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從現在的視角去看西安事變，毫無疑問，張學良是抗日的功臣，正是他以武力扣押蔣介石，逼迫蔣介石不得不放棄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舉全國之力對抗日寇，張學良應該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但是從當時的社會反響來看西安事變，社會輿論包括國際輿論都一邊倒地批評張學良，斯大林更是言辭激烈地稱張學良是日本內奸，張學良自己更是承擔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西安事變之后，之前一直活躍在中國土地上的三十萬東北軍瞬間銷聲匿跡，那么在當時究竟是怎么樣的社會環境，在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夜，究竟發生了什么，事變之后又是如何善后的？三十萬東北軍究竟去了哪里？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之后為何東北軍不去救張學良？請讀者帶著上面這四個問題，來看下面這篇文章——西安事變始末。  1935年12月9日，中國共產黨于北平領導和發動了一二九學生運動，聲援在綏遠抗戰的傅作義，并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全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這是這一年，北平爆發的第五次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全國抗日形勢逐漸高漲，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聯合救國會在上海成立，并發布《宣言》強調中國目前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國內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抗日日寇，恢復中華，由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何香凝，馬相伯，史良，沙千里，章乃器，李公仆等各界有影響力的愛國民主人士擔任委員和主席團成員，救國會成為了當時政治舞臺的一股新生力量，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致信救國會，表示中共同意救國會的政治主張，且共產黨愿意與救國會展開合作，但是救國會的成立，引起了國民黨極大的恐慌。  著名愛國民主人士 沈鈞儒先生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下令逮捕救國會成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仆，鄒韜奮，沙千里，史良，王造時七人，誣告沈鈞儒等有反動嫌疑，這便是“七君子事件”。這七人在當時都是威望極高的愛國民主人士，因此七人被捕的消息傳出來之后，舉國震動，北平政界107人聯名保釋，北平大學學生罷課兩日，宋慶齡也出面協商，同時馮玉祥在南京發起10萬人簽名行動，要求政府放人。張學良更是親自飛往洛陽香山寺蔣宋別墅，勸說蔣介石釋放七君子，但是蔣介石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誰勸都沒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宋慶齡先生 在西安事變的三個月前，在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還爆發了一次不太令世人熟知的“艷晚事件”，艷晚事件是張學良和蔣介石的第一次沖突，也是西安事變的伏筆，表明了張學良決定跳下蔣介石黑船的決心，當時的張學良和蔣介石可以說是互生嫌隙，張學良越來越抵觸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東北軍屢次剿匪不利大為不滿，更是有流言傳出張學良和中共之間，互有秘密聯系的通道，于是蔣介石向西安派去了大量的特務，并由中統接手陜西省黨部，八月，東北大學學生領袖，中共地下黨員宋黎，馬紹周暴露，8月29日，特務在西北飯店抓捕宋黎，馬紹周，不料完成任務正出門碰上西北軍17路軍的騎兵巡邏隊，營附謝晉生以特務沒有抓捕手續為由，將宋黎，馬紹周扣押在騎兵營部，期間宋黎直接致電張學良辦公室電話求救。  張學良與蔣介石 宋黎和張學良相識已久，張學良為培養人才創辦了東北大學，自己親自擔任校長，并且聘請了國內知名教授傳教，而宋黎就是當時東北大學優秀的高材生，一二九學生運動，宋黎被推舉為游行隊伍總指揮，頂著凜冽的寒風和軍警的大刀走上街頭，游行示威，一二九運動之后，張學良前后三次致電東大要求派遣學生代表到西安“說明情況”，宋黎，馬紹周于1936年1月抵達西安，此后三天，張學良連續5次面見宋黎，宋黎的年輕，熱血，不屈不撓，為抗日置生死于不顧的精神感染到了張學良，二人相談甚歡，張學良還送給宋黎一張自己的照片作為禮物，臨走張學良表示，“自己的東大沒白辦，還出了宋黎這樣的人物”。  