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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濟橋 郝良真 【閱讀提示】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唐代詩人杜牧一首《銅雀臺懷古》，使得位于臨漳縣境內(nèi)的銅雀臺至今余韻留香。 “臺，觀四方而高者。”中國古代的臺式建筑肇始于商周，成長于春秋、戰(zhàn)國，至秦漢日趨完美。早期的臺，是一種高而平的夯土建筑，一般筑成方形。 河北臺式建筑眾多。西周邢侯建國后在邢城外（今邢臺市一帶）筑邢侯臺，戰(zhàn)國時期趙國趙武靈王在邯鄲筑叢臺、燕國燕昭王筑黃金臺，三國時期曹操在鄴城筑銅雀臺、金鳳臺、冰井臺…… 古建筑中的臺是什么樣的？古代為何要筑臺？通過古籍文獻和考古發(fā)掘，讓我們領(lǐng)略古建筑“臺”的恢宏氣勢和它所承載的歷史故事。 王權(quán)威嚴的象征 在邯鄲叢臺公園，不入園，抬頭便望見園中核心主體建筑、高28米的青磚高臺——武靈叢臺聳立園中。 叢臺分三層，方圓約1100平方米，始建于戰(zhàn)國時期，是邯鄲的地標建筑，更是趙都邯鄲的見證和象征。 盡管如今的“武靈叢臺”在歷史上幾經(jīng)修復重建，外觀已不復戰(zhàn)國原貌，但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這座高聳屹立的古臺，依然保留著戰(zhàn)國時期的夯土內(nèi)里。 1963年夏，邯鄲遭遇一場特大暴雨，叢臺東南部倒塌。文物部門在隨后的考古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叢臺夯土結(jié)構(gòu)與戰(zhàn)國都城趙王城城墻結(jié)構(gòu)完全相同，并發(fā)現(xiàn)大量戰(zhàn)國時期的陶片等遺物。 這說明叢臺夯筑結(jié)構(gòu)的下部中心是戰(zhàn)國時期所筑，叢臺確實為戰(zhàn)國時代建筑無疑。 古籍文獻也佐證了叢臺始建于戰(zhàn)國的考古判斷。 東漢張衡的《東京賦》中記載：“是時也，七雄并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筑章華于前，趙建叢臺于后。”三國時期東吳的薛綜在《二京解》“趙建叢臺于后”注釋中說，“趙武靈王起叢臺。”宋《元豐九域志》磁州古跡也明確提出，“叢臺，趙武靈王所筑。” 就像現(xiàn)代建筑不斷刷新世界第一高度一樣，戰(zhàn)國時期“競相高以奢麗”的建筑載體是“臺”。那么，兩千多年前趙武靈王修筑的叢臺，究竟有多高？ 北宋著名詞人賀鑄在其《慶湖遺老詩集》的《叢臺歌》序中指出：“按《邯鄲縣譜》，叢臺趙武靈王筑，起地三百尺，今故址猶十仭，在縣中東北隅。” 按戰(zhàn)國時期一尺約合23厘米，叢臺“起地三百尺”，有六七十米。如果這一記載準確，叢臺可謂戰(zhàn)國時期的“摩天建筑”了。 而且，史籍中還有“連聚非一，故名叢臺”“上有雪洞、天橋諸景”的記載，可見當時的叢臺可能不是一座孤臺，而是一處由多座相互連接的高臺建筑群。同時，考古工作者在叢臺周圍發(fā)現(xiàn)幾處夯土臺遺址，推測很可能是戰(zhàn)國時期的叢臺遺址。 東漢末年，隨著古都邯鄲的衰微，在河北崛起了第二座中心城市——鄴城（今邯鄲臨漳一帶）。自曹魏到隋朝四百余年間，鄴城先后為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都城。 而當時鄴城的標志性建筑，便是魏武帝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建安十八年（210年-213年）修建的鄴城三臺——銅雀臺、金虎臺、冰井臺。 在今天的邯鄲臨漳縣三臺村，辟有鄴城銅雀三臺遺址公園。 因為漳河的泛濫，鄴城遺址遭受破壞，如今地面上的遺存幾乎蕩然無存。 遺址公園的三臺模型展館中，再現(xiàn)了鄴城三臺昔日恢宏的建筑格局。 三座高臺以鄴北城的西城墻為基，南北直線縱列，銅雀臺居中，其北為冰井臺，南為金虎臺。三臺中間相隔六十多步，之間有浮橋式閣道相連，兩橋一寬一窄，稱為大橋和小橋。 二橋“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唐代詩人杜牧借二橋的諧音，寫出了“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的著名詩句。 據(jù)左思《魏都賦》記載，“銅雀臺基高十丈，有屋一百零一間；金虎臺基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間；冰井臺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豎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煤炭，又有糧倉和鹽窖，以備不虞。