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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會娜 準確把握掩飾 隱瞞犯罪所得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網絡犯罪中的適用 1.兩罪主觀明知的內涵應從兩個層面理解，即客觀事實層面的“確知”和“或知”，法律事實層面的“實知”。2.兩罪在網絡犯罪鏈條中所處的階段不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發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通常發生在上游犯罪實施過程中；兩罪對上游犯罪明知內容不同，侵害的法益亦不相同。法院經審理查明：2019年5、6月份， 被告人李某某經朋友介紹，在明知提供的銀行卡可能被用于犯罪資金走賬或電信網絡詐騙的情況下仍然同意為他人提供銀行卡走賬并取現給對方。雙方約定，每取款20000元對方支付1000元好處費，提供的收款銀行卡每張1500元，取款銀行卡每張2000元，并收取取現金額1%的中介費。之后，李某某安排被告人張某某提供銀行卡并負責取現事宜，張某某遂向李某某提供了自己和他人的銀行卡共計3張用于接收錢款,并在李權雄的授意下,將接收的錢款轉移至其他20余張銀行卡中自己取現或安排他人分批取現，后再按照李某某的安排，由張某某將錢款交給上游人員。上游收錢人員每次都是晚上取錢，人員固定，但是聯系方式、駕駛車輛經常更換。經統計，被告人李某某、張某某提供給上游人員的收款銀行卡賬戶共計轉賬228.9979萬元,李某某從中非法獲利15萬余元。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某某、張某某明知系網絡詐騙犯罪所得仍幫助他人轉移隱瞞,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某某系主犯；被告人張某某起次要、輔助作用，系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綜合考慮二被告人的法定、酌定量刑情節及認罪悔罪表現，建議判處被告人李權雄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張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如果二被告人退贓退賠，足額繳納罰金，可以宣告緩刑。提請本院依法判處。被告人李某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和罪名均有異議，其辯稱：1.不明知上游犯罪是電信網絡詐騙；2.對罪名有異議。被告人李某某的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無異議，但對指控罪名有異議，其認為：1.被告人李某某主觀上無掩飾、隱瞞他人犯罪所得的故意；2.本案上游犯罪事實不清，本案不具備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入罪前提；3.本案上游犯罪事實不清的情況下，本案定性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為宜。被告人張某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和罪名均不持異議，自愿認罪認罰。被告人張某某的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和罪名均不持異議，但其認為：1.被告人張某某在本案中起輔助作用，應當認定為從犯；2.主觀惡性較小；3.家中老母親身患高血壓，需要張某某照顧。綜上，建議法庭對被告人張天耀從寬處罰，并宣告緩刑。安徽省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2日作出（2020）皖0291刑初54號刑事判決:被告人李某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張某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檢察機關亦未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被告人李某某、張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贓款而予以協助將資金轉移,致使上游犯罪無法及時查處,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某某系犯意的提起者，并指使、安排被告人張某某提供銀行卡和負責取現事宜，且從中獲取高額好處費，應當認定為主犯；被告人張某某受李某某指使、安排，負責提供銀行卡和取現事宜，未從中受益，起次要作用，認定為從犯為宜，依法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被告人李某某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動退出違法所得并賠償被害人的部分經濟損失，依法從寬處罰。被告人張某某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認罪認罰，且系從犯，結合其認罪悔罪表現，本院決定對被告人張某某減輕處罰。關于二被告人的主觀明知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一）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二）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三）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手續費”的；（五）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于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六）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七）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本案中，2019年5、6月份， 被告人李某某經朋友介紹，為他人提供銀行卡走賬并取現給上游人員，從中收取高額好處費，并安排被告人張某某提供銀行卡和負責取現事宜，張某某遂向李某某提供了自己和他人的銀行卡共計3張用于接收錢款,并在李某某的授意下,將接收的錢款轉移至其他20余張銀行卡中自己取現或安排他人分批取現，后再按照李某某的安排，由張某某將錢款交給上游人員，并從中非法獲利15萬余元。因此，被告人李某某、張某某的行為符合上述第（四）、（五）項的規定，且辯方未提供其確實不知的證據，依法應當認定二被告人“實知”案涉資金系犯罪所得而協助將其轉移。綜上, 根據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決。在網絡犯罪中，對于被告人提供資金賬戶、支付結算等行為如何定性，是定性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還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往往成為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也是司法實務中的難點問題。兩罪表面上都存在上游犯罪，都是處理贓款，主觀上都要求“明知”等共同點，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法定最高刑為三年有期徒刑，同時還規定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法定最高刑為七年有期徒刑。在辦理相關網絡犯罪案件時控方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指控，而辯方多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辯護。