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現實主義出發,描寫了40年代解放區農民的生活斗爭,表現了中國農村的歷史性變革。
趙樹理繼承了魯迅、葉紫等新文學作家描寫農民生活,關注農民命運,揭示農民在封建壓迫下形成的精神病態的優良傳統,又以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表現了前所未有的40年代共產黨新政權領導下解放區農民的生活狀態和思想變化。 其中有農村基層政權建立初期,農民與混入政權內部的封建地主、惡勢力以及蛻化的農民干部的矛盾斗爭;有對農民身上的封建觀念、小生產者的落后意識的批判,以及對農民的教育改造;還有反映農民生活方式、思想感情、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新變化,歌頌解放區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權。 2.趙樹理的小說中塑造出幾類獨特的農民形象,為新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嶄新的翻身農民形象。 其中,既包括深受封建勢力壓迫、封建思想毒害、以舊觀念心理處世,最終不同程度有所轉變的老一代農民形象(二諸葛、三仙姑);也包括正義、樂觀、敢于同封建勢力和傳統思想斗爭,在新政權支持下,真正掌握了自己命運的新型農民形象(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小字輩”青年);還包括農民出身的農村基層干部形象(老楊同志、鐵鎖)。 3.趙樹理致力于小說藝術的民族化、大眾化探索,創造了適宜農民接受又雅俗共賞的新通俗文體。 趙樹理借鑒改造民族傳統的民間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著重在矛盾沖突中,通過人物的行動語言塑造人物;第三人稱敘述,故事情節連貫,有頭有尾,順序發展,可分可合;語言口語化,幽默風趣,簡約有味。富有地方色彩和泥土氣息。這種語言是現代白話文與說書人語調和鄉下人大白話的巧妙結合,不僅農民或讀或聽或感到親切,知識分子也能咀嚼出別一種味道,顯示了趙樹理與眾不同的藝術風格。 總之,趙樹理小說的復雜的,他的出現也具有多方面的意義,不僅僅宣告了文藝大眾化在解放區的成功,也不僅僅意味著一種新的農村題材小說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還標志著知識分子敘述者全面讓位于政治話語主體,標志著'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真正開始了整體結構的轉型。 但是從農民文化角度去表現農民,也使趙樹理在一定程度上遷就了農民的文化心理的欣賞水平,帶來了其小說創作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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