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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實務中如何區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激揚文字 2023-04-21 發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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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銀行賬戶的行為，若行為人對其幫助對象的詐騙行為并不明知或者并無證據證明其明知，僅概括地知道上游行為屬于電信網絡犯罪行為，其行為可能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或者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實踐對兩罪的界定中存在較大爭議。

因兩罪量刑差異較大，正確區分此罪與彼罪對于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依法正確懲治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本案例審判觀點認為，僅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銀行賬戶的幫助行為，并不必然阻斷司法機關對贓款的正常追繳，其幫助行為應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但若行為人在提供銀行賬戶之后又有后續的幫助取現、套現、轉移錢款等行為，客觀上為犯罪所得追繳設置障礙的，則應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本案對于同類犯罪行為準確定罪量刑具有一定示范作用，故此推薦。

案情

●公訴機關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于某

●被告人宋某

2020年12月8日凌晨，被害人馬某某在本市美平路某室住處網上裸聊被威脅敲詐勒索轉賬共計399031元。同日，被告人于某、宋某受他人指使，在明知是犯罪所得贓款情況下，使用自己的銀行卡接收轉賬上述部分贓款予以提現再轉交給他人，以此獲取高額報酬。

經查，被告人宋某在天津市通過銀行ATM機、柜臺取現共計117600元，被告人于某在天津市通過銀行ATM機、柜臺取現共計159800元。

另查明，被告人于某、宋某分別于2021年1月9日、1月11日被公安人員抓獲，到案后均如實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實。二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和證據不持異議，并自愿認罪認罰。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于某、宋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轉移，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被告人于某、宋某均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可以從輕處罰，建議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追究被告人于某、宋某的刑事責任。

被告人于某及其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犯罪事實及罪名不持異議。

被告人宋某辯稱，其對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并不明知。其辯護人提出，從宋某取款時間、地點、取款方式、日常表現來看，其行為均不能認定為“明知”，宋某在偵查階段所供述的其“知情”的意思表示并非真實，不能作為定案依據，且在上游犯罪尚未被裁判決定的情況下，不能認定宋某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宋某的行為可以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宋某具有自首情節，且在共同犯罪中系從犯地位。

審判

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寶山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于某、宋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轉移，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應依法予以懲處。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關于宋某辯護人提出宋某不構成犯罪或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辯護意見。經查，被告人宋某的供述并不存在誘供等非法取證行為，根據在案證據印證二名被告人至多家銀行使用多張銀行卡取款，直至將銀行卡內轉入的贓款全部取現完成，取現模式顯然異常，二名被告人在主觀上應當“明知”是犯罪所得，本案被告人不僅提供自己的銀行卡接收贓款，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予以轉賬，應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責任，上游犯罪未判決并不影響本罪的認定，故被告人宋某的辯護人提出的上述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關于宋某辯護人提出宋某具有自首情節的辯護意見，經查，宋某并非因自己犯罪行為而主動投案，不具有自首的主動性，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關于宋某辯護人提出宋某系從犯的辯護意見，本院認為，于某、宋某在下游犯罪中系行為的直接實施者，為上游犯罪所得成功轉移起到關鍵性作用，造成被害人損失難以追償的危害后果，故辯護人提出的上述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被告人于某、宋某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辯護人提出的相關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于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被告人宋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

責令二名被告人退賠違法所得依法發還被害人。

一審宣判后，二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提出抗訴，一審判決現已生效。

法官說法

為上游電信網絡犯罪提供銀行賬戶進行支付結算、轉賬、取現等幫助行為，但沒有證據證明銀行賬戶提供者與詐騙者之間存在明確的犯意聯絡，不能構成詐騙共犯的前提下，行為人可能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司法實踐中對于二罪名的認定存在較大爭議，因兩罪量刑差異較大，正確區分此罪與彼罪對于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依法正確懲治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一

“明知”的認定：概括性標準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對于行為人對上游犯罪的主觀明知都采用了概括性標準，即無需明確知曉上游網絡犯罪具體是何種犯罪行為。行為人為上游電信網絡犯罪提供銀行賬戶，只要行為人主觀上對上游網絡犯罪行為已存在模糊、零散的認知，對自己提供的銀行賬戶大概率被用于犯罪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即足以認定主觀上的“明知”。

本案中，根據在案證據證實二名被告人提前一晚入住待命，次日一早由司機送二人至多家銀行，使用多張銀行卡取現并將錢款轉交給司機，取現、交易模式明顯異常；二名被告人也供述案發當時就認為錢款來路不正，可能是違法所得；故二名被告人主觀上是可以判斷其提供的銀行賬戶用于實施犯罪行為且其轉移的資金為非法資金，至于二名被告人是否明知上游犯罪行為性質如何、其銀行賬戶內資金由何人轉賬而來，則在所不問。

二

兩罪界分：是否阻斷司法機關

對贓款的追繳

行為人僅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銀行賬戶的幫助行為，包括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收款碼等，此處強調行為人將其銀行賬戶完全交給上游詐騙行為人控制，此種情形下，被害人的錢款進入行為人的銀行賬戶時，上游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即已既遂。此后上游詐騙行為人是否將款項另行轉至其自己名下的銀行賬戶并不影響詐騙既遂的認定。對于銀行賬戶提供者而言，自將銀行賬戶交付給詐騙行為人時起，其已無法控制詐騙行為人如何使用其銀行賬戶。詐騙行為人使用銀行賬戶的方式、時間、階段等具有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不受賬戶提供者主觀意愿的支配。詐騙行為人即使在使用銀行賬戶收取贓款后又提現、轉移贓款，其后續提現、轉移贓款的行為仍然屬于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行為延續。

另外，從是否妨礙司法機關執法司法的角度來看，行為人僅提供銀行賬戶的行為通常發生在詐騙犯罪實施之前或者實施過程中，并未對司法機關追繳贓款另行設置障礙。因此，行為人僅提供銀行賬戶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就本案來看，被告人的客觀行為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將銀行賬戶提供給上游犯罪行為人收取贓款，二是幫助上游犯罪行為人取現、轉移贓款，本質上行為人銀行賬戶還由其自身控制。盡管行為人提供銀行賬戶時并不明確知道上游行為是何種性質的犯罪行為，但對陌生被害人向其銀行賬戶轉入的款項，其大致意識到屬于上游犯罪的贓款。行為人在主觀明知其銀行賬戶內資金為贓款的情況下，仍然配合上游犯罪行為人將贓款取現并交給上游犯罪行為人指定的人。從該行為侵害的法益來看，行為人的行為使犯罪所形成的違法財產狀態得以維持、存續，妨礙了司法機關利用贓款證明犯罪人的犯罪事實，從而妨害了刑事偵查、起訴、審判作用；另一方面，國家的司法職責包括追繳贓款，將其中一部分沒收、一部分退還別害人。就后者而言，該行為也侵害了上游犯罪被害人的追索權。

綜上，行為人的行為符合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妨害司法機關履職的本質特征，應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