由于兩罪的法定刑差別較大，選擇適用不同的罪名意味著被告人要面臨不同的刑罰，直接影響了刑罰的公正。因此有必要對兩罪進行辨析研究。在辨析兩罪的不同點之前，先行分析一下兩罪主觀“明知”的內容及內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脫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如何理解兩罪中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中的“犯罪”，應理解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意義上的犯罪，還是僅指犯罪客觀方面的行為要件，筆者認為應理解成后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證屬實的，不影響該罪的認定。上游犯罪事實經查證屬實，但因行為人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不影響該罪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行為可以確認，但尚未到案、尚未依法裁判或者因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等原因未予追究刑事責任的，不影響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認定。從上述司法解釋可以看出，兩罪明知的“犯罪”應界定為危害行為意義上的犯罪，而不是犯罪構成意義上的犯罪。特別是在網絡犯罪中，上游和下游行為人均隱藏在各自的虛擬身份之后，只是通過網絡資源和信息共享機制發生關聯，而對于上游行為人的身份，具體涉嫌犯罪類型等具體內容下游行為人無從知曉，這也契合網絡犯罪的實際狀況。對于兩罪主觀“明知”的程度，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明知”就是“確知”，不包括“或知”，如果行為人僅是模糊懷疑，不能認定為“明知”。二是認為“明知”包括“實知”和“應知”。前者將“明知”僅界定為“確知”，人為限縮了明知的范圍，犯罪分子很容易以未被明確告知作為辯解的理由，從而難以認定主觀故意而逃避法律制裁，筆者難以茍同。在司法實務中，特別是在網絡犯罪中，下游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多是明知上游可能實施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因為上下游之間無直接、明確的犯意聯絡，如果將“明知”僅界定為“確知”，無法有效認定主觀明知。后者“應知”，從文義解釋看，行為人本來可以知道，但由于諸多因素導致不知道，很顯然，“應知”的認定依賴于個人經驗常識等認識能力上，實際上行為人“不知道”，主觀方面歸于過失更為合理些。張明楷教授認為，“應當知道”無論如何不屬于“明知”，否則便否認了過失和故意的區別。顯然，將“應知”解釋為主觀明知，不適當擴大了故意內容的范圍。因此，將“明知”解讀為“確知”和“應知”均不妥當。其實，上述劃分是將不同層面的認識進行分類，難以避免類型的重復或者不周延，因為“確知”和“或知”是從客觀事實層面來說，而“實知”和“應知”是從法律事實層面進行認定。“實知”是司法機關運用證據查證行為人主觀方面“明知”，是證據證明的結果，屬于客觀事實層面的“確知”和“或知”在法律事實層面的認定。總之，將“明知”理解為“確知”和“或知”更符合立法初衷，也更有利于打擊網絡犯罪利益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本案中，2019年5、6月份， 被告人李某某經朋友介紹，為他人提供銀行卡走賬并取現給上游人員，從中收取高額好處費。期間李某某安排被告人張某某提供銀行卡和負責取現事宜，張某某遂向李某某提供了自己和他人的銀行卡共計3張用于接收錢款,并在李某某的授意下,將接收的錢款轉移至其他20余張銀行卡中自己取現或安排他人分批取現，張某某再按照李某某的安排，將錢款交給上游人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手續費”的；（五）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于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因此，被告人李某某、張某某的行為符合上述第（四）、（五）項的規定，兩人雖然對上游犯罪分子的身份信息，犯罪類型等具體內容并不確切地知曉，但根據本案事實、證據，從法律事實層面認定二被告人“實知”案涉款項系犯罪所得而協助將其轉移，據此主觀明知予以確定。（一）兩罪在網絡犯罪鏈條中所處的階段、明知的內容不同從兩罪的犯罪構成來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行為對象為犯罪所得，必然發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針對的只能是上游犯罪所獲得的贓款贓物，行為人明知是贓款贓物而予以窩藏、轉移；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行為人提供支付結算服務的對象通常是上游犯罪實施的犯罪行為，明知其處在整個網絡犯罪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正在為上游犯罪提供技術支持或支付結算等幫助行為。當然不排除上游犯罪既遂后該罪名的適用，部分上游犯罪既遂之后提供幫助支付結算行為，也符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構成要件。如上游犯罪既遂后，為轉移犯罪所得，購買大量銀行卡層層轉移支付，但提供銀行卡者處于概括明知銀行卡賬戶被用于違法犯罪活動，并不明知上游犯罪分子利用銀行卡賬戶轉移贓款，應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處罰為宜。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規定在“妨害司法罪”中，該罪的行為使得違法財產狀態得以存續，妨礙了司法機關及時查處上游犯罪，同時也侵害了上游犯罪的被害人及時挽回經濟損失等相關權利；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規定在“擾亂公共秩序罪”中，增設本罪是為了更準確、有效地打擊各種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保護公民的各項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了維護信息網絡健康發展。本案中，各被告人的行為發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上游人員為了窩藏、轉移贓款，逃避司法機關及時高效查處，以向在案被告人支付高額手續費為誘餌，要求被告人提供銀行賬戶。案涉贓款轉至被告人提供的銀行賬戶后，再由被告人取現交付上游人員。雖然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已經查證屬實，各被告人明知是贓款而予以轉移，妨礙了司法機關正常查明犯罪的活動。綜上所述，本案的行為發生在網絡犯罪鏈條中向上游人員提供銀行卡接收錢款并取現的環節，即上游犯罪行為已經完成，犯罪已達既遂；兩被告人明知的程度為客觀事實層面的“或知”。兩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贓款而協助將其轉移,致使上游犯罪無法及時查處，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司法機關對犯罪行為的正常追訴活動。由以上分析可知，本案符合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構成，依法應以該罪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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