。”他看到僅有他個人對“道”的精熟、熱誠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君王的支持。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在行動上顯示出不甘“只說其長”的積極進取。正如后來他在《諫迎佛骨表》事件中的表現。 不過歷史事實令人頗感滑稽，韓愈既以衛(wèi)道者自居，為什么唐憲宗一發(fā)怒就誠惶誠恐，磕頭請免死罪呢？韓愈被貶潮州后，又呈《謝上表》再度謝罪。雖然這可以理解為“傳道”的權宜之計（韓之反佛確實貫穿一生），只是若就“威武不能屈”的要求講，不能不說這是個“污點”吧？ 韓愈認為佛教熾盛，對國計民生構成嚴重威脅，《原道》猛烈抨擊佛教的同時，力主復興純粹的儒家道統（注：儒釋道并存局面唐代開始顯現的），并以“先人之教”下的社會民生和佛老之道下的社會狀況相比，期望從而宣傳并達到排斥佛教的目的。 首先，他定義了儒與佛的區(qū)別。他給“儒道”下的明確定義及具體內容為：“吾所謂道德者也，合仁與義言之者也，天下之公言也。”然后他敘述了儒道興衰的過程，指責所謂的孔丘信徒們竟附合異道者的言論，認為說孔子曾以郯子長等人為師的說法很荒誕。其意是說，儒道天然自成一體，無須也根本沒汲取過它學說。接著他又將古之教下的民生，與今之教下的民生相比較。從從事生產勞動者的比例上指出崇佛的危害。“古之民者四（指士、農、工商）今之民者六（指佛教徒和道教徒再加上前四種）……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他由此推論說，儒道之下民富；佛道之下民窮。 韓愈對佛攻擊的第二個要點是佛老的“清靜寂滅”說和佛教的棄絕君臣父子“相生養(yǎng)之道”。他認為太古不是天事，“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有以為也。”他還以圣人引導人類從巢居到穴居，從穴居到宮室居證明佛老所謂“清靜寂滅”之說的荒謬。說“古之無圣人，人之類滅久矣。” 把社會發(fā)展歸為人有“將有以為也”的主觀能動性，所論不錯；但將人類能存在歸為圣人的功勞，這圣人顯然是指符合儒家道統觀點中的堯舜那類人。 韓愈其后說，禮樂刑政是維護社會生產秩序的必要手段，正面提出在社會組織中，一定要在圣人之教下形成的完整的“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社會等級秩序，并斷定只有在這樣的道德關系中，社會才是完美無缺的。諸如“為道易名，為教易行。順而拜，愛而公，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這把封建倫理道德的作用提到了嚇人的高度。由此他再次指出，當前要恢復儒道，首先要解決的主要障礙就是佛老這個異教，以及傳道權力的問題。 《原道》反佛是為了復道，后者是終極目的。反佛的理由是“佛老有害國計民生”，這有事實上的合理性，并且反映了世俗地主與僧侶地主之間的矛盾，但其反佛的歸結點卻是儒家的等級倫理秩序，甚至在孟子的“民本思想”都有明顯的倒退。他說：“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能財貨以事其上，則誅。”這充分說明民眾在韓愈心目中無足輕重。雖然韓文也說要統治者實行“鰥寡孤獨疲疾者有養(yǎng)也”，也依然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的。這是其地主階級生養(yǎng)觀念與現實倒置的反映。 韓愈為了證明儒道的純粹性，甚至堅決否認孔子曾師事過郯子、老子，因此就整體看，對韓愈《原道》的評價不只是不宜過高的問題，而是韓之反佛談不上有什么進步意義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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