張學良接到宋黎的電話之后又接到了西北軍領袖楊虎城的電話，張學良非常重視，直接派自己親信孫銘九率衛隊到17軍營部接走了宋黎，張學良一直懷疑宋黎是共產黨，雖然宋黎一直也沒有承認，但是宦海沉浮十幾年的張學良怎么可能沒有嗅到政治氣味，此時的張學良和中共正處于蜜月期，更不可能讓宋黎落入國民黨的手中，張學良救出宋黎之后，馬上派秘書室參謀關時潤，到西北飯店宋黎的住處取回屋內所有文件，不料關時潤卻被埋伏在房間內的特務逮捕，特務擅自逮捕自己的親信讓張學良怒不可遏，直接決定將此事上升到軍事層面，電令王曲105師步兵團緊急入城，全城戒嚴，并扣押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蔣介石親信，步兵團副師長譚海與孫銘九查抄陜西省黨部，救出關時潤，馬紹周，這件事發生在8月29日晚，按照電報韻目代日法，當天的代字是“艷”，因此被稱為“艷晚事件”。  張學良與楊虎城 由于當時蔣介石忙于處理兩廣事件，因此艷晚事件被蔣介石淡化處理，不過艷晚事件也讓蔣介石對素來流傳的張學良“通共”嫌疑進一步加深，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變之后，馬上把目光投向了西北，他制定了第六次圍剿陜甘的方針并親自飛往洛陽督戰，11月2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呈遞《請纓抗戰書》，要求目前當局以抗日為先，蔣介石在其上批復“時機尚未成熟”六個大字，12月2日，張學良以部下不穩，勢難支撐為由，請蔣介石到西安訓話，安定軍心，實際上，張學良是想繼續勸蔣介石放棄內戰聯共抗日。  西安事變舊址 12月4日，蔣介石飛往西安，以臨潼華清池為臨時行轅，次日蔣介石在這里召見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并師以上干部談話，并給了張楊二人兩個選擇，一是將東北軍，西北軍的主力全部開到陜甘前線剿匪，自己坐鎮后方督戰，第二，東北軍西北軍調入福建，讓出陜甘由中央軍接任剿匪，可以說，這個選擇題是蔣介石下達給張學良的最后通牒！  張學良與蔣介石 但是張學良楊虎城二人均是力諫蔣介石以抗日為先，又遭到蔣介石的痛斥。12月7日，張學良只身來到華清池，這一次，張學良聲淚俱下據說都給蔣介石跪下了，力勸蔣介石抗日，但蔣介石依舊不從，沒有辦法的張學良來到楊公館，商議于次日由楊虎城代表西北軍再勸蔣介石，第二日，楊虎城依舊無功而返，蔣介石也看出張學良與楊虎城并無剿匪之心，決定將東北軍和西北軍南調至福建，由中央軍接管西安，11日晚，蔣介石舉行晚宴，宴會上宣布由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其他職務也均被中央軍將領替換。  晚宴結束后，張學良密詔楊虎城和東北軍，西北軍高級將領，宣布于次日清晨兵諫蔣介石，并由騎六師主力團十八團團長劉桂五擔任主攻任務，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華清池警衛隊長王玉瓚共同協助劉桂五，105師師長劉多荃擔任總指揮。  白鳳翔 12日凌晨五點半，騎六師師長白鳳翔，團長劉桂五率部趕到華清池，打響西安事變最驚心動魄的第一槍，因為蔣介石衛隊保鏢憲兵隊裝備極好，因此騎六師與其激戰了整整兩個小時，才徹底瓦解其武裝，孫銘九率先沖進蔣介石的房間，但是蔣介石早已不知所蹤，這讓趕來的劉多荃心驚不已，抓不到蔣介石，行動就算是失敗了，孫銘九一摸被窩，發現還是熱的，斷定蔣介石沒跑多遠，此時一名衛兵報告說在圍墻邊上找到一只拖鞋，劉多荃斷定蔣介石是翻墻逃往華清池背后的驪山，于是下令搜山，同時張學良也指示白鳳翔，劉多荃務必找到蔣介石！ 蔣介石藏身處 蔣介石藏身處 搜山一直持續到九點，孫銘九在半山腰抓到了蔣介石的侄子蔣孝鎮，孫銘九逼問蔣孝鎮蔣介石的下落，蔣孝鎮死活不肯說但眼神不住向上瞄，蔣介石秘書蕭乃華露出頭當即被士兵擊斃（也有一說蕭乃華在逃跑途中，被擊斃于華清池旁），隨后士兵便發現了躲在山洼里的蔣介石。 孫銘九 現在的文獻對于西安事變的描述非常繁雜，口徑大多不一，但是對于蔣介石被抓時候的窘態，所述卻出人意料的一致，蔣介石光著腳，小腿被荊棘劃出條條血痕，凍得發紫的臉上滿是污泥，躲在石頭里瑟瑟發抖，劉多荃隨后趕到，好言勸慰蔣介石，就在華清池發動事變之時，楊虎城率領十七路軍憲兵營火速控制了西京招待所，包括陳誠，衛立煌，邵力子，蔣鼎文，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大員全部成為了階下之囚，與此同時，西安城防司令孔從周指揮警備旅和炮兵團，也解除了駐西安蔣系各部的武裝，并控制火車站，各大銀行，強行接管機場，扣押飛機與飛行員。鑒于在距離西安不遠的蘭州城外，還有大批的國民黨軍隊，張學良指示東北軍第51軍軍長于學忠迅速接管蘭州，于學忠隨后發動蘭州事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拿下蘭州，國軍部隊因為大本營被奪，領袖被拘，也并未公開向于學忠發難。于學忠于次日發文公開響應并支持張學良與楊虎城。 劉多荃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終究是爆發在全面抗戰的前夕，張學良一直以為自己此舉是正義的，是為了民族獨立斗爭而進行的不得已的事變，但是國內外一邊倒的輿論壓力讓張學良始料未及，在這些繁亂嘈雜的各種聲音中，斯大林的聲音分外刺耳，他嚴厲地絲毫不留情面地指責張學良是在破壞中國國內的團結，是在幫助日本人甚至懷疑張學良是日本人的內奸，斯大林這番態度究竟為何，請看下章，對抗日戰爭感興趣的朋友請點擊主頁觀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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