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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對華嚴思想的運用，最有影響的應該是希遷（700~790）的《參同契》，《參同契》是禪宗全面吸收華嚴學說的代表作，奠定了此系禪學的理論基礎。 參，是指萬殊諸法各守其位，互不相犯；同，是謂諸法雖萬殊而統于一元，以見個別之非孤立地存在。其在《參同契》中以“回互不回互”之語，明示萬殊諸法間的互不相犯而又相涉相入的關系。修禪者領會此旨，于日用行事上著著證驗，靈照不昧，是謂之契。 《參同契》由五言四十四句二百二十字組成之古詩，詮明萬法交參無窮，镕融涉會之義。其中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等句解釋理事、事事之間的關系。特別強調事事之間“回互不回互”的關系。回互，即指事事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融通之理；不回互，即指事事之間雖相互含攝，而亦各住本位不壞其相。 《參同契》吸收華嚴宗世界觀和方法論確立的運用禪語的原則，在晚唐五代一直受到重視，至五代末，仍被視為衡量禪僧酬對問答是否確當的標準，適應參禪實踐的需要，是促進禪宗吸引華嚴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晚唐時代形成的禪宗五家中，程度不同地重視運用理事范疇。溈仰宗以倡導“事理不二”為特點，并把理事不二視為真佛境界。此可見于《仰山慧寂禪師語錄》中溈山靈祐（771~853)啟悟仰山慧寂(814~890）的問答： 師（指慧寂）問：“如何是真佛住處？” 溈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 師于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后，盤桓十五載。 “理事不二”是仰宗學說的一個中心內容，是指導修行實踐的原則，并且直接與解脫證悟相聯系。靈祐在回答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時，總結說：“凡圣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這是要求把所悟之“理”體、所明之“本心”兩者相徹，把體悟的真理貫徹到一切修行活動（事）中去，如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就是“理事不二”，也就是解脫證悟的具體表現。 曹洞宗的獨特學說由洞山良價（807~869）和其弟子曹山本（841~901）共同建立，曹洞系學說的核心內容是五位說，如《人天眼目》“五位君臣”中說： 正位即屬空界（理)，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像；偏中至者，舍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凈，非正非偏。故曰：虛玄要道，無著真宗。 本寂在《五位君臣旨訣》中，分別從偏正、功勛、君臣和王子四個方面明正位、偏位、偏中正、正中偏、兼帶者等五位。通過五位說明理事之間存在的五種關系，力求達到理事兼帶的境界。 在曹洞宗人的作品和語錄中，“理”可以用正、君、空、體、真、主、寂等概念表示，“事”可以用偏、臣、色、用、俗、賓、動等概念表示，這樣就充分拓寬了理事范疇的運用范圍，使理事關系成為其全部學說討論的基本問題，成為其概括一切關系的總綱，這是曹洞宗運用理事范疇的重要特點之一。 法眼宗的文益（885~958）主張禪教合一，在《宗門十規論》中指出“諸方宗匠，任情直吐，多類野談，率意便成，絕肖俗語”。多讀經論而明理，以救治當時禪宗流于空疏之弊，將《華嚴經》列為禪宗行人應讀的經典之一，更在總結各派參禪理論時，把華嚴理論作為評判標準之一。文益又說： 大凡祖佛之宗，具理具事，事依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資，還同目足。若有事而無理，則滯泥不通，若有理而無事，則汗漫無歸。欲其不二，貴在圓融。 文益完全照搬華嚴宗的理事關系說，成了文益要辨明的禪宗“宗眼”（宗旨），在他看來，禪宗主要派別即是在理事關系上立論。文益對“理”、“事”的界定完全同于華嚴宗，對于理事關系的解釋也是直接采用杜順《法界觀》中所說： 又如《法界觀》具談理事，斷自色空，海性無邊，攝在一毫之上。須彌至大，藏歸一芥之中。故非圣量使然，真猷合爾。又非神通變現，誕生推稱。不著它求，盡由心造。 文益對“事”、“理”關系的總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五代禪宗運用理事范疇的真實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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