有冰三室，與涼殿均有閣道相通。” 漢代一丈大約2.4米，三臺中最高的銅雀臺，不算臺上建筑，僅臺基就24米。 中國古代的高臺建筑肇始于商周，成長于春秋、戰(zhàn)國，至秦漢日趨成熟。 高而平，一般為方形，夯土建筑，這是我國戰(zhàn)漢時期高臺建筑的典型特征。這些巍峨聳立的高臺建筑，在當時是國家強盛、王權(quán)威嚴的象征。 文化活動的“舞臺” 如此高大雄偉的高臺建筑，究竟發(fā)揮什么作用？ 根據(jù)文獻的記載和考古遺址，這些高臺建筑是當時上層統(tǒng)治者和貴族飲宴作賦、賞賜儀式、祭祀等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 鄴城三臺建成之初，曹操就曾率領(lǐng)曹丕、曹植等諸子登樓，使各為賦。 曹植著名的《銅雀臺賦》中這樣描述了三臺的巍峨壯觀：“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關(guān)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曹丕《登臺賦并序》謂：“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嫻。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郁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從“建高門之嵯峨兮”“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等描寫中，我們能想見三臺的雄姿。同時，曹丕的《芙蓉池作》“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銅雀園詩》中“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曹植的《公宴詩》中“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劉楨的《西園公宴》中“永日有游戲，歡樂尤未央”等詩句，又為我們再現(xiàn)了鄴城三臺夜以繼日宴饗賓客，文人雅士吟詩作賦的盛況。 東漢末年，北方一大批文學家，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劉楨、陳琳、徐干、蔡文姬、邯鄲淳等，聚集在銅雀臺，用自己的筆直抒胸襟，慷慨任氣，抒發(fā)渴望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憫時悼亂，反映社會現(xiàn)實和人民群眾的悲慘生活，掀起了我國詩歌史上文人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高潮。由于其時正是漢獻帝建安年間，故后世稱為“建安文學”。 很多后世研究者認為，銅雀臺與“建安文學”有著不解之緣，甚至將銅雀臺定位建安文學的發(fā)祥地。 而當這一派文化繁榮、歌舞升平的景象遠去，后世的文人也在詩中留下了懷念、傷感和嘆息。 宋代的邯鄲城，在經(jīng)歷了宋金戰(zhàn)爭的兵燹后，經(jīng)濟蕭條、人口流遷、田園荒蕪，此時的叢臺已經(jīng)荒草萋萋，一片頹敗。宋代文人曾覿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出使金國時路過邯鄲，在其《憶秦娥·邯鄲道上望叢臺有感》寫道：“叢臺歌舞無消息，金樽玉管空陳跡”。 在高臺之上，還曾舉行過如今已經(jīng)消失的賜冰儀式。 這就要說到鄴城三臺之一的冰井臺。 左思《魏都賦》記載：“鄴城冰井臺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豎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煤炭，又有糧倉和鹽窖，以備不虞。有冰三室，與涼殿均有閣道相通。” 據(jù)記載，后趙時三臺華麗之極，甚于曹魏，皇家在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 除了飲酒賦詩、賜冰等活動，高臺還在一段時期承擔了宗教祭祀的功能。 曹操病逝洛陽后，立遺囑，“吾死之后，葬于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余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臺上施六尺床，下施幃帳，朝脯上酒脯米長備之屬，每月朝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前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自此，三臺又成為一個祭祀場所，可以想見，祭祀儀式在如此雄偉的高臺上舉行，隆重而威嚴。 到了北朝時期，佛教大盛，境內(nèi)寺塔林立，僧尼總數(shù)超過二百萬人。《歷代三寶記》記載“（高洋）受東魏禪稱齊，仍即都鄴……沙門二百余萬，寺塔出三十千。”《法苑珠林》亦載：“天統(tǒng)二年三月，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圣寺。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圣寺。”由此可知，北齊后期鄴城三臺已劃入寺廟，用以供奉佛祖。 軍事功能的要點 在戰(zhàn)漢時期，修建高臺是耗資巨大的重大工程。高臺所承擔的功能使命也就不僅僅是文化祭祀等活動這么簡單，高臺所發(fā)揮的軍事功能至關(guān)重要。 例如叢臺，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都是邯鄲城的制高點，發(fā)揮著監(jiān)敵瞭望等軍事功能。 秦統(tǒng)一六國后，戰(zhàn)國趙王城遭到了秦國的平毀，故在西漢趙國封立后，將戰(zhàn)國趙王的園囿作為了王宮。所以，這時的叢臺變成了趙王宮的一座重要建筑。 據(jù)《漢書·鄒陽傳》記載，“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意思是說，在漢初趙國最盛之時，身穿盛裝的武士云集于叢臺之下。 這說明在西漢早期，叢臺經(jīng)常舉行諸如武士云集的各種政治軍事活動，這里是趙國的一處政治軍事活動中心。 在西漢末年的戰(zhàn)亂中，叢臺還曾“置酒高會”，擺設(shè)“鴻門宴”，成為軍事行動的策劃地。 王郎于更始元年（23年）十二月在邯鄲稱帝。次年春，劉秀奉命率軍攻破邯鄲，斬殺了王郎。這次攻邯是劉秀與謝躬的聯(lián)合行動，兩軍又“分城而處”，相互戒備。于是，劉秀“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馬）武登叢臺。”劉秀于叢臺擺設(shè)“鴻門宴”，意在謀害謝躬，因意外而未能得逞，但劉秀又利用這個機會拉攏了馬武。 由此，“置酒高會”便成為家喻戶曉的歷史典故。 明朝嘉靖年間，為了發(fā)揮軍事功能，叢臺還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改建。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兵備副使楊彝因見叢臺“距城不尋丈，其勢峨然出城表”，便把叢臺與邯鄲的城墻連接起來，還在最高處增建了“據(jù)勝亭”，意為防御據(jù)此者勝。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邯鄲知縣董威又借修城之機，擴建連接叢臺與城墻的這段甬道，使“其闊遂與臺相等”。 同樣，鄴城三臺東側(cè)為武庫、馬場，北側(cè)冰井臺內(nèi)囤積糧食、食鹽和煤炭等軍備物資，因此也在軍事、政治上有重大作用，表現(xiàn)在瞭望監(jiān)視，威懾防衛(wèi)等。 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濁漳水》中就曾記載，曹操站在銅雀臺上，及時望見了前來通報嚴才造反之事的王修。 “建安二十三年，嚴才造反，與其徒屬攻掖門，奉常王修聞變，趕不及車馬到來，將屬官步行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之曰，此來必王叔治也。相國鐘繇對王修說：'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王修答：'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為美談。” 北齊時期，三臺還曾是處死囚犯、梟首示眾的場所。 令狐德棻的《周書·尉遲迥傳》記載，文宣帝高洋登金鳳臺，召太子手刃囚犯，太子膽小戰(zhàn)栗，被文宣痛毆至遲鈍。又在三臺大光殿，以鋸鋸都督穆嵩，遂至于死。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lián)p跌。也以近似方式誅殺元魏宗室，讓他們從臺上乘紙鳶或用席作翅膀飛向臺下，不死的免其罪，從臺上摔死的達百余人。 在高臺之上處罰敵人和囚犯，使其從高處落下，即使身在遠處的民眾也能望見。以這樣殘酷的方式行刑，示眾效應更為明顯，加劇了對民眾的震懾。 臺這一建筑形式，從前國家時期的圖騰柱、男權(quán)信仰、山陵崇拜等中演變而來，在戰(zhàn)漢時期走向興盛，在唐代之后，又向宗廟、陵墓、城墻、望樓等與臺有近似政治、軍事和文化功能的建筑演化而去，最終消失在歷